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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界在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形成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总体上看，系统探讨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高质量成果不多，整体性研究不足，并缺乏比较视野。深入系统地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交流;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D64;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024-05
加强文化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提出“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截至2020年11月，在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方面，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习近平”之名分别以“文化交流”“对外交流”“人文交流”“文化走出去”“文化传播”“文化强国”“讲好中国故事”“文明互鉴”“文化软实力”为篇名，配以“模糊”选项，检索到十八大以来研究习近平文化交流的文章110篇。其中，核心期刊36篇，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3篇，再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著作，笔者尝试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一、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生成背景的研究
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论述的生成背景，是理解这一论述的前提。
（一）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背景
例如，在《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析》（李子祥，2014）、《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研究》（师蔷薇，2016）、《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张艳珍，2016）、《习近平新时代软实力外交的内涵及战略意义》（刘鑫鑫、刘婷婷，2018）、《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维度》（张子荣，2019）、《习近平文化观研究》（杨彦京，2019）、《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陈理，2020）等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软实力虽有所提升，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误解还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从未间断，因此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十分必要。
（二）有学者侧重阐述了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国际背景
例如，李珊珊[1]认为，习近平文化走出去思想是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文化形势，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永红[2]认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变革的国际环境中，是对传媒技术变革和对外传播实践的思考应对。黄嫚嫚[3]指出，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习近平文明观是基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是立足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提出的。
（三）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还与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蔡洁[4]指出，红色家风的培育、知青环境的影响以及从政经历的磨砺为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的形成发展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和鲜活的生命。
二、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过程的研究
理论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以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也是如此。
（一）以会议为节点阐述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
例如，在《浅析对外交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叶枝梅，2016）、《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关于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武志军，2017）、《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刘亚琼，2019）等文章中，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历史，他们以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4年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为时间跨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过程进行归纳总结。
（二）部分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期
一是“三阶段说”。师蔷薇[5]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回顾了2003年以来习近平对于文化产业的独到见解，认为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形成经历了雏形、提出和完善三个阶段。黄文悦[6]认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的文化交流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三个阶段，对这个过程的梳理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习近平这一思想的内容及其意义。周良发、朱燕[7]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经历了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二是“四阶段说”。杨彦京[8]指出，习近平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对习近平文化观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和成熟阶段。
三是“转变升华说”。宋悅[9]认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演化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升华”，即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认知逐渐发生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意识在不断升华，当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发生转变。
随着习近平出席不同的重要场合以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将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是一个日益完善和丰富的过程。 三、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的研究
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学者们分别有“四大理论渊源”说和“两大理论渊源”说。
（一）“四大理论渊源”说
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的研究，当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有“四大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是其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是其理论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其理论底色，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是其理论借鉴”[10]。这些观点分别体现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研究》（师蔷薇，2016）、《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张艳珍，2016）、《习近平文化观研究》（杨彦京，2019）、《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研究》（蔡洁，2019）、《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张艳霞，2020）等文章中。
（二）“两大理论渊源”说
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是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交往理论，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文化交流思想的结晶。这些观点体现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探析》（黄良奇，2018）、《立足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故事》（劉秋阳、郑子君，2019）、《习近平关于对外传播的重要论述研究》（李欣垚，2019）、《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吕文菁，2019）等文章中。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二是中国历届领导集体的中外人文交流思想。这些观点分别体现在《习近平中外人文交流思想研究》（曹文杰，2019）、《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支持》（辛鸣，2020）等文章中。还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观点体现在《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根源探析》（宋悦，2020）、《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陈明琨、解科珍，2020）等文章中。
