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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改历是明末国家组织的天文改革活动。本文以国家为中心考察崇祯改历的经过,研究国家与科学活动的关系,并讨论明清学术变迁及当时的实学思潮对于崇祯改历的影响。探讨改历受到什么样的国家需求的推动,国家在改历进程中有怎样的关注点,如何选择了科学的内容,又是如何处理中法和西法的矛盾完成改历活动。并研究实学思潮是如何影响了改历中对于数学的定位,以及西法的地位。
第一章介绍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状况,探讨了国家对于改历的态度变化过程和知识分子寻求天文学知识的来源,反映了明前期国家天文学政策的严重不足一一扼杀了士人学习历法、参与改历的热情,导致天文学水平的下降。在改历工作的需求下明朝不得不逐步放开私习历法的禁令,转变对于改历的态度。
第二章介绍了明代学术界、思想界的动态,讨论了实学思潮与崇祯改历的关系。实学家们提倡“务实黜虚”的学风,痛陈清谈之弊,以“救世”和“经世致用”为学术的价值取向。西学的伦理体系,科学知识由此被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实学家们引为己见,被视作实学的一种。由于历法本身不能直接服务于这一目的,所以徐光启等人借改历一事介绍西方数学,希望全面推进各种使用学科的发展,以利于富国强兵。改历中徐光启以西学为主导,以“度数“为宗的方案设计就体现了士大夫心目中的国家需要。这与朝廷单一的需求并不一致。这种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知识的增长和创新,而是为了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引进新的知识和方法。而国家对于改历的直接需求仅仅局限在编制一部准确的历法,籍以预报天象,宣示皇朝的合法性。所以改历过程中,对于自然哲学的内容介绍较少。
第三章介绍改历的政治环境,历局在改历活动中的进行的工作。探讨当面临中西二法的争论,面对科学、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时,学者、官员、皇帝、传教士等各种势力,是如何在政府架构中协调这种种关系;政府是如何以自己的需要和意志主导和组织一次科学活动的。并探讨顺治初年汤若望成功使西法成为清朝官方历法,掌握钦天监的过程。特别是在中西历法的争论中,崇祯帝和多尔衮都以预报的准确为判别的主要标准,以实际观测为主要手段。与康熙历狱时期相比较,观测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因国家的关注点而有所不同。
第四章介绍康熙历狱的经过和清王朝的政治选择。康熙亲政前,历法的意义已经转变为传教士特别是汤若望在朝廷立足的根本,西法的命运实际上不取决于预报的准确和观测的结果,而是随着传教士与当权者的关系变化而沉浮。康熙亲政后,继承了崇祯、多尔衮和顺治求其实用的态度,重新树立了西法的权威。
本文的研究表明,崇祯改历面临着两种国家的需求:其一,朝廷所需,仅是一部可以准确预报天象的历法,所以明前期的改历之议主要是天文官员受国家行政处分的压力而推动;其二,明末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则寻求富国强兵的途径,计划以改历为契机迎合当时的实学思潮。所以《崇祯历书》在给出准确的历法同时,大量介绍了几何学知识和天文学原理。这两种需求都是实用化的,使改历并不以知识的增长和更新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