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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光誉之为“博物之书”，章学诚称它系“一方之全书”。
读志，人生一乐也！当你打开了本地区的史志，其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古迹、物产、风俗、金石、艺文等等，无不了如指掌；特别是“人物”一项，最能引起兴味，读来颇感亲切。但有时也会出现不满足的情绪，而正是由于有这种情绪，便引来一系列的思考。
假期得暇，遂着手整理潮州明代解元的行藏录。先翻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有“坊表”，其中之“圣域坊”建于清代，首列饶平盛端明……。再翻乾隆《潮州府志》，卷八有“坊表”，其中之“六贤坊”也列盛端明之名；但卷之二十八至三十的“人物”部，却找不到盛氏传；卷二十六的“选举表·上”虽有载，甚简，只介绍他是弘治十一年解元，弘治十五年进士，下加附注云：“饶平人，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谥荣简。因党陶仲文，追谥 、削职。详《明史》。”我只好按图索骥，才查出《明史》将盛氏归入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类！所载也略：“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也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视官夺谥。”《明史》编者还在本传前评曰：“至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他们究竟用什么“秘术”去拍马屁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秘方见体”条有载而不详，直到查到“进药”条，方知所谓“秘术”，淫术也！盛端明此“贤”的庐山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但乾隆《潮州府志》对盛氏的所作所为却避而不谈；顺治《潮州府志》则更离奇，所载全属谀词。这是为什么？原来地方志记载人物时往往“有褒无贬”，未能全面地反映出某人一生的事实。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评曰：“州县志，下为谱牒传记持平，上为部府征信。”钱大昕也说：“方志有褒无贬，是忠厚之意；但凭公论所在，不可变黑为白。”他还在《跋新安志》中说：“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文长《四明志》，于史同叔，但叙其历官，而云‘事具国史’。以此同意汪(即汪廷俊，世称奸人)尚，有善可称，史则其恶益著，故文稍异尔。”
紧接的思考又来了：“有褒无贬”果真是历代撰修方志人物，传的定则么？
唐玄宗年间，集贤院学士徐坚等奉敕撰写《初学记》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的“史传第二”便首次提出了“方志直文”的理论，他主张编写方志应该象司马迁著《史记》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并引《魏书》“王肃对明帝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等语以证之。显然，历代文人修志，大多数都不能做到“方志直文”，但毕竟也有些例外。明代陕西康海修《武功县志》，全书三卷，分七编；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顺治年间，潮州知府吴颖修《潮州府志》共十二卷，第四卷特别附入“迸放诸奸”，认为贬潮的人并非全是贤人，其中也有“奸恶贯盈”之辈，如宋浑、黄潜善、徐秉哲、梁成大等四人；同卷又有“贪酷诸吏”条，除序言外，还逐一列举出知府黄、谢光，同知徐守等十四人的罪行，“使览之者知所戒”云，深得《史记》遗风。但无庸讳言，不论康志或吴志，均有局限：康志的针砭是对事不对人；吴志卷六为盛氏立《盛荣简传》时，一个劲地大吹“世宗屡加褒锡”，“归筑北门堤以壮捍御”，而对其“秘术干荣”之举则只字不提，可见在评价这位“乡贤”时也仍超不出“桑梓之敬，自不能已”的窠臼。
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已在全国各地区蓬勃展开，有鉴于此，谨就上述读地方志人物传之所感，愿向修志诸君进数言，聊充芹献：
一、由于是“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以一方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张恕同治《鄞县志序》)，故一般都是当地人修当地志，其中难免涉及很多“乡贤名宦”，如此，则切莫以感情代替事实，一味地曲意奉承。岂不闻“夸饰则辗转迁就，欲掠古人之美，反致生后人之疑；攀附则请托夤缘，欲传先人之名，反致招同人之谤。二者皆为修志所深忌”(光绪联元《海阳县志序》)！
二、过去修地方志，其中有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修一统志(国史)准备材料；现在修地方志，何妨来个“逆过程”，参考国史对于有关人物的评价，以补充地方志之不足。
三、历代笔记文学，多有涉及人物遗闻逸事(如上述《万历野获编》载盛端明事)者，应旁搜博采，充分利用，以之丰富地方志人物传内容。
四、既勿曲意奉承，也忌任意贬斥。爱屋及乌，未必明智；因人废言，怎推公允？
读志，人生一乐也！当你打开了本地区的史志，其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古迹、物产、风俗、金石、艺文等等，无不了如指掌；特别是“人物”一项，最能引起兴味，读来颇感亲切。但有时也会出现不满足的情绪，而正是由于有这种情绪，便引来一系列的思考。
假期得暇，遂着手整理潮州明代解元的行藏录。先翻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有“坊表”，其中之“圣域坊”建于清代，首列饶平盛端明……。再翻乾隆《潮州府志》，卷八有“坊表”，其中之“六贤坊”也列盛端明之名；但卷之二十八至三十的“人物”部，却找不到盛氏传；卷二十六的“选举表·上”虽有载，甚简，只介绍他是弘治十一年解元，弘治十五年进士，下加附注云：“饶平人，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谥荣简。因党陶仲文，追谥 、削职。详《明史》。”我只好按图索骥，才查出《明史》将盛氏归入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类！所载也略：“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也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视官夺谥。”《明史》编者还在本传前评曰：“至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他们究竟用什么“秘术”去拍马屁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秘方见体”条有载而不详，直到查到“进药”条，方知所谓“秘术”，淫术也！盛端明此“贤”的庐山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但乾隆《潮州府志》对盛氏的所作所为却避而不谈；顺治《潮州府志》则更离奇，所载全属谀词。这是为什么？原来地方志记载人物时往往“有褒无贬”，未能全面地反映出某人一生的事实。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评曰：“州县志，下为谱牒传记持平，上为部府征信。”钱大昕也说：“方志有褒无贬，是忠厚之意；但凭公论所在，不可变黑为白。”他还在《跋新安志》中说：“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文长《四明志》，于史同叔，但叙其历官，而云‘事具国史’。以此同意汪(即汪廷俊，世称奸人)尚，有善可称，史则其恶益著，故文稍异尔。”
紧接的思考又来了：“有褒无贬”果真是历代撰修方志人物，传的定则么？
唐玄宗年间，集贤院学士徐坚等奉敕撰写《初学记》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的“史传第二”便首次提出了“方志直文”的理论，他主张编写方志应该象司马迁著《史记》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并引《魏书》“王肃对明帝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等语以证之。显然，历代文人修志，大多数都不能做到“方志直文”，但毕竟也有些例外。明代陕西康海修《武功县志》，全书三卷，分七编；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顺治年间，潮州知府吴颖修《潮州府志》共十二卷，第四卷特别附入“迸放诸奸”，认为贬潮的人并非全是贤人，其中也有“奸恶贯盈”之辈，如宋浑