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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27年间是中国科学建制发展的初期，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的成立，这几个事件对于科学在中国的生长而言，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在以科学社为核心的科学初步建制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起了一种阻滞性作用，为了突破这种文化的障碍，在科学社早期活动中科技知识分子集中于传播科学本质、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期营造一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氛围。他们的这种努力，在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结合中，孕育了新文化运动。 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又显示了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现代科学具有鲜明的实验特征，而传统社会又素来对工匠技术有轻视的倾向。科学家群体对实验与调查的重视使得他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空谈”与哲学的批评予以摒弃，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失去了一次对科学进行全面认知的良好机会。当代中国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其部分渊源便在于这次论战及此前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所造成的一种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十分悖谬的是，科学家群体的激烈反“空谈”的气质却更好地促进了中国各自然科学学科的建制化。本文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科学》杂志由科学传播向研究转变及其原因，认为有两个方面促成了《科学》杂志的转变，其一为科学家群体的独特精神气质，另一因素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促使了科技知识分子向研究的转变，通过向研究转变的理念，中国科学社创立了自己的生物研究所，而研究机构的创设，使得科学建制化得进程大大的加快，为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