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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左派学术界开始了一场被称为“文化转向”的思想革命，兴起了一门被称作“文化研究”的新生学科。这个未完成的事件持续至今，不断地占领新的地盘，对世界的学术话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也参与到了这场话语革命之中。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效应，在于它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证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寻求平等与公平对待的理论武器。所以，它被广泛运用到了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诸多领域的探讨中。只要是涉及到“高”与“低”之分的，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因此，文化研究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
那么，这种话语权从何而来？本文认为，除了特定的“时势”外，这种话语权来源于文化研究内在的逻辑和方法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体现在一种被称为“文化主义”的思维模式上。可以说，文化主义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延展的理论视域和一种可以不断修正的方法体系。如果能够弄清楚文化主义的逻辑与方法，那么在引进国外文化研究的成果时，就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国的传统和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文化研究为我所用，推动文化研究的中国化。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文化主义思潮研究的进路有两条: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进路和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进路。第一条进路从斯图亚特·霍尔和佩里·安德森等文化主义的继承者的批判性文本入手，将文化主义置于英国新左派两代人的争论之中进行研究，其缺陷是忽略了文化主义的文学批评背景，而这恰恰是文化主义得以产生的根基。因此，第二条进路也必须考虑进来，才能将文化主义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纯粹文化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还文化主义一个完整的面貌。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文化主义的，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原则。
在确立原则后，本文在相关参考文献的基础上选定了四本最能体现“文化主义”思想风貌的著作，它们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两本表达了纯粹文化主义观点，后两本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本文的研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这四本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细察。围绕着这个主题，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1章:语境的还原。该章属于文化主义的外在性研究。其中第1部分对文化主义诞生的社会背景做了交代，包括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共产主义运动、新左派运动和成人教育运动，为后面的思想语境做铺陈。第2部分则探讨了文化主义诞生之前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及其批判者——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的观点。本章认为，尽管这两个学派都倡导文化精英主义，但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上升为否定的总体性概念，利维斯主义则把悲剧意识赋予了文化主体，这些都为文化主义提供了可利用的思想资源。
第2章:逻辑的重构。该章和第3章属于文化主义的内在性研究。本章第1部分阐述了英国1780-1950年间“文化与社会”思想传统对“文化”一词的特殊用法:“文化”本指栽种农作物的过程，后被喻指为封建社会总体形态。在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后，“文化”一词寄托了反工业主义思想家的封建社会理想，后来该词又演化成了一般的社会理想的代名词，其语义也成了争夺的资源。正是在这个传统中，霍加特与威廉斯选择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定义，为“大众文化”正名，替工人阶级和大众争夺话语权。不过，这种“大众文化”已经不再是美国式的娱乐文化，而是刻上了英国政治传统的烙印。另外，本部分还对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本进行互文性阅读，认为威廉斯比霍加特更能够将自己的文化逻辑贯彻到底。因此，晚于《识字的用途》出版的《文化与社会》才是奠定文化主义理论根基的著作，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问题域，使得文化研究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立于学术之林。所以，在四本核心文献中，本文赋予了《文化与社会》最高的地位。
第2部分首先阐释了纯粹文化主义与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矛盾，焦点在于后者所依赖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仍然是“文化与社会”传统所批判的工业主义思维模式的体现。因此威廉斯在放逐经济决定论时干脆放弃了一切决定论，以“激进的互动论”替代之。但“激进的互动论”因没有“基础”并且对互动的阻力缺乏认识，因此陷入了理想主义的困境。这时候两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为文化主义注入了新的元素。借助他们的力量，威廉斯围绕着“霸权”和“物质”，将文化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使文化得以回到现实主义的根基上，从正面的角度为“大众文化”正名，完成了《文化与社会》未竟的事业。
