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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类开发区、创业园、中央商务区风行世界，功能区一词更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各级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工作报告中。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由功能区域所形成的独占性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功能区域产业群的创新动力，更加依赖由功能区作为载体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在城市学的研究中，功能区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得到系统的阐述，只能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和聚集经济的研究中找到功能区的片断，这显然难以适应区域竞争、城市竞争向强势功能区竞争演变的需要。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重要时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区建设的研究将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空间的聚集性。在城市领域，聚集经济一直被视为城市形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依据，对于功能区而言，对聚集经济发生规律的探究就可以找到功能区形成的一般规律。但是，仅仅从聚集经济的角度寻找功能区形成的原因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这至少忽略了政府在功能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城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中承担某一功能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中国城市功能区建设的实践，从企业与政府互动的角度，重点考察当前中国城市功能区建设中政府的制度取向和政府行为的具体表现，揭示中国政府在功能区建设中独特的角色演进过程。 在西方经典理论看来，功能区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的微观主体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自发形成，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城市规划等宏观层面，这些理论很难解释当前中国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区建设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中国城市的功能区的形成过程与西方国家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两条路径。这样的差别主要源于经济制度变迁的差别，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而中国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西方城市功能区的不同形成过程正是对不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种反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调集资源，采取计划和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和销售，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政府在功能区形成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超级企业”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推进了政府在功能区建设中的角色演变。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特殊的机制设计和优惠政策的组合，来形成对诸如人才、信息、资本、物质要素、技术等社会资源的高势能吸引;一方面通过释放企业理性，使得企业理性与政府理性进行碰撞、市场调节与制度调控相互作用，从而催化强势功能区的形成。政府在功能区建设中的角色从原来的“超级企业”演变为“超级孵化器”，当前中国政府对功能区的孵化作用可能不符合某些经典范式，但却是政府在功能区建设中充当角色的真实反映。当然，政府作为功能区的孵化器，也只是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一种过渡模式，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得到加强的制度供给能力的支持下，必将最终退出市场博奕，功能区的建设模式也将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功能区“孵化器”随之消亡。 本文共分三章内容，第一章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功能区的定义、内涵及经济型功能区的主要表现形式，并运用城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企业成本构成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政府行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而从企业与政府互动的角度对功能区形成提出了理论解释。第二章从历史依赖、现实背景以及政府角色三个角度，对中国政府介入功能区建设的现实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功能区建设实践中表现出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实证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功能区建设的主要模式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第三章提出了政府主导模式在当前具体体现为政府是功能区“孵化器”。政府一方面在宏观制度层面，通过解除市场的体制性障碍和释放企业理性，使得企业理性能够与政府理性进行相互作用;一方面在具体运行层面，通过针对功能区的战略定位、优惠政策安排、有形公共品供给和管理创新，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功能区进行孵化，试图运用政府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对人才、信息、资本、物质要素、技术等资源的吸引，使得某些具有主导性质或创新力的企业在特定区域或城市聚集，成为区域或城市发展的增长极，最终带动整个区域或城市的发展。本章最后试图在总结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并指出政府作为功能区的“孵化器”也是一种中间过渡模式并处在正在演进的过程中。 本文的创新在于，将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中国城市功能区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从企业理性与政府理性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功能区建设中的政府理性和政府行为进行了理论的、实践的评析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功能区“孵化器”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