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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主题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而由象征主义作品出发,去解析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发生角度的论题却鲜见。事实上,象征主义中死亡的表现手法对于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甚至新文学中死亡主题的某些表现特征都是源自于象征主义作品。因此,追溯象征主义死亡主题引入的根源,更有助于研究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如果想要探明这两者之间的相承关系,则要从被称为现代文学源头的经典杂志《新青年》中去找寻。本论文将以《新青年》翻译的象征主义作品为基点,去阐述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死亡主题的、《新青年》以后的作家们是如何借鉴、转化象征主义作品中死亡主题的表现手法以及新文学死亡主题发生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的传统文学常常借流水、光阴、爱情、美人迟暮等意象来表达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常驻,进而婉转地展现生命的流逝和死亡的到来。比如李煜词《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词的尾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最能道出人生的短暂,以及死亡悬临人生的无奈。古诗词中对于死亡的描述,往往是借助现世客观事物的变化来展现时间的易逝,进而暗示死亡的将至,极少正面描写死亡的必然性。到了五四,却迎来了对死亡的全新展现。它是伴随着五四的时代背景,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先后出现的一种与传统文学相悖的文学现象。“死亡”是什么?随着民主自由的兴起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新青年》杂志中翻译的象征主义作品对于死亡的描述,孕育了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发生的肥沃土壤,使死亡呈现出这样的表现特点：1.善于使用象征传递死亡信息；2.惯用通感的手法,将死亡的气氛衬托得淋漓尽致；3.随意组合意象,非逻辑和非理性的自然结合,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4.营造荒诞的梦境,开启死亡的秘境通道。而这些死亡的表现特点都共同指向了“直面”,大胆直露地表现死亡,将死亡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不仅可以使象征主义作品内具有一种个人原始生命力的野蛮,也展现了生命的具体可感,呈现的是人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任死神捉弄的命运。《新青年》中首次提及“象征主义”这一流派的是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中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阐述了象征主义的由来,认为“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变化成为理想主义,进而成为自然主义(即后来的象征主义)。自这篇文章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象征主义”。田汉认为波德莱尔“于美中发现了丑之潜伏,他求善,反得了恶,求神,反得了恶魔”,对波德莱尔的诗作及美学观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真正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文坛的人应该是周作人,他在《新青年》中就将赞美死亡作为梭罗古卜作品的突出特点进行翻译和介绍,认为他是“死之赞美者”,他的作品中实唯“死”之一物。作品中常用的“颓唐”、“恶之腐肉”、“败血”等词汇,具有消极与颓废的病态美,腐肉与残血的恐怖美,一方面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审美震撼,另一方面也为创作中国新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的素材。《新青年》不仅翻译和介绍西方象征主义作品,而且还借鉴象征主义表现死亡主题的手法创作新文学。如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窗纸》就使用象征主义表现死亡的手法,以窗户纸的漏缝为象征物,呈现出许多与死亡意象有关的幻象,一会“是满地的鲜血,是无数的骷髅,是赤色的毒蛇,是金色的夜叉”,一会又说“诺亚的方舟也沉没了,水中还有妖怪,吞吃他的尸首”……带有着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由此,《新青年》以后探索象征主义死亡意象表现手法的作品屡见不鲜。象征主义与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产生关系的原因是：一方面,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面临着民族衰亡的危险,不少青年作家滋生了轻生的念头,绝望、颓废思想的盛行。这种颓废的思想正好与当时法国象征派作家面临的处境相似,因此,《新青年》中这些表现死亡的象征主义作品为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与传统文学不同,《新青年》上许多表现死亡的象征主义作品,使青年作家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死亡的直白表述和由死亡传达出来的反抗的、丑恶的美,使得文坛开始逐步地关注和喜爱死亡的表现手法,引发了对死亡哲理性的思考,孕育了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的研究。以《新青年》为考察中心,挖掘象征主义与新文学死亡主题发生的意义在于从新的角度去研究新文学的死亡主题,探讨受《新青年》影响后而产生的虚无和荒诞的死亡、存在主义下的死亡以及革命背景下的死亡。以往的研究要么以象征主义为基点展开研究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要么就停留在五四以后死亡主题的研究上,极少以《新青年》译介的象征主义作品为切入点研究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因此,《新青年》象征主义作品死亡主题的出现,不仅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框架,也为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的发生拓宽了创作与审美的视野,促使中国新文学死亡主题不可避免地带上现代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