四、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讲什么
就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向世界展示什么，展现一个怎样的中国。有较多学者从讲什么这个方面入手，又从战略目标、文本诠释、多元解读三个角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分别进行阐述。
1.有学者从文化交流的战略目标出发来诠释这一论述的主要内容。例如，张殿军[11]认为，要把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交流的战略目标，积极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努力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刘滢[12]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服务党和国家对外战略。
2.有学者基于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文本对其思想的内涵进行诠释。例如，张艳珍[13]基于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的文本指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互鉴的，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武志军[14]认为，根据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是讲好中国梦及其世界意义，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塑造好中国的四种“大国”形象，讲透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及经验。王晚英[15]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故事”的内容先后提出做到“四个讲清楚”、塑造“四种大国形象”和“五个讲好”。
3.有学者认为要全面、立体理解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例如，吴海江、徐伟轩[16]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是融认知图景、价值取向、底线思维、美好愿景、实践方案为一体的行动指南。胡守勇[17]认为，这一论述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解读：观念维度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目标维度让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路径维度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何娟、王习贤[18]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提炼出四个关键词，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形象。指出它们分别从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和传播目标四个维度勾勒出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轮廓。
（二）“怎么讲”
就是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想讲”和“想听”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着眼于从“怎么讲”这一方面阐述的有：李欣垚[19]认为，对外传播要将讲述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相结合，将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相结合。刘亚琼[20]认为，讲故事要运用多层次的主体、精彩精炼的载体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基于习近平世界文明观，蔡名照[21]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一要对外宣传好中国梦;二要加强话语体系建构传播好中国声音;三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三）“谁来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22]。对此，学界的主要观点有：倪素香、吴清清[23]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一要各级领导带头讲，二要主管部门深入讲，三要各个方面协同讲。师蔷薇[5]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是多元化的，要充分发挥政府及民间交往的协调作用，官方机构、官方媒体、社会各界、中国公民或外国华侨都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曾祥明[24]认为，对外人文交流要以青年人才为战略力量、以元首外交为主线、积极开展多边人文交流、重点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从战略目标、讲述主体、实现路径等不同维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探析。但学界还缺乏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对这一论述主要内容的分析还需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入挖掘。 五、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特点的研究
习近平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文化交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具有鲜明的特点，展现了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分为“三大特征”论、“四大特征”论、“总体特征”论以及“结合特征”论。
（一）“三大特征”论
蔡洁[4]认为，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三个方面。黄嫚嫚[3]认为，习近平文明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实践性和民族性。张玲[25]认为，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一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二是独特的民族特性，三是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四大特征”论
吕文菁[26]认为，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是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的统一。李欣垚[19]认为，习近平对外传播重要论述的特征表现为战略性、继承发展性、现实针对性和鲜明时代性。
（三）“总体特征”论
唐国战[27]认为，习近平对外话语传播的主要特点是大气恢宏自信、合作包容共赢、理性平和务实、和平民主团结、生动鲜明深刻。周良发、朱燕[7]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以人民为中心，以自信为底色，以初心为导向，以兴盛为目标的显著特征。
（四）“结合特征”论
杨彦京[8]认为，习近平文化观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发展相结合、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向度相结合、文化的历史视野和现实维度相结合、文化领域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以及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开放性相结合。胡芮[28]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特点。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只有少数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讨论研究，且大多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有利于更加立体、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文化交流观的深刻内涵，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加深。
六、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原则的研究
对外文化交流不能信马由缰，遵循一定的原则将使对外文化交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部分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十分激烈，对外文化交流秉持什么样的立场、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意义重大。
例如，许门友、邓丽君[29]认为，习近平关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则应遵循以下四点：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突出中国特色，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三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四是坚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师蔷薇[5]认为，讲述中国故事应坚持三大原则，即立足基层的原则、情感共鸣的原则、价值传播的原则。
冯强[30]认为，习近平提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要求是建构独具魅力的话语体系，即建构一种集有理论深度的政治话语、有生活气息的学术话语、有表达规范的大众话语于一体的话语体系。
姚礼巧[31]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原则导向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引，具体来说，一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在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下，坚持“和”文化理念。
七、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当代价值的研究
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当前学界多数学者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并基本形成了一致的学术观点
例如，张艳珍[13]认为，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在理论意义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多样性思想、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阐发了新的文明观;在实践意义上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吕文菁[26]认为，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理论意义上有利于深化并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思想、拓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思路;实践意义上有利于构建世界文明治理新秩序、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共享、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杨彦京[8]认为，习近平文化观的理论意义一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实践价值上有助于凝聚价值共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促进教育和科技的新发展。
