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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重大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和银行间外汇市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促进我国出口、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积累外汇储备、改善国际收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对近十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贡献巨大。但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现行汇率制度的弊端也凸显现出来:一方面，银行结售汇制下内外、资企业的不同待遇不利于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有悖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外汇指定银行在外汇买卖上缺乏自主性;中央银行被迫干预外汇市场，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人民币汇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基础汇率的确定缺乏准确的依据、汇率的形成机制僵化、外汇市场不完善、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事实上，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缺乏浮动，而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为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由于现行相对固定汇率制自身固有的缺陷，对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缺乏效率，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一方面，开放经济体的Mundell-Fleming-Model分析表明: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效而财政政策相对有效;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无效而货币政策相对有效。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一定程度上经济开放的中国。在目前相对固定汇率制下，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难度加大;财政政策效果尽管显著，但其施展空间已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强制结售汇制使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被迫转移给了银行，额外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了企业自我积累的基础，不利于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制度安排运作成本极高，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高额的出口退税和贴息既不利于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培育，又使我国财政不堪重负。随着我国财政政策方向的转变，以出口退税和贴息为主要内容的出口补贴将难以为继。 从国际汇率制度变迁过程来看，浮动汇率制是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最终方向。伴随着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国际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纸币本位制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议）。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轨迹清晰可鉴,其过程表明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只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变革后，汇率制度由固定制走向浮动制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只有浮动汇率削才是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从当今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国别经验来看，经济规模大、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高、经济开放度低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反之，则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应付国际资本的流入增加，纷纷转向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国际汇率制度的纵向发展还是其横向安排，都可以表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已初具规模、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提高、经济开放度较高、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汇率制度最终的选择是浮动汇率制。但由于资本项目只能渐进地实现可自由兑换，加之中国有强烈的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需求，以及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人民币汇率不宜大幅波动，目前还不具备实行独立浮动制的条件 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分别对可能选择的浮动汇率制、盯住汇率制、目标区汇率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高度易交性、盯住汇率制不利于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又易发生货币危机、目标区汇率制的实际不可操作性，前三种汇率制度都不是中国现时的理想选择，而只有弃盯住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制，选择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实出路: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向独立浮动汇率制的客观过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涵盖范围宽、灵活性大，一方面说明这种汇率制度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赋予它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说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根据本国宏观经济状况，采取相机抉择的干预政策，积极管理货币汇率。近年来，独立浮动汇率制也表现出了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回归的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发表的《2003年度报告》，截至2003年4月30日，在187个基金组织成员中，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多达46个，连续第二年成为拥有成员最多的汇率制度类型。而在1999年，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成员只有25个，4年间增长了几乎一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立浮动汇率制备受冷落。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3次货币危机使一些国家纷纷转向弹性更大的汇率制度。1999年有48个基金成员实行独立浮动，2000年更是高达50个。然而，加入独立浮动阵营的这些国家为摆脱汇率频繁剧烈波动的困境不得不再次改弦易辙，导致实行独立浮动的国家呈加速减少趋势。到2003年，实行独立浮动的基金成员只剩下36个。其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第一，中国实际对外开放程度低于人们通常的估计。如果从国际上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比较来看，中国应该注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汇率更多地作为调节进出口的工具。第二，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还比较低。由于中国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较多的限制，人民币利率仍然是非市场化的利率，因此在这种诸多管制的经济下形成的各种价格就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扭曲的价格甚至对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产生误导。显然，货币管理当局对这种状况及时进行纠正，即所谓有管理，就十分必要。第三，中国在汇率制度选择方向上，应以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中心，兼顾资本市场开放与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考虑到目前情况下中国资本项目管理不宜完全放开，因此也就不宜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安排。但是，面对日益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从中期来看，中国将会逐渐放松对资本和外汇的管制，这就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而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大部分都采用了灵活的汇率制度。因此，中国只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最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是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挑战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人民币汇率不宜升值。但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僵化，汇率长期缺乏浮动，事实上表现为盯住美元，这给别有用心的一些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口实。要改变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客观上就要改革现行的僵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行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操作目标上应体现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第一，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第二，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多样化;第三，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在操作环节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人民币基础汇率的决定应以经常项目为主，同时兼顾资本项目;第二，由强制性结售汇制向意愿性结售汇制过渡;第三，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第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第五，改进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干预机制;第六，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以减缓外汇市场的需求波动;第七，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第八，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第九，建立和完善外汇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化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