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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的作品总会涉及一些相同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对相同的内容加以比较，往往会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发。
初中语文课文《皇帝的新装》《变色龙》和《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这样一类文章，这三篇课文的体裁虽然不一样，分别是童话、小说、散文;作者的国籍也不一样，安徒生是丹麦人，契诃夫是俄国人，而《邹忌讽齐王纳谏》选自中国汉代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但作品的内容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反映了“说假话”这一现象。下面笔者通过对这三篇课文内容的剖析来探究一下假话产生的根源、条件以及说假话所反映的人的本质等问题，这会对我们铲除不当的假话、构建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建设更进步的社会提供一定的思考方向。如果在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结合具体的课文内容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一定会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水平。
这三篇课文以自己独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了“说假话”的现象。
《皇帝的新装》中隐含着一个类似咒语的预设，即“说真话就证明自己是愚蠢的或者是不称职的”，但这是在一个大的谎言下的假设，骗子说：“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人，都看不见这衣服。”于是作品中从皇帝到大臣再到所有官员、百姓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钻入了骗子为人们精心设计的圈套里，他们都在说假话。
作品反映的是在这个王国里，从皇帝到百姓上上下下的人，为了保住现有的身份、地位、利益，即使面对黑暗现象也不会说真话，为我们上演了一部可笑至极又发人深思的闹剧。
《变色龙》中塑造的主人公叫奥楚蔑洛夫，作为一名警察，他在断案过程中，并不以事实为准绳，而是随着周围人对狗身份的变更，屡次在责骂狗、严惩狗以及狗的主人和夸赞小狗伶俐、乖巧的判词上来回“摇摆”。奥楚蔑洛夫为了不得罪权贵、讨好权贵，不惜当众出丑，屡次改变自己的看法、说假话，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個荒唐、无聊、丑陋至极的反面形象。从小说的情节来看，作者对这类人的批判可谓是鞭辟入里。
而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作者着重塑造了正面形象邹忌，也设置了几个典型的反面形象，即妻、妾、客，他们因偏爱、害怕、有事相求于邹忌而说假话。文中邹忌联类引申，由家事想到国事，想到齐威王作为一国之主，他身边的妃子近臣、朝廷中的大臣、全国范围内的人必然也会因为偏爱、害怕、有事相求于齐威王而不能在他面前总说真话，于是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齐威王也颇有魄力，根据进言的公开性和直接性设立三等奖赏。可以说，齐威王为了消灭“说假话”的现象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虽说此故事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实也带给人温暖、积极的感受。
这三篇课文都深刻地反映了“说假话”这种现象，那么，“说假话”产生的根源、条件是什么呢？其揭示了人性中的哪些问题呢？
一、专制的社会制度是滋生“说假话”现象的土壤
《皇帝的新装》写于1837年，属于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变色龙》创作于沙皇专制时期;《邹忌讽齐王纳谏》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些时期的共同特点是等级制度森严、阶极地位悬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下层阶级不得不迎合上层阶级。社会越专制，能说真话的可能性就越小。统治阶级在选拔人才时的首要标准就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类“人才”必须能够做到为了上层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如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最为极端的事例。如果不能维护上层的利益，小则官职不保，大则有性命之虞。历史学家吴思说：“一个说谎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而民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地位相对平等，国家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着人们的言论自由，说真话受到保护，人们在官场、职场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也就很少说假话。
二、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的需要
抛开社会制度不说，人们在和别人（尤其是和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说话时，往往会受到特定的说话对象的限制和自己心理的暗示，说一些对方爱听但未必符合实际的话，从而说出有利于维持双方关系的话。
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一样，他在面对妻、妾、客时，他所听到的赞美的话与实际情况都有出入，对方为什么会说出不同程度的“假话”呢？从根本上说，都受到对方与邹忌特定关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切实际的赞美时，要冷静思考，清楚地认识到赞美背后的原因。