（二）部分学者从国际、国内价值两个层面对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例如，马聘[32]认为，国际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提高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宣传现代性的中国模式;国内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凝聚人心，增强文化自信，为改革的深入提供思想保障。
曾婕、沈壮海、刘水静[33]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价值上，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国内价值上，增强国际话语权，有助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
（三）有学者单独从国际价值层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例如，许静[34]指出这一论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积极因素。娄晓琪[35]认为，随着习近平高频次高密度地谈及“文明交流互鉴”，这些思想在国际社会受到了普遍欢迎，有助于为中国争得国际话语权，并将日渐形成国际社会的新型话语体系。 （四）还有学者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中的某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探究
例如，蔡雄杰[36]認为，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培育民族发展的深层力量提供宝贵的思想遵循。
宋悦[9]认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西方文明冲突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科学指引作用。
李欣垚[19]认为，习近平关于对外传播的重要论述具有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水平的提高、推动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以及国际话语权、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四方面的实践意义。
八、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研究现状的思考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总览近年来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系统探讨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高质量成果较少。十八大以来，尽管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其中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系统深入探讨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薄弱，大多数的文章都只是对这一重要论述从国内现状入手，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国外研究现状、主要特点以及应遵循的原则涉及较少。
第二，缺乏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整体性研究。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从多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形成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方面，虽然大致的研究框架已经搭建，研究内容也多有涉及，但学者们的研究比较零散，重复较多，缺乏整体性。
第三，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缺乏比较视野。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内容涉猎很广，表述了其对我国外交策略、全球治理、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思考，对这一论述与一系列关系的对比研究还有待展开。从国际视野上看，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与人类文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从国内视野看，这一论述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梦实现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不可或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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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显超（1971—），男，汉族，吉林长春人，江西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刘杨（1988—），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单位为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交流;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D64;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024-05
加强文化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提出“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截至2020年11月，在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方面，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习近平”之名分别以“文化交流”“对外交流”“人文交流”“文化走出去”“文化传播”“文化强国”“讲好中国故事”“文明互鉴”“文化软实力”为篇名，配以“模糊”选项，检索到十八大以来研究习近平文化交流的文章110篇。其中，核心期刊36篇，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3篇，再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著作，笔者尝试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一、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生成背景的研究
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论述的生成背景，是理解这一论述的前提。
（一）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背景
例如，在《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析》（李子祥，2014）、《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研究》（师蔷薇，2016）、《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张艳珍，2016）、《习近平新时代软实力外交的内涵及战略意义》（刘鑫鑫、刘婷婷，2018）、《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维度》（张子荣，2019）、《习近平文化观研究》（杨彦京，2019）、《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陈理，2020）等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软实力虽有所提升，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误解还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从未间断，因此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十分必要。
（二）有学者侧重阐述了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国际背景
例如，李珊珊[1]认为，习近平文化走出去思想是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文化形势，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永红[2]认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变革的国际环境中，是对传媒技术变革和对外传播实践的思考应对。黄嫚嫚[3]指出，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习近平文明观是基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是立足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提出的。
（三）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还与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蔡洁[4]指出，红色家风的培育、知青环境的影响以及从政经历的磨砺为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的形成发展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和鲜活的生命。
二、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过程的研究
理论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以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也是如此。
（一）以会议为节点阐述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
例如，在《浅析对外交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叶枝梅，2016）、《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关于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武志军，2017）、《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刘亚琼，2019）等文章中，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历史，他们以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4年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为时间跨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过程进行归纳总结。
