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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县一直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最基本、最稳定的单元，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县级治理在现实中的影响不仅涉及到省、市、县、乡关系，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分化和整合，而且还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它既可以反映出宏观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也可以反映出具体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今天，当中国改革的重心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改革目标的时候，县级政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 本文假定既定的行政性分权是县级政府自主性的核心内容和存在基础，构成了县级政府自主性行为选择的基本激励结构和约束机制，据此可以发掘县级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进而，文章从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行政决策权三个方面对行政性分权进行具体化，将其作为衡量县级政府自主性的主要变量，并从财政体制、国家战略、条块关系、行政层级以及组织结构等五个方面具体考察县级政府自主性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当前县级治理危机所反映的宏观制度背景和具体社会环境研究县级政府的自主性及其功能限制性。 本文以县级政府自主性为核心分析概念，即指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县级政府，超越上级政府和行政辖区具有行政影响力的各种力量，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选择、实现政策目标的可能性。借助这一概念，文章以湖北省H县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重点聚焦以下三个问题:第一，1978年以来县级政府自主性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第二，县级政府自主性何以依存？这种依存的价值与中国的改革有什么联系？第三，如何“以自主看待县域发展”？ 进一步讲，本文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勾勒改革开放以来权力收放循环中县级政府自主性成长与挫折的演变图景，探寻影响县级政府自主性的制度因素，从经验和理论上对不同时期县级政府自主性进行认识和评价，进一步考察县级政府自主性的扩张与衰弱对县级治理产生的影响，从而对当前中国县级治理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做进一步的理解，为中国县政建设提供经验和理论依据。 文章首先论述了1978-1993年县级政府自主性的成长及其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财政分权、行政分权及宪法法律的调整，使县级政府在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进而表现了较大的自主性。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未变，财政分权实际上使县级政府成为地方产权的拥有者即产权地方化，这使得县级政府利益主体角色日益强化，县级政府的自利性倾向开始形成。 其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1994年以来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抓大放小”战略对县级治理的影响。1994年以来的改革被看成是中央集权式的改革，权力不断上收，对县级政府的财政分配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造成深远的影响，本部分无意对上述改革进行评判或者评估，只是从县级政府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冲突角度试图论述县级政府自主性在此阶段遭受挫折的原因。那么，面对一系列的集权改革，县级政府自主性遭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严重挫折。那么，在接下来真正到来的市场化浪潮中，县级政府又是如何寻找应对之策的呢？又是如何在挫折中寻求新的策略扩展其自主性的呢？ 接着，文章重点研究在经受了1994年以来系列改革的冲击后，面对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和改革浪潮，县级政府是如何转型的，是如何调适从而扩展其自主性的。简单地说，县级政府选择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从直接控制国有、集体企业到确立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区域，通过抓住土地开发权、建立工业园区、培育产业集群、优化招商引资等等，其行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及制度实施，这种制度绩效则直接表现在从创建低效的集体企业到优化区域投资环境、发展特色区域经济，到形成区域产业集群，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发展较强的整体实力，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自主性。 本文接下来还对当前我国县域治理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市场化条件下县级政府治理的危机、面临的困境、自身的诉求、当前改革的路径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回应，试图回到县级政府自主性的现实争论，进一步认识和探寻关于县级政府自主性对当代中国县级治理的价值与意义。这一部分首先论述了县级政府自主性异化现象。与此同时，条块关系的调整特别是“条”的不断强化逐步规范控制这种自主性异化，但带来的问题却是县级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和肢解，导致县级政府强烈的权力诉求。文章以湖北省H县的扩权改革实践为例，对当前的县政改革之道进行了初步的评价和回应。 本文最后系统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县级政府自主性成长与挫折的演变图景。这种演变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演变折射问题:在县级政府自主性的演变中，权力的上收与下放对县级治理产生了深远的不同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演变预示未来:行政性分权在缺乏制度化保障和法治化保障的前提下，有着先天的缺陷，也带来了今天县级治理变革诸多措施的局限性，即县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不确定性造成对县级政府约束与激励的困境，这也正是县级政府自主性的悖论所在。因此，本文进一步讨论认为，无论权力下放，还是权力上收，都体现了县级政府自主性“度”的问题，把握好这个“度”，是实现县级有效治理的关键。更具体地讲，实现当前的县域发展，理顺财税体制、扩大县级政府经济发展权限无疑是必须的选择。而县政改革的长久之道，则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经济式问题解决”的惯性思维，进行县级公共行政的社会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