三、说假话是人性的弱点
从反映的人的本质来看，说假话是骨子里的软弱与不自信的表现。说假话首先是自欺，然后是欺人。这是一种令人鄙弃的人格。
在《皇帝的新装》中，耐人寻味的是，安徒生并没有安排皇帝先说假话，而是让诚实的老大臣和诚实的官员先说假话，“诚实”在故事中具有极大的讽刺意义，连“诚实”的老大臣（这一定是大家公认的）都不敢说真话，可见虚假之风盛行之烈、诚实老大臣——始作俑者之懦弱与自欺。然后，在底下人说假话的“胁迫”和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下（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安徒生写作童话的高明），皇帝也被迫说了假话。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其领导和示范作用在国内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如果皇帝敢于拆穿谎言，足够自信、强大、清醒，他一定能在某个关头扭转这样一个骗局，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虚伪之人远离自己。所以说，这个故事不光讽刺了封建专制制度，也讽刺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愚蠢、昏庸、自欺欺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三部作品主要反映的是有官衔的人说假话的危害。在对古今中外故事的剖析之外，结合现实，不由让我们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处于利益中心的领导，如何才能听到真话？由于每个人可能都怀揣着自己的利益，领导在了解某方面的事情时，如何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古人说得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英明的领导会尽量综合考量各方面的说法、意见，当然也可能会根据各种说法无限接近地去还原事实的真相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合理办法。在分析不同话语的真实性时，当然需要睿智的头脑、冷静的态度和理性的分析。此外，领导者也需要放下身段，要有能听逆耳忠言的胸襟与肚量，闻过则喜、闻颂则忧，也就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真话了。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需要讲真话时能否讲真话或者想听真话时能否听到真话都是永恒的话题。对一个国家而言，民主与法治可以为说真话“保驾护航”。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也应该搭建说真话的平台，让讲真话之人得到应有的肯定、鼓励。希望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大家都能多说真话，少说假话，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真诚，让虚假之话无处遁形。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初中语文课文《皇帝的新装》《变色龙》和《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这样一类文章，这三篇课文的体裁虽然不一样，分别是童话、小说、散文;作者的国籍也不一样，安徒生是丹麦人，契诃夫是俄国人，而《邹忌讽齐王纳谏》选自中国汉代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但作品的内容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反映了“说假话”这一现象。下面笔者通过对这三篇课文内容的剖析来探究一下假话产生的根源、条件以及说假话所反映的人的本质等问题，这会对我们铲除不当的假话、构建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建设更进步的社会提供一定的思考方向。如果在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结合具体的课文内容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一定会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水平。
这三篇课文以自己独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了“说假话”的现象。
《皇帝的新装》中隐含着一个类似咒语的预设，即“说真话就证明自己是愚蠢的或者是不称职的”，但这是在一个大的谎言下的假设，骗子说：“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人，都看不见这衣服。”于是作品中从皇帝到大臣再到所有官员、百姓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钻入了骗子为人们精心设计的圈套里，他们都在说假话。
作品反映的是在这个王国里，从皇帝到百姓上上下下的人，为了保住现有的身份、地位、利益，即使面对黑暗现象也不会说真话，为我们上演了一部可笑至极又发人深思的闹剧。
《变色龙》中塑造的主人公叫奥楚蔑洛夫，作为一名警察，他在断案过程中，并不以事实为准绳，而是随着周围人对狗身份的变更，屡次在责骂狗、严惩狗以及狗的主人和夸赞小狗伶俐、乖巧的判词上来回“摇摆”。奥楚蔑洛夫为了不得罪权贵、讨好权贵，不惜当众出丑，屡次改变自己的看法、说假话，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個荒唐、无聊、丑陋至极的反面形象。从小说的情节来看，作者对这类人的批判可谓是鞭辟入里。
