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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研究清代官员旅行的论文，但同时也是研究清代社区与国家间关系的一篇论文。 关于中国的乡村，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描述了乡土社会如何在“王权不下县”的情况下，乡村社会不依赖于文字和法律，而主要依赖其自身的经验传统和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长老权威实现社区的和谐的状况。这个模式自身实际隐含着这样的矛盾:乡村间及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即如此之少，他们又如何能够共享对同一个中国的想象呢？本文拟从社区间的交流来解决这一矛盾。 清代的官员兼具家乡的精英和国家政权细胞的双重身份，在社区和国家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代官员的来源广泛，平均每一代人的时间里，每四个至六个社区中就有一个人入仕。通过考察他们在旅途中的遭遇和感受，以及这种感受如何传承，可以给读者展示清代的社区是如何得到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 本文将分四章向读者展示官员的旅行，以及这些旅行可以给其家乡带来哪些影响。 第一章中主要介绍官员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经历的旅行。 在入仕以前，官员必须为求学而辛苦奔走，在家乡、省城、京城的道路上往返奔走。而在其年轻时，因为这时并无正式的收入来源，所以家境窘迫的官员可能还要对于许多家境窘迫的人来说，必须要外出讲学或者入幕才能获得一些必要的收入。另外有少数官宦子弟，跟随父祖到任所去生活。这些入仕前的薄游，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官员的见闻。 官员入仕以后，因为制度的规定，他们必须远离家乡去就职。因此他们一生中常常穿越四五个甚至十几个省份。各级官员因为跨省调动的频率和范围有所不同，按照外官的级别，督抚、两司、道府、州县平均经过的省份数量依次减少。终生在京的官员其实比例并不高，但是也不乏外出考试各省或者钦差查办的机会。 对于官员来说，离职回乡的常常是少不了的。丁忧、革职、告老、请假都可能会使官员离职返乡。离职后的官员也有可能出于种种目的外出旅行，或为增进与朋友的交情，或为生计所迫，不一而足。 第二章主要介绍官员们在旅途中所见的人。由于交际圈的扩大，官员在入仕后可能在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旧交。这样，官员在旅行的过程中，很可能会经过亲友的家乡，并且会顺道拜访，这样可能会加深几代人之间的联系。尽管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想在路上预约见面非常困难，但是由于官员旅行的频繁，仍然会有很多官员在路上巧遇亲友。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时代，长途旅行中结伴同行自然是较为常见，在加深彼此感情的同时，这些交往藉以发生的空间也常常会在官员的头脑中被强化。 对于沿途的官员来说，招待过境的官员是一种超过定制的财政负担。但是，它也是官员藉以扩大交往圈并且展示其为官能力的一种方式。根据不同人的喜好及其级别，给予不同的招待，是必要的。 官员在旅行中自然不可离开仆人，仆人负责为官员在旅行中完成与下层人物的沟通。因为可能会接到官员派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仆人甚至有可能经过的地方比官员本人还要多得多。车夫、船夫、脚夫，是在旅行中经常遇到的下层民众，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会跟随官员走完旅行的全程或者部分路程，他们的来源有的是出于雇佣，有的是出于官府征发，不论何种情形，这些人既见识到了其他地方的不同景观，也接触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员。店主虽然不用跟随官员流动，但是其提供的服务却也是旅途中必不可少。有些旅店还会提供妓女为官员服务。这些职业本身就是依赖于更大数量上的人群在旅行中的需要而产生，而他们的来源也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出家的人们在官员的视野里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也会利用官员在旅行中路过的机会与其相识，双方都藉此拓展其交往圈。 第三章是对官员在旅行中感受的介绍。 中国的地域差异很大，这就导致官员在旅行中发现与其故乡迥异的风光，也产生很多不适。在旅途中，官员也可能会遇到意外的艰难，这些异乡的感受可能会给官员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旅途怀远，自然是人之常情。节日是一种人们对时间的标志，带有浓烈的地方特色。