（二）部分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期
一是“三阶段说”。师蔷薇[5]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回顾了2003年以来习近平对于文化产业的独到见解，认为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形成经历了雏形、提出和完善三个阶段。黄文悦[6]认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的文化交流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三个阶段，对这个过程的梳理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习近平这一思想的内容及其意义。周良发、朱燕[7]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经历了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二是“四阶段说”。杨彦京[8]指出，习近平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对习近平文化观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和成熟阶段。
三是“转变升华说”。宋悅[9]认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演化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升华”，即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认知逐渐发生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意识在不断升华，当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发生转变。
随着习近平出席不同的重要场合以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将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是一个日益完善和丰富的过程。 三、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的研究
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学者们分别有“四大理论渊源”说和“两大理论渊源”说。
（一）“四大理论渊源”说
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的研究，当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有“四大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是其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是其理论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其理论底色，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是其理论借鉴”[10]。这些观点分别体现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研究》（师蔷薇，2016）、《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张艳珍，2016）、《习近平文化观研究》（杨彦京，2019）、《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研究》（蔡洁，2019）、《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张艳霞，2020）等文章中。
（二）“两大理论渊源”说
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理论渊源是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交往理论，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文化交流思想的结晶。这些观点体现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思想探析》（黄良奇，2018）、《立足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故事》（劉秋阳、郑子君，2019）、《习近平关于对外传播的重要论述研究》（李欣垚，2019）、《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吕文菁，2019）等文章中。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二是中国历届领导集体的中外人文交流思想。这些观点分别体现在《习近平中外人文交流思想研究》（曹文杰，2019）、《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支持》（辛鸣，2020）等文章中。还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观点体现在《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根源探析》（宋悦，2020）、《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陈明琨、解科珍，2020）等文章中。
四、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讲什么
就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向世界展示什么，展现一个怎样的中国。有较多学者从讲什么这个方面入手，又从战略目标、文本诠释、多元解读三个角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分别进行阐述。
1.有学者从文化交流的战略目标出发来诠释这一论述的主要内容。例如，张殿军[11]认为，要把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交流的战略目标，积极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努力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刘滢[12]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服务党和国家对外战略。
2.有学者基于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文本对其思想的内涵进行诠释。例如，张艳珍[13]基于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的文本指出，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互鉴的，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武志军[14]认为，根据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是讲好中国梦及其世界意义，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塑造好中国的四种“大国”形象，讲透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及经验。王晚英[15]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故事”的内容先后提出做到“四个讲清楚”、塑造“四种大国形象”和“五个讲好”。
3.有学者认为要全面、立体理解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例如，吴海江、徐伟轩[16]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是融认知图景、价值取向、底线思维、美好愿景、实践方案为一体的行动指南。胡守勇[17]认为，这一论述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解读：观念维度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目标维度让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路径维度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何娟、王习贤[18]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提炼出四个关键词，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形象。指出它们分别从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和传播目标四个维度勾勒出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轮廓。
（二）“怎么讲”
就是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想讲”和“想听”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着眼于从“怎么讲”这一方面阐述的有：李欣垚[19]认为，对外传播要将讲述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相结合，将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相结合。刘亚琼[20]认为，讲故事要运用多层次的主体、精彩精炼的载体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基于习近平世界文明观，蔡名照[21]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一要对外宣传好中国梦;二要加强话语体系建构传播好中国声音;三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三）“谁来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22]。对此，学界的主要观点有：倪素香、吴清清[23]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一要各级领导带头讲，二要主管部门深入讲，三要各个方面协同讲。师蔷薇[5]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是多元化的，要充分发挥政府及民间交往的协调作用，官方机构、官方媒体、社会各界、中国公民或外国华侨都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曾祥明[24]认为，对外人文交流要以青年人才为战略力量、以元首外交为主线、积极开展多边人文交流、重点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从战略目标、讲述主体、实现路径等不同维度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探析。但学界还缺乏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对这一论述主要内容的分析还需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入挖掘。 五、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主要特点的研究
习近平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文化交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具有鲜明的特点，展现了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分为“三大特征”论、“四大特征”论、“总体特征”论以及“结合特征”论。
（一）“三大特征”论
