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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视角，以2007-2009 年我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权配置下的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进一步发现，在不同产权配置方式下，政策性负担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1)相比较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更强；(2)相比较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地方政府控股公司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更强；(3)相比较处于非保护性行业的公司，处于保护性行业的公司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将薪酬与业绩相关联的激励合约其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将导致高激励强度的薪酬合约并非是最优选择。因此本文深化了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面的研究，也为我国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