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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研究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方法等方面,而忽视了对翻译主体一翻译家的研究,特别是系统、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个体翻译家还很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研究翻译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凸显了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翻译家的研究,包括对其翻译思想、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综合研究。毫无疑问,对翻译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孙致礼(1942年出生)是我国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从1979年至今,他翻译了约600万字的西方文学作品,是我国唯一一位将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全部译出的翻译家,而且其译作多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孙致礼教授不仅注重翻译实践,而且注重对翻译理论的潜心研究,出版翻译理论专著,发表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由于其勤奋的研究和优秀的译著,孙致礼先后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1988年)、《翻译家词典》(1989年)以及美国《世界杰出领先人物名人录》(1992年)和《世界5000名人录》(1993年)等书。
本文作者广泛收集了有关翻译家孙致礼的文献资料,结合孙致礼的翻译实践对其译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通过丰富的实例对其代表性翻译理论(即辩证的翻译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孙致礼辩证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里。本文简要介绍了其中的六大关系,系统研究了其他涉及翻译核心问题的四大关系:即翻译的实质是艺术与科学熔为一炉;翻译的标准是神似与形似兼而顾之;翻译的方法是直译与意译并用不悖;翻译的策略是异化与归化并用互补。
本论文运用描述性研究,以丰富的资料阐述孙致礼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翻译思想对我们的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