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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陆续公布以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逐渐成为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等领域的热点，业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李零先生首先把上博简中的春秋战国时期事语类文献归为一类，并从宏观角度论述了这一类文献的特征。目前学术界对这类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单篇单简的字句考释和史实考证，尚未对这类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把同一类型的出土文献进行归类研究，有助于把握它的总体面貌和特色，所以，本文将现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四册到第六册中《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简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景公瘧》、《姑成家父》十篇春秋战国故事类文献集中进行梳理、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从整体上揭示故事类文献的特征、形成和性质，进而认识战国时期文献体裁、史籍形成、历史观念等问题。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绪论部分界定了研究对象、讨论了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主张立足于对出土文献本身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应以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在注意它们之间区别的同时，也不妨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并简单概括了本文构想和研究目的。 二、释读部分主要以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这十篇简文的文字释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先详列各研究者的考释观点，然后在按语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从某家之说，补充证据，或者对其中值得商榷的部分重新考释。如《申公臣灵王》中引《尔雅》郝懿行义疏云“执获谓之止，禁制亦谓之止”补证简文的“止”之意;《昭王毁室》中认为“俑”或读为“踊”，为一种丧礼;《景公瘧》中“约弱疾”之“约”为“大概，约略”之意，与前句中“皆”为对文，等等。在前七篇简文后附加了的释文翻译。在小结中指出十篇简文中的个别篇章在行文用语上有相似之处，或许说明其经过统一的加工改编。 三、讨论部分对这十篇简文进行整体性的研究。通过对故事的编排、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形式、故事的转换四个方面的分析，认为这十篇故事类文献的属于历史著述中“纂辑”的类型，具有辑本性质，类似于《国语》，故事是在重要史实的基础上经过有意识的改编而成，文献编纂意图在于探讨历史之兴亡和治国之术，以供统治者借鉴惕察。 在故事的编排上，前六篇楚国故事《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脉络沿着楚庄王的兴盛期→楚灵王的转变期→楚平王的衰退期→楚昭王的复兴期进行，故事的编排显出楚国的盛衰、转变和复兴的过程。上博简楚国故事类文献，集中在楚国处于历史重要转折时期，比如庄王时是楚国的强盛期，昭王和惠王是楚国的复兴时期，而略过了一些比较平淡的过渡时期，比如共王、康王、郏敖时期，这种史事的笔削体现了上博简故事类文献作者的个人史观，尤其《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两篇连抄证明了这一点。《简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景公瘧》三篇为齐国政论，《姑成家父》篇中苦成家父的行事包含有晋国商君申韩一派的治术风格，上博简故事类文献同时对商、管之法皆有抄撮，可见当时编辑史书目的在于讨论历史兴衰与治国之道。 在故事的主题上，这十篇简文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君主之尊贤礼士和学人贤士之自高。故事主题的集中亦说明简文经由编辑而成。 在故事的形式上，上博简作者对故事的编纂是以固定的对话或言语为中心，再添加上人物、故事背景和结局而成。每一篇故事都首尾完整，情节生动，富有故事性和可读性。这种文学化倾向可能和战国时荆楚之地文学诗赋的兴盛有关。还可以看到作者对故事的编纂是以楚地故事为主，中原各国故事为次，这和《国语》的编纂正好相反，体现出编纂程序方面的差异。 在故事的转换上，经出土楚简和传世文献对比，故事类文献存在题材相同但内容细节相异的多个版本。简文故事与传世文献故事之间很难划出先后的分界线，很难判定故事是从哪一个异本过渡到另一个异本。只能说某一类故事统系于同一个题材之下，故事的内容据实际需要来转换和改编，如“铸钟”类故事、“合葬毁室”类故事、“止旱”类故事/议论、“诛祝史”类故事/议论等。同一故事有多个国家的版本，这和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春秋战国时邦国林立，分封割据，但是彼此之间有频繁的商业交易和通婚，以及政治互访和文书传递等，这造成战国时各国文化和风俗既有共通的东西，又有自身的特色。当某一个类型的故事产生出来，就迅速变成公共的东西，而每一个小社会单位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它。故事流传到各国，被各国吸收和转换，因而生出各种异本。从这些故事的转换和变化中，可以了解它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要，比如《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把故事背景由齐桓图霸改为齐国日食，《姑成家父》与传世文献描写卿族郤氏形象的完全相反与楚晋两国内政情形不同有关。 小结中把这十篇简文与阜阳汉简《春秋事语》（仅有篇题）和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略作比较，认为同是出土事语类古书，它们的风格特点也不尽相同。 四、此章从外在实物来来反观文献。作为书写材料的竹简，它的编连方式便于追加篇章，有使书籍内容趋于辑录的、多变的、兼收并蓄的特性，因而这一时期的史书编写倾向于辑本;作为另一种类型的书写材料画像石，虽然它流行的时代在汉代，但它的主题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故事，在诉说历史故事的方式上，它与用竹简书写的历史故事类文献有相通之处。在具体个案中，山东武梁祠的画像墙上，墓主把古帝王图像和春秋战国历史人物图像故事组合在一起，展示了一种讲述从远古到近代“通史”的历史书写方式，这启发可以把上博简中讲古帝王故事的《容成氏》篇与其他春秋战国故事类简文放在一起看待，上博简故事类文献可能是以《容成氏》篇为开端，一直叙述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因而推测这一类事语文献是具有“通贯古今”意识在内的史书，其编纂意图建立在一种连续的长时段的历史写作上。它们或许已初现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这一部通史的端倪。 研究方法上，在“故事的编排、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形式”这三节的讨论中，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的过程中，带有个人主观性，历史学家对史事的处置和表述，都必定会受到其本人撰述旨趣的影响。在“故事的转换”这一节的讨论中，主要采用列维一施特劳斯对神话故事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把各个故事版本集合起来，分析这些版本的差异，看它们如何进行转换的，造成这样转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学术界倾向于讨论它们的先后传承关系，就是说谁抄谁，谁真谁伪，本论文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共时性的东西，认为不论真伪，当时的人都在同时接受和阅读它们。故事类文献的虚构成分居多，但是它蕴含着被当时社会群体认同的东西，所以它在出土文献中占的量很大，打破了过去重视正史而忽视事语的观念。 要之，本文通过把上博简中的春秋战国故事类文献集中进行研究，增进了对当时历史事实和史书编纂情况的认识，也引起对整个事语历史文献的重新认识，并对古人如何看待历史及写作历史有更深入的感受。从这些春秋战国故事类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兴亡观和治国之术来看，可知当时史书写作受到战国乱世的时代背景和当时“国人”力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