第3章:方法的再现。该章对上文所抽象出来的文化主义理论逻辑进行检验，对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文化主义的可用性做出探讨，并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文化主义式的拆解和重构。本章认为，若要真正地坚持文化主义的方法原则，必须将大众还原为“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将他们置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和“选择性传统”的历史中，方能见证大众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首先存在于大众手边的遗存文化中。大众在遗存文化的基础上与新生文化进行互动，产生冲突和融合，于是才有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文化主义视野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值得借鉴。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效应，在于它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证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寻求平等与公平对待的理论武器。所以，它被广泛运用到了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诸多领域的探讨中。只要是涉及到“高”与“低”之分的，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因此，文化研究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
那么，这种话语权从何而来？本文认为，除了特定的“时势”外，这种话语权来源于文化研究内在的逻辑和方法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体现在一种被称为“文化主义”的思维模式上。可以说，文化主义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延展的理论视域和一种可以不断修正的方法体系。如果能够弄清楚文化主义的逻辑与方法，那么在引进国外文化研究的成果时，就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国的传统和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文化研究为我所用，推动文化研究的中国化。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文化主义思潮研究的进路有两条: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进路和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进路。第一条进路从斯图亚特·霍尔和佩里·安德森等文化主义的继承者的批判性文本入手，将文化主义置于英国新左派两代人的争论之中进行研究，其缺陷是忽略了文化主义的文学批评背景，而这恰恰是文化主义得以产生的根基。因此，第二条进路也必须考虑进来，才能将文化主义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纯粹文化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还文化主义一个完整的面貌。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文化主义的，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原则。
在确立原则后，本文在相关参考文献的基础上选定了四本最能体现“文化主义”思想风貌的著作，它们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两本表达了纯粹文化主义观点，后两本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本文的研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这四本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细察。围绕着这个主题，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1章:语境的还原。该章属于文化主义的外在性研究。其中第1部分对文化主义诞生的社会背景做了交代，包括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共产主义运动、新左派运动和成人教育运动，为后面的思想语境做铺陈。第2部分则探讨了文化主义诞生之前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及其批判者——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的观点。本章认为，尽管这两个学派都倡导文化精英主义，但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上升为否定的总体性概念，利维斯主义则把悲剧意识赋予了文化主体，这些都为文化主义提供了可利用的思想资源。
第2章:逻辑的重构。该章和第3章属于文化主义的内在性研究。本章第1部分阐述了英国1780-1950年间“文化与社会”思想传统对“文化”一词的特殊用法:“文化”本指栽种农作物的过程，后被喻指为封建社会总体形态。在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后，“文化”一词寄托了反工业主义思想家的封建社会理想，后来该词又演化成了一般的社会理想的代名词，其语义也成了争夺的资源。正是在这个传统中，霍加特与威廉斯选择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定义，为“大众文化”正名，替工人阶级和大众争夺话语权。不过，这种“大众文化”已经不再是美国式的娱乐文化，而是刻上了英国政治传统的烙印。另外，本部分还对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本进行互文性阅读，认为威廉斯比霍加特更能够将自己的文化逻辑贯彻到底。因此，晚于《识字的用途》出版的《文化与社会》才是奠定文化主义理论根基的著作，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问题域，使得文化研究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立于学术之林。所以，在四本核心文献中，本文赋予了《文化与社会》最高的地位。
第2部分首先阐释了纯粹文化主义与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矛盾，焦点在于后者所依赖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仍然是“文化与社会”传统所批判的工业主义思维模式的体现。因此威廉斯在放逐经济决定论时干脆放弃了一切决定论，以“激进的互动论”替代之。但“激进的互动论”因没有“基础”并且对互动的阻力缺乏认识，因此陷入了理想主义的困境。这时候两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为文化主义注入了新的元素。借助他们的力量，威廉斯围绕着“霸权”和“物质”，将文化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使文化得以回到现实主义的根基上，从正面的角度为“大众文化”正名，完成了《文化与社会》未竟的事业。
第3章:方法的再现。该章对上文所抽象出来的文化主义理论逻辑进行检验，对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文化主义的可用性做出探讨，并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文化主义式的拆解和重构。本章认为，若要真正地坚持文化主义的方法原则，必须将大众还原为“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将他们置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和“选择性传统”的历史中，方能见证大众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首先存在于大众手边的遗存文化中。大众在遗存文化的基础上与新生文化进行互动，产生冲突和融合，于是才有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文化主义视野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