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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物的可传播性并非是一种新提法的话，那么随着动植物优选化的发展，在上世纪初，在有关遗传的蒙德尔( Mendel)法则通过之后，于1953年发现的对基因细胞支撑的DNA结构，则无论是在DNA的控制方面，还是在对生命的认知方面，都是一场革命。而且，基因的概念也更为精确和明晰。因为遗传性恰恰是一个或者一组基因显示的结果。当然，我们在实验室里还可以把基因再分解。考虑到所有生物中基因的共同结构，我们也有可能把不同组织的基因组的不同部分加以重组，甚至于使用化学合成基因，包括把它们引入到一个完整的组织体内来加以显示。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遗传基因的科研目的。人，才是这个生物学殿堂的建设者。那么人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信念来建造这个生物学殿堂？追求的又是什么样的光明呢？由于对生命的控制，也就是对人本身的控制，逐步加快了对人的后代以及种类的控制，所以，科研目标的合理性问题就变得更为尖锐了。在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回避如何使用知识的问题。这个有关人类活动的目标以及它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是人的责任问题，同时，对所有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和运用的问题，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生活方式、文化以及人的性质提出的问题。然而，这种对生命的强有力的控制所产生的不正常之处在于，这种控制导致了恐惧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