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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公民网络参与逐渐兴起。许多重大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都活跃着大批积极网民的身影，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无法忽视来自网络世界的声音。对网络参与的研究总体上还遵循着传统公民参与研究理论，陷入技术决定论或者技术怀疑论的圈套。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政策过程中网民参与的制度分析框架，从网络空间属性、参与者的行为假设和环境约束，剖析网络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影响政策过程的路径及其价值。
首先，论文对非网络时代（物理空间）的公民参与和政策过程理论进行了回顾。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和行政国家的出现，主流代议制民主的公民间接参与主张日益显得过于狭隘和不合时宜。因此，公民参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转向之一是强调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这既是培育公民精神、维护宪政价值的要求，也是约束官员自利倾向，弥补政策精英理性不足，促进行政民主和决策民主的现实需要。同时，鉴于我国政治选举的缺乏和政策过程的公民参与现状，强化政策过程的公民参与，是有效实现行政吸纳政治的有力措施。可以说，网络参与为破解公民参与冷漠、集体行动困境和过度参与、稳定及效率之间的张力与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论文剖析了公民网络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互联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获得飞速发展，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络社会崛起，网络参与由此兴起。网络参与是公民借助网络平台，参与公共事务，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的一种虚拟参与。网络是一个非中心化、匿名、跨时空、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技术架构。借助网络平台，公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论坛和博客等诸多途径参与政策过程，部分突破实体空间制度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约束，减少时空成本和参与风险，使参与公共政策更为便利。网络参与激发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网络参与的兴起也表明公民是积极能动的公民，但是也必须指出，必须将网络参与置于制度框架，避免陷入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和反乌托邦式的悲观主义陷阱。
然后，论文在一般意义上，从话语权和权力的视角，探讨了网络参与对公民在公共政策中话语权的影响。论文比较了非网络环境和网络时代精英和普通公民在政策话语权上的差异。虽然政治精英无疑处于主导地位，但如果考虑到我国政策过程中公民的经常缺席，网络对公共空间的拓展、网络提供的多元化信息、表达的自由性以及组织动员的跨地域能力等因素，显然网络大大增强了公民在政策利益表达和输入方面的权力。应该说，在网络时代，政策精英无法像在实体空间那样牢牢控制政策的话语权，天平开始向公民倾斜。这对于增进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以及政策评估等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声音具有重要价值。
论文接着从媒体的角度探讨了网络参与形成的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将什么样的政策问题纳入政策议程比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更重要，而这其中媒体、权力体制和政策输入机制至关重要。在西方，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和联合与集中导致政策议程中缺乏足够辩论和公众参与，我国则是国家所有和党政府“喉舌”角色的强化损害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媒体，网络具有草根性，能够突破地域与行业限制，使生产与消费也变得模糊。纵观近些年重大网络公共事件，可以窥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规律，影响政策议程的路径。在我国，网络参与形成的舆论压力及其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遵循一种压力模式。
最后，论文探讨了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网络参与。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借助网络平台，高层和普通公民都可以跨越中间的行政阶层直接对话，这就为政策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近年来，中国高官纷纷走上网络，与网民进行对话和在线交流，“问政问计”；网民也纷纷借由网络参与献计献策、人大会议和特定政策的制定讨论，促进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执行过程中，网络参与主要起到了监督的功能。广大网民发动人海战术，实施“人肉搜索”，可以发挥监督功能，弥补体制内政策执行监督的不力，部分矫正或防止政策执行出现的偏差，提高政策执行力，反过来可以促进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民意吸纳的重视。
毫不夸张地说，不分析网络和网络参与，对当代中国政策和政治过程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网络参与将对公民参与意识、能力和公民精神的培育产生重要影响，政治精英与网民的互动也有可能构建新的官民互动格局，推进决策民主，提高政策科学化水平，进而推动中国的治道变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