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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一直是农村反贫困战略实施的主导者，领导着广大农村贫困群体以及贫困边缘群体脱离了贫困的泥泞或是逐渐远离这滩泥泞，率先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可以说，农村反贫困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绝对离不开中国政府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把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长期实施有利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对其投资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但是，中国农村的反贫困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艰难之路要走：第一，扶贫对象仍然大规模存在，按照2011年提出的2300元贫困标准，201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1％；第二，扶贫标准仍然过低，低于目前1.25美元/天的世界银行贫困标准，同时扶贫标准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第三，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愈发明显，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30.9%攀升至2012年的47.3%，同时农村内部基尼系数2010年达到37.83%。因此，在贫困广泛存在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新《纲要》提出的更高阶段反贫困目标，包容性发展理论适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以求进一步发挥扶贫政策的效应。 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在对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政府扶贫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在包容性发展理论视角下，从宏观到微观，分别在全国农村视域、典型贫困县视域、调查地农户视域下研究了政府农村扶贫政策效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政府扶贫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对贫困、贫困线、贫困的测量、政府农村扶贫政策四个概念进行界定；介绍了贫困与反贫困的相关基本理论；概况了包容性发展理论的形成以及具体内涵；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理论对于扶贫的意义与要求，包括坚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为贫困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关注贫困群体的权利贫困，充分尊重其参与权；加强贫困群体能力建设，以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完善贫困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保护贫困群体。 第二部分对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实施现状进行了介绍。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农村实施的扶贫政策阶段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制度性变革推动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1978～1985）、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以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00）、解决并巩固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扶贫阶段（2001～2010）、实现“二不愁，三保障”更高目标的扶贫阶段（2011～2020）；对“三位一体”扶贫格局的具体内容以及主要扶贫政策包括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是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对政府农村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分析。（1）在全国农村视域下对政府农村扶贫政策效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符合包容性发展理念，这体现在扶贫政策体系以开发型、救助型和保障型扶贫为主要内容，扶贫标准不断提高，扶贫资金大幅度增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节节攀升等方面。（2）在典型贫困县视域下对农村扶贫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为例研究，结果发现：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宣恩县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用于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有了明显提高；扶贫政策是针对致贫原因制定的，是农民所需要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问题。以上结论说明包容性发展对区域脱贫的重要性。（3）在调查农户视域下对农村扶贫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本文以宣恩县358户农户为例研究，结果发现：看病贵、上学难，养老无保障等问题是农民最重视的问题，扶贫到户政策更受农户青睐，农户对新农合、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新农保、农业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对劳动力转移培训满意度较低，由此说明包容性发展对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是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提出优化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若干原则、框架、具体措施，以及优化政府管理的若干意见。原则上包括从扶贫目标、扶贫范围、扶贫对象、扶贫模式四个方面进行重新定位；优化框架包括实施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开发型扶贫政策、建立全民共享的保障型扶贫政策、加强瞄准性强的救助型扶贫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全面推进教育培训、健全健康服务体系、依托特色产业发展经济等；政府管理的优化建议包括改进考核机制、引导村民参与、加强协作。 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在于：包容性发展理论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正式提出来的，在这样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下，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专门研究政府农村扶贫政策，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除此，不仅仅限于关注收入贫困，还关注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逐层深入分析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相关优化建议。本文研究可能的不足在于：一方面，包容性发展理论本身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对其研究也有限，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成熟的理论，因此，在这样一个视角下的研究也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另一方面，能够掌握的资料比较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第三部分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丰富当前反贫困领域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对于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收入，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身抵抗各方面风险的能力，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从中获取收益，缓解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体系，以求更好发挥政策效应，实现更高扶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