当官员独处在旅途，无人与其分享节日时，旅途与家乡的反差就更为明显。亲友间往往会分享共同的交往圈，当他们在旅途中相见时，因友及友，也会触发对共同的好友的记忆。故地重游，熟悉的景象可以唤起人们对昔日的伙伴的回忆。文字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能力，它将写字的人呈现给旅途中的官员，无论这些文字是写在墙壁上还是信件中。怀远是一种对远方亲友的思念，通过这种思念，空间被予以标注，一个个的地名被与一个个的人名绑定。 历史从来就是发生在一定地域上的，它对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意义也不同。对在辽阔而陌生的国土上行走的官员来说，他们不断地在感受着异乡的历史，这些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国的历史。 第四章介绍官员的旅行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延续下去。旅途既然作为官员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官员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沿途所得的印象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当沿途的一些地方与自己和亲友发生了密切的关联的时候，这些地方便给官员以难以磨灭的印象。 而在那些交通发达的地方，往往会产生“名胜”，这些名胜，因为有其自身独特的资源，而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地方，但是也正是有赖于旅行的人们的反复造访，这些名胜才得以保持文化上的权力。 旅行还带来了新的人群，其中包括在家乡以外享有盛名的名士。一方面，名士从旅行中攫取资源，使得自己迥于常人。另一方面，名气的传播也有赖于旅行的继续进行，让其为更多的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所了解。 信息传播的方式也随着旅行而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借助于文字在墙壁上题字，让后来人看到的题壁在旅途中屡见不鲜。因为途中的人们如此之多，这些文字也能够为人们所发现，并得到继续传播。而这种方式的普遍也使得人们已经开始关注于甚至开始搜集壁上的文字。 官员旅行造成的影响有一些可以说是即时发生的，官员们在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携带自己的眷属赴任，而眷属自行赴任也不少见。这些眷属中既可能有上一代的父母，也可能有自己的妻妾和兄弟姐妹，至于子女的随侍则更为常见。类似的群体还有幕友、门生、同乡等等。这些投奔官员的群体往往都要经过漫长的旅途，才能到达官员的任所，他们自己也成了旅客。与官员受累于官不同，这些群体没有职任的限制，他们更易于返乡，而他们的见闻也更容易在家乡中散布开去。旅行的见闻的代际传承在家乡外就已经发生了。 官员既是文人，著书立说自是常事。他们在旅途中的印象往往会在其诗文集和日记中纪录下来。整理官员们的著作，往往既是官员的子女及其他亲友的义务，也是一种接触这些印象的机会。官员们的著作完成后，常常会请亲友为其作序题跋，亲友在作序题跋之余，也有机会得到这些著作，并拜读其中的诗文，官员在旅行中的感性认识，就这样穿过时空，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随着官员的出仕，社区与国家间的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了。社区将接收到广阔的国土传递来的信息。这些伴随着亲身经历的知识或者说是经验，将重塑社区对于国家的想象。不仅官员的家庭受益于此，官员的姻亲、门生、幕友以及仆人都可能从官员的旅行中或多或少地获得这些经验。这些经验使乡土获得了对“中国”的认识，通过这种经验，“中国”的概念不再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中，而转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经验。而通过记忆的传承，这种经验的“中国”又再一次成为想象性的共同体，留在民间的记忆里。 随着旅行在一代代人之间继续，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得到维持，一个片面而真实的知识体系在一代代人中传承下去。而社区对于国家疆域的认知也就在这种传承中不断刷新和传承。这种文化印象虽然浅薄片面，但是真实而广泛。如果把时段放得更加长远一些，中国的广大社区在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以后，会有更多的社区受到旅行的影响，而通过社区间的通婚，这种影响也会在社区间发生交流。 就中国的情况，本文还与美国学者安德森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并且试图总结了差异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