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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1950—1966年的《大众电影》杂志为研究文本,探讨“大众”思考和关注的对象,并考察“大众”如何形成固有的价值体系。本论文的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分析、研究具有多样差异的个人如何以“大众”之名融合在一起,以怎样的形态塑造对“大众”的自我认同,并且如此构建出来的“大众”在政治体制、知识分子、大众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之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就是说,笔者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大众是什么”,而是“大众是怎样被建构的”。
本论文主要论述20世纪50—60年代大众和政治体制如何在“身体”这个场域里相互博弈。为此,笔者划分了三种“身体”类型:也即“解说员”的身体、“明星”的身体和“英雄”的身体。这三类人群虽然与“大众”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政治体制与大众之间的媒介,他们提供能够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大众”的建构过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解说员”的身体特征间接反映了政治体制和大众处于矛盾状态,但是矛盾的双方却通过“明星”的身体逐渐达成共识,最后,大众在接受“英雄”形象的过程中主动地创造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本论文的结构安排表明了大众从单纯的接受者成长为文化主体的过程。论文的内容构成如下:
第一章将解说员当做“翻译家”来进行研究。解说员是50—60年代在移动剧场里给农民观众解释电影故事的人物。当时,解说员介于政治体制和大众之间,其目的是将政治意识形态“翻译”成大众感兴趣的形态。《大众电影》在1962年推出了“电影在农村”的特别栏目,这个节目通过各种文章和图片报道了解说员的活跃表现。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笔者在从“普遍语言”到“特殊语言”,从“现代性”到“传统性”以及从“政治理念”到“日常知识”的翻译这三个层面上考察解说员的主要工作,以此来分析解说员如何为政治体制和大众建构自我认同创造了决定性的契机。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明星”的身体。笔者把明星的身体当作“文化符号”来处理,考察大众在对明星形象的接受过程中,怎样建构起自己的快乐与热情。第二章首先从“明星”的名称及其涵义的演变过程着手,考察“旧社会”的“明星”如何被改造成“新社会”的“人民文艺工作者”,进而分析演员和影迷们按照时代的要求如何重新建构审美标准。接下来,考察观众在接受外国明星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跟政治体制不同的、独自的价值体系。第三章主要探讨百花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的身体形象。“百花电影节”是《大众电影》出版社举办的全国性文化活动。在百花电影节里,政治领导人、编辑人员和读者凭借着对“中国电影”的热爱一齐创造了“我们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在此笔者关注的是,大众的欢喜与狂热如何从服从或者反抗支配话语的层面转移到自发生产主流意识形态的层面去,也就是说,大众是如何自觉走上“爱国主体”之路的。
第四章把“英雄”的身体作为“崇高的符号”来研究政治体制与大众的关系结构。当时,新政权为了获得建国的合法性将政治意识形态转换为道德规范,而此时“社会主义道德”就借着“社会主义英雄”的形象显形了。笔者为研究大众在模仿英雄的过程中如何享受到“崇高的快乐”这个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分析:首先,通过毛泽东的身体形象形成过程分析现代英雄的生成机制；其次探讨政治体制为宣传社会主义道德与理想,联合大众媒体创造出雷锋、陈永贵、王进喜等“大众英雄”的过程；最后,分析大众对英雄抱有的怀疑、虚假的敬爱、真诚的尊敬等多种情感逐渐转变为绝对的、盲目性的崇拜这一过程,以此来探讨大众的“快乐”所具有的终极意义。
本论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日常经验为骨架,具体描绘出社会主义文化现实,并反思社会主义“大众”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