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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矩阵”是格雷马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卡勒、詹姆逊等人对格雷马斯的方法和成就曾有过出色的分析和运用，在国内，王一川、罗钢、吴泓渺、冯学俊、李广仓、朱立元、康建伟等人对“符号矩阵”也是倍加赞赏并加以运用。 本文首先对符号矩阵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阐释。索绪尔认为，两个符号之间只有对立，一切价值来自于对立。格雷马斯深受索绪尔语言学对立和价值理论的影响，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符号矩阵”这个深层结构模式。语义轴两端衔接着一组反义的对立义素，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格雷马斯确立了符号矩阵的一组基本对立义素S1-S2，通过取其各自的矛盾项（S1—S1;S2—S2），确立矩阵的四个函项。这四个函项包含着三种关系:反义关系（如“好”和“坏”之间的关系，即 S1-S2之间的关系）;矛盾关系（如“好”和“不好”之间的关系，即 S1与 S1、S2与 S2之间的关系）;蕴涵关系（S1与 S2、S2与 S1之间的关系）。格雷马斯认为，由函项四项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通过取其反义项和矛盾项而获得其他三项。而且，事实上只需要提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函项，其他三个函项便都已经隐性地存在。某种程度上，格雷马斯认为符号矩阵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符号矩阵事实上是用来分析价值的工具。一切价值来自于对立。对符号矩阵的具体赋值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上一层价值观决定了下一层的价值观，同时，价值观决定了符号矩阵的具体赋值内容。 本文在详细阐释了符号矩阵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接着对国内研究者对“符号矩阵”的运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一是对“符号矩阵”四个函项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仍有些模糊不清;二是对国内学界流行的将“符号矩阵”、“行动元模型”和人物形象结合起来的“行动元矩阵”的批判性分析，认为这缺乏理论的创新;三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符号矩阵对于分析价值的重要意义。 文章在最后运用“符号矩阵”对《红高粱家族》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 本文在对符号矩阵的内容进行详细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国内学界在运用“符号矩阵”理论上存在的一些可质疑之处，厘清“符号矩阵”的义素推理逻辑，对“行动元矩阵”进行批判性分析，可以促进学界对“符号矩阵”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对国内学界在“符号矩阵”的理解和运用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在此意义上，本文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理论价值，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