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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气象渐渐不一样了。
“气象”这个词含义上很虚，但在描繪软性力量方面又很实，是对“势”这个典型的中国概念的形象化。而我们都知道，先辈们说的“势”，主要是人心，剥离政治动员带来的暂时性效果不谈，人心本质上是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不断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里不但强调了文化自信的根本性，而且在内涵上具体化了，明确地指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承。
这是有社会基础的，过去大约20年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在用一种更客观和更亲近的态度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1997年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十年一遇”地猛烈暴露了现代工业文明内在的自毁倾向。而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美美与共，听上去就像是2000多年前对人类未来必由之路的预言，同时它也在回答“上帝死后怎么办”的问题。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大同”思想的当代版本。中国的领导人在自信地运用中国文化为世界提供方案，尽管成效如何还要看国际上那些傲慢成性者的理解力和“眼镜”的颜色。
这一气象，来之不易。今天距离代表着中国文化自信崩溃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刚好是100年左右的时间。近百年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甚至羞于启齿。
尽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认识论在手，但中国人似乎很难认真面对一组逻辑关系：文化的话语权，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政治实力，他人的贬损和自我贬损，大多源于国弱民穷。人穷志短，一时间人人言必称希腊，但却完全无视启蒙运动其实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百年自卑中，事实上包含着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错误。当然，我们不能苛责前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设身处地，九成以上也是相同立场。
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在灵魂上逐渐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一逻辑其实早已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具体表述中非常明确，历史上真正有大格局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在意王朝更迭，而更关心“天下兴亡”—即文化的生与死。中国是一个从上层建筑到民间意识都自觉维系着文化接续的共同体，这是四大文明惟其独存的旨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恰恰就发生在过去的百余年间。而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它挺了过来，和现代化实现了相互“接引”。
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的话说，中国文化终于走出了拜倒在西方文化之下的“百年学徒期”。
走出来之后，怎么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对，则是另一个严肃的课题。在文化主体性归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苗头。那就是，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将之奉为“国粹”的一部分狂热者—有学者也有民间人士，正在将以世俗化为重要特点的传统文化神道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卫道士，无原则的歌颂者和辩护者。
这种态度，和传统文化的品质南辕北辙。事实上，传统文化这一词汇本身就存在浓烈的“箩筐”味道，理性的研究者会对它做更细致的分别，并发现不同部门其实大异其趣，甚至互相矛盾。比如道家内部，黄老之术主张理性，而庄子一派则注重本性的张扬，不加区分，必然不得要领，反受其害。
对此，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老先生就清醒地对《南风窗》表示，不分青红皂白，容易引起反弹，不仅达不到弘扬之目的，反而不必要地背上新的包袱。牟先生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通过其方法论可见一斑。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对“常道和变道”加以区别，所谓常道，就是不变的、优秀的核心部分，所谓变道，则是时人居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独特阐述，离开了时代背景就失去意义的部分。比如，“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常道，必须世代坚守，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是变道，随时而去。新文化运动是常变不分，常变俱灭。
此可谓嘉言谠论，不仅足为肉食者鉴，对于民间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或力求从传统文化中去认识自身的人士，也是最好的耳提面命了。
“气象”这个词含义上很虚，但在描繪软性力量方面又很实，是对“势”这个典型的中国概念的形象化。而我们都知道，先辈们说的“势”，主要是人心，剥离政治动员带来的暂时性效果不谈，人心本质上是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不断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里不但强调了文化自信的根本性，而且在内涵上具体化了，明确地指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承。
这是有社会基础的，过去大约20年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在用一种更客观和更亲近的态度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1997年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十年一遇”地猛烈暴露了现代工业文明内在的自毁倾向。而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美美与共，听上去就像是2000多年前对人类未来必由之路的预言，同时它也在回答“上帝死后怎么办”的问题。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大同”思想的当代版本。中国的领导人在自信地运用中国文化为世界提供方案，尽管成效如何还要看国际上那些傲慢成性者的理解力和“眼镜”的颜色。
这一气象，来之不易。今天距离代表着中国文化自信崩溃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刚好是100年左右的时间。近百年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甚至羞于启齿。
尽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认识论在手，但中国人似乎很难认真面对一组逻辑关系：文化的话语权，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政治实力，他人的贬损和自我贬损，大多源于国弱民穷。人穷志短，一时间人人言必称希腊，但却完全无视启蒙运动其实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百年自卑中，事实上包含着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错误。当然，我们不能苛责前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设身处地，九成以上也是相同立场。
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在灵魂上逐渐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一逻辑其实早已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具体表述中非常明确，历史上真正有大格局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在意王朝更迭，而更关心“天下兴亡”—即文化的生与死。中国是一个从上层建筑到民间意识都自觉维系着文化接续的共同体，这是四大文明惟其独存的旨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恰恰就发生在过去的百余年间。而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它挺了过来，和现代化实现了相互“接引”。
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的话说，中国文化终于走出了拜倒在西方文化之下的“百年学徒期”。
走出来之后，怎么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对，则是另一个严肃的课题。在文化主体性归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苗头。那就是，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将之奉为“国粹”的一部分狂热者—有学者也有民间人士，正在将以世俗化为重要特点的传统文化神道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卫道士，无原则的歌颂者和辩护者。
这种态度，和传统文化的品质南辕北辙。事实上，传统文化这一词汇本身就存在浓烈的“箩筐”味道，理性的研究者会对它做更细致的分别，并发现不同部门其实大异其趣，甚至互相矛盾。比如道家内部，黄老之术主张理性，而庄子一派则注重本性的张扬，不加区分，必然不得要领，反受其害。
对此，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老先生就清醒地对《南风窗》表示，不分青红皂白，容易引起反弹，不仅达不到弘扬之目的，反而不必要地背上新的包袱。牟先生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通过其方法论可见一斑。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对“常道和变道”加以区别，所谓常道，就是不变的、优秀的核心部分，所谓变道，则是时人居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独特阐述，离开了时代背景就失去意义的部分。比如，“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常道，必须世代坚守，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是变道，随时而去。新文化运动是常变不分，常变俱灭。
此可谓嘉言谠论，不仅足为肉食者鉴，对于民间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或力求从传统文化中去认识自身的人士，也是最好的耳提面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