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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写于1940年的《新事论》可谓“中国新叙事”的先驱，现在读来仍觉意蕴深远。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相应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便涉及所谓的“中国新叙事”。其实，中国新叙事并非现在才开始，早在清末民初就开展起来。
在笔者看来，冯友兰先生写于1940 年的《新事论》可谓“中国新叙事”的先驱，现在读来仍觉意蕴深远。《新事论》的副标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其任务之一是进行中西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比较，为此，冯友兰首先区分了中国社会文化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共相和殊相，即他所谓的“别共殊”。冯友兰指出，只有弄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共相是什么，殊相是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可学或可改的，什么东西是不可学或不可改的，进而明确“中国到自由之路”是什么。
在冯友兰看来，当时落后的中国需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但不是学习它的一切方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我们只需学习它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不是专属西方国家的，而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类型或属性，即某种共相。中国只能也只需学习西方的某些共相，而不能也不必学习它的殊相。类似地，中国只能并只需放弃己的某些共相，而不能也不必放弃自己的殊相。
“别共殊”是该书的第一章，其中谈道：“把所谓西洋文化当成一个特殊底文化看，学西洋亦发生问题。一个个体，是一个特殊，它是不可学底。凡所谓学某个体者，其实并不是学某个体，不过是学某个体之某方面，学某个体所以属于某类之某性。”（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03 页。）
冯友兰进一步指出：“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同上，第205 页）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就是中国文化需要学习的。那么，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什么？答曰：生产社会化的文化;相应地，中国文化的古代性就是：生产家庭化的文化。二者分别是两种文化类型，因而都是共相而不是殊相。
虽然各国文化之间的共相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彼此改变的，但是，各国文化的殊相是不必学习也不可改变的。冯友兰把中国文化的殊相看作中国的国风，他谈道：“这种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儒家墨家的学说。更确切地一点说，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学说。巩固‘帮’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墨家的学说。此外中国的国风还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底国风养成中国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就这另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道家的学说。……有儒家墨家的嚴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同上，第330-331 页）
中国的国风是中国文化的殊相，构成中国人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因而是中国文化之“体”。与之不同，西方国家先行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是共相，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共相是可以学习也是可以“拿来”的，因而是中国文化之“用”。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道：“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话是可说底。我们的《新事论》的意思，亦正如此。不过我们不说是西洋底知识，技术，工业，而说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而已。”（同上，第332 页）
在冯友兰看来，“组织社会的道德”即国风是中国文化之体，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没有向西方国家学来的“社会本位的制度文化”之用，用以代替原先的“家庭本位的制度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特有的国风就是儒家、墨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家的超脱精神，这种国风与生产社会化的制度文化并不冲突，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的“到自由之路”。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相应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便涉及所谓的“中国新叙事”。其实，中国新叙事并非现在才开始，早在清末民初就开展起来。
在笔者看来，冯友兰先生写于1940 年的《新事论》可谓“中国新叙事”的先驱，现在读来仍觉意蕴深远。《新事论》的副标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其任务之一是进行中西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比较，为此，冯友兰首先区分了中国社会文化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共相和殊相，即他所谓的“别共殊”。冯友兰指出，只有弄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共相是什么，殊相是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可学或可改的，什么东西是不可学或不可改的，进而明确“中国到自由之路”是什么。
在冯友兰看来，当时落后的中国需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但不是学习它的一切方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我们只需学习它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不是专属西方国家的，而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类型或属性，即某种共相。中国只能也只需学习西方的某些共相，而不能也不必学习它的殊相。类似地，中国只能并只需放弃己的某些共相，而不能也不必放弃自己的殊相。
“别共殊”是该书的第一章，其中谈道：“把所谓西洋文化当成一个特殊底文化看，学西洋亦发生问题。一个个体，是一个特殊，它是不可学底。凡所谓学某个体者，其实并不是学某个体，不过是学某个体之某方面，学某个体所以属于某类之某性。”（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03 页。）
冯友兰进一步指出：“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同上，第205 页）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就是中国文化需要学习的。那么，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什么？答曰：生产社会化的文化;相应地，中国文化的古代性就是：生产家庭化的文化。二者分别是两种文化类型，因而都是共相而不是殊相。
虽然各国文化之间的共相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彼此改变的，但是，各国文化的殊相是不必学习也不可改变的。冯友兰把中国文化的殊相看作中国的国风，他谈道：“这种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儒家墨家的学说。更确切地一点说，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学说。巩固‘帮’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墨家的学说。此外中国的国风还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底国风养成中国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就这另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道家的学说。……有儒家墨家的嚴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同上，第330-331 页）
中国的国风是中国文化的殊相，构成中国人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因而是中国文化之“体”。与之不同，西方国家先行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是共相，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共相是可以学习也是可以“拿来”的，因而是中国文化之“用”。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道：“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话是可说底。我们的《新事论》的意思，亦正如此。不过我们不说是西洋底知识，技术，工业，而说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而已。”（同上，第332 页）
在冯友兰看来，“组织社会的道德”即国风是中国文化之体，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没有向西方国家学来的“社会本位的制度文化”之用，用以代替原先的“家庭本位的制度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特有的国风就是儒家、墨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家的超脱精神，这种国风与生产社会化的制度文化并不冲突，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的“到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