而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作者着重塑造了正面形象邹忌，也设置了几个典型的反面形象，即妻、妾、客，他们因偏爱、害怕、有事相求于邹忌而说假话。文中邹忌联类引申，由家事想到国事，想到齐威王作为一国之主，他身边的妃子近臣、朝廷中的大臣、全国范围内的人必然也会因为偏爱、害怕、有事相求于齐威王而不能在他面前总说真话，于是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齐威王也颇有魄力，根据进言的公开性和直接性设立三等奖赏。可以说，齐威王为了消灭“说假话”的现象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虽说此故事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实也带给人温暖、积极的感受。
这三篇课文都深刻地反映了“说假话”这种现象，那么，“说假话”产生的根源、条件是什么呢？其揭示了人性中的哪些问题呢？
一、专制的社会制度是滋生“说假话”现象的土壤
《皇帝的新装》写于1837年，属于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变色龙》创作于沙皇专制时期;《邹忌讽齐王纳谏》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些时期的共同特点是等级制度森严、阶极地位悬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下层阶级不得不迎合上层阶级。社会越专制，能说真话的可能性就越小。统治阶级在选拔人才时的首要标准就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类“人才”必须能够做到为了上层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如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最为极端的事例。如果不能维护上层的利益，小则官职不保，大则有性命之虞。历史学家吴思说：“一个说谎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而民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地位相对平等，国家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着人们的言论自由，说真话受到保护，人们在官场、职场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也就很少说假话。
二、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的需要
抛开社会制度不说，人们在和别人（尤其是和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说话时，往往会受到特定的说话对象的限制和自己心理的暗示，说一些对方爱听但未必符合实际的话，从而说出有利于维持双方关系的话。
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一样，他在面对妻、妾、客时，他所听到的赞美的话与实际情况都有出入，对方为什么会说出不同程度的“假话”呢？从根本上说，都受到对方与邹忌特定关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切实际的赞美时，要冷静思考，清楚地认识到赞美背后的原因。
三、说假话是人性的弱点
从反映的人的本质来看，说假话是骨子里的软弱与不自信的表现。说假话首先是自欺，然后是欺人。这是一种令人鄙弃的人格。
在《皇帝的新装》中，耐人寻味的是，安徒生并没有安排皇帝先说假话，而是让诚实的老大臣和诚实的官员先说假话，“诚实”在故事中具有极大的讽刺意义，连“诚实”的老大臣（这一定是大家公认的）都不敢说真话，可见虚假之风盛行之烈、诚实老大臣——始作俑者之懦弱与自欺。然后，在底下人说假话的“胁迫”和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下（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安徒生写作童话的高明），皇帝也被迫说了假话。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其领导和示范作用在国内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如果皇帝敢于拆穿谎言，足够自信、强大、清醒，他一定能在某个关头扭转这样一个骗局，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虚伪之人远离自己。所以说，这个故事不光讽刺了封建专制制度，也讽刺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愚蠢、昏庸、自欺欺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三部作品主要反映的是有官衔的人说假话的危害。在对古今中外故事的剖析之外，结合现实，不由让我们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处于利益中心的领导，如何才能听到真话？由于每个人可能都怀揣着自己的利益，领导在了解某方面的事情时，如何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古人说得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英明的领导会尽量综合考量各方面的说法、意见，当然也可能会根据各种说法无限接近地去还原事实的真相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合理办法。在分析不同话语的真实性时，当然需要睿智的头脑、冷静的态度和理性的分析。此外，领导者也需要放下身段，要有能听逆耳忠言的胸襟与肚量，闻过则喜、闻颂则忧，也就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真话了。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需要讲真话时能否讲真话或者想听真话时能否听到真话都是永恒的话题。对一个国家而言，民主与法治可以为说真话“保驾护航”。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也应该搭建说真话的平台，让讲真话之人得到应有的肯定、鼓励。希望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大家都能多说真话，少说假话，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真诚，让虚假之话无处遁形。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