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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派作为在大革命期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以《醒狮》周刊为舆论工具，大力鼓吹“国家主义”，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过程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在大革命期间与其论争对手共产党围绕着国家和社会改造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然而在传统的革命史叙事上对于醒狮派的认识却较为负面，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出于论战的目的而加诸于醒狮派头上的“反革命”、“反动”的帽子，被剥离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原封不动的纳入革命史叙事之中，共产党和醒狮派的政治争论则被解读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而关于醒狮派在国共北伐之后势力衰落，则被解读为“共产党人的揭露——群众觉醒——醒狮派衰落”这样一个典型思想史的叙述，醒狮派势力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之上被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反动实质的揭露”。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这个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开始的。通过史料的阅读和爬梳，发现醒狮派和共产主义者的争论的对错并不像传统的说法中所说的那样的泾渭分明，绝对的真理并不站在任何的一方，双方的论点都是自足的，也都有其合理之处。 就双方在对于国家的看法而言，醒狮派更多地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国家被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共产党人相对而言，对于国家比较的疏离，他们更多地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工具和筹码，而“国家利益”往往则要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国家的这种不同的定位，才造成了双方在革命中敌友划分上的区别，并由此形成了对于革命的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见解。文中将主要以双方对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态度来具体地论述这种现象。 双方对于社会问题改造方面的分歧也比较大，醒狮派虽然也自命为是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新的政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一些民生疾苦，他们大多停留在一种同情的阶段，其社会改造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被涌盖于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之中，并服务于唤醒国家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对于社会的关注相对来说要深刻一些，他们不仅仅是要唤醒群众，而且是要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或阶级概念的灌输把群众组织起来。而其在组织一些社会运动，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时候，往往会赋予了这些原本以民生疾苦的解决为目的的运动一种全新的政治意义，这些社会活动的方向往往被要求符合革命党对于革命的形势的判断和需要，并往往会偏离社会运动的初衷。 本文认为相对于醒狮派的方案，上述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构成了所谓的“去国家化”。所谓“去国家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去国家化”的第一个含义是指，当时的激进革命派开始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改造，而国家则被要求应该服务于社会改造和革命的目的，从而丧失了本体论的意义，在社会上出现了疏离“民族国家”的一个趋势，这就是有学者指出的五四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体内流行的以“社会”来解构“国家”的趋向。去国家化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激进的革命派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之中，“社会”之中涌现出一些具有高度整合型的准国家主义的组织，如列宁式的政党，这些组织把社会的改造“政治化”，社会改造的目的不在于是简单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要求服务于这些组织的纲领中所提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本身也被疏离了。而共产主义者在醒狮派的争论之中就体现出来这种“去国家化”的特点。 这次争论对于双方以后的历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共产党方面这场争论促使其进一步地澄清了其关于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看法，这对共产党在以后处理外交和社会问题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醒狮派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主义的立场，并激发出了其对于共和思想的认同，这对以后中国青年党的政治取向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总之，本文试图超越于传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力图把醒狮派与共产党的争论重新置于大革命期间的历史情境之中，通过分析双方在政治问题上和社会问题上的争论来追寻当时的“去国家化”现象以及对于以后历史的影响。 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论文中所采用的“去国家化”这个表述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在本文中这个词汇所被赋予地意义决不是其简单的字面意义，也许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用“弱国家化”这个表述可能会有助于人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