蔡洁[4]认为，习近平文化强国观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三个方面。黄嫚嫚[3]认为，习近平文明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实践性和民族性。张玲[25]认为，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一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二是独特的民族特性，三是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四大特征”论
吕文菁[26]认为，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是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的统一。李欣垚[19]认为，习近平对外传播重要论述的特征表现为战略性、继承发展性、现实针对性和鲜明时代性。
（三）“总体特征”论
唐国战[27]认为，习近平对外话语传播的主要特点是大气恢宏自信、合作包容共赢、理性平和务实、和平民主团结、生动鲜明深刻。周良发、朱燕[7]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以人民为中心，以自信为底色，以初心为导向，以兴盛为目标的显著特征。
（四）“结合特征”论
杨彦京[8]认为，习近平文化观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发展相结合、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向度相结合、文化的历史视野和现实维度相结合、文化领域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以及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开放性相结合。胡芮[28]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特点。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只有少数学者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讨论研究，且大多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有利于更加立体、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文化交流观的深刻内涵，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加深。
六、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原则的研究
对外文化交流不能信马由缰，遵循一定的原则将使对外文化交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部分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十分激烈，对外文化交流秉持什么样的立场、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意义重大。
例如，许门友、邓丽君[29]认为，习近平关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则应遵循以下四点：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突出中国特色，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三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四是坚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师蔷薇[5]认为，讲述中国故事应坚持三大原则，即立足基层的原则、情感共鸣的原则、价值传播的原则。
冯强[30]认为，习近平提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要求是建构独具魅力的话语体系，即建构一种集有理论深度的政治话语、有生活气息的学术话语、有表达规范的大众话语于一体的话语体系。
姚礼巧[31]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原则导向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引，具体来说，一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在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下，坚持“和”文化理念。
七、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当代价值的研究
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当前学界多数学者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并基本形成了一致的学术观点
例如，张艳珍[13]认为，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在理论意义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多样性思想、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阐发了新的文明观;在实践意义上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吕文菁[26]认为，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理论意义上有利于深化并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思想、拓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思路;实践意义上有利于构建世界文明治理新秩序、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共享、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杨彦京[8]认为，习近平文化观的理论意义一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实践价值上有助于凝聚价值共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促进教育和科技的新发展。
（二）部分学者从国际、国内价值两个层面对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例如，马聘[32]认为，国际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提高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宣传现代性的中国模式;国内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凝聚人心，增强文化自信，为改革的深入提供思想保障。
曾婕、沈壮海、刘水静[33]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价值上，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国内价值上，增强国际话语权，有助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
（三）有学者单独从国际价值层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例如，许静[34]指出这一论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积极因素。娄晓琪[35]认为，随着习近平高频次高密度地谈及“文明交流互鉴”，这些思想在国际社会受到了普遍欢迎，有助于为中国争得国际话语权，并将日渐形成国际社会的新型话语体系。 （四）还有学者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中的某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探究
例如，蔡雄杰[36]認为，习近平文化软实力思想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培育民族发展的深层力量提供宝贵的思想遵循。
宋悦[9]认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西方文明冲突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科学指引作用。
李欣垚[19]认为，习近平关于对外传播的重要论述具有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水平的提高、推动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以及国际话语权、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四方面的实践意义。
八、对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研究现状的思考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总览近年来关于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系统探讨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高质量成果较少。十八大以来，尽管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其中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系统深入探讨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薄弱，大多数的文章都只是对这一重要论述从国内现状入手，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国外研究现状、主要特点以及应遵循的原则涉及较少。
第二，缺乏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整体性研究。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从多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形成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方面，虽然大致的研究框架已经搭建，研究内容也多有涉及，但学者们的研究比较零散，重复较多，缺乏整体性。
第三，对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研究缺乏比较视野。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内容涉猎很广，表述了其对我国外交策略、全球治理、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思考，对这一论述与一系列关系的对比研究还有待展开。从国际视野上看，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与人类文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从国内视野看，这一论述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梦实现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交流重要论述不可或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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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显超（1971—），男，汉族，吉林长春人，江西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刘杨（1988—），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单位为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