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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美国国际传播学会和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分析来探讨以美国为主要基地的传播学的发展变迁，并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以及专业性学会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作初步探讨。传播学可以看作从拉斯韦尔、霍夫兰等学者的研究开始，经过施拉姆的集大成，在演讲学(Speech)和新闻学(Journalism)那里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作为抽象过程的传播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辨学（口头修辞学），即所谓的演讲术，20世纪初，纯演讲术开始渗入社会科学等理论因素，并逐步演化为语艺传播学（Speech Communication），从演讲教师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经历三次改名到语艺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1997年语艺传播学会改名为全国传播学会，传播学最终超越了演讲学。新闻学在吸收了传播学之后同样有被其吞并的趋势，1995年擅长经验研究的传播学者“卡方人”(Chi-Squares，x2)和有丰富编辑经验的“绿眼罩”(Green Eyeshades)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上关于“新闻学”是否应该并入“传播学”的大讨论以传播学的优势告终。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集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举办的传播学研讨会对中国传播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组织的第8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讨论也以传播学的占优结束。 从NCA的改名和AEJMC的大讨论情况可以知道，传播学学科处于应用学科和基础性理论学科之间，这个特殊的位置使得传播学既要到前者寻找问题意识，又要从后者吸取理论营养，同时还要建构传播学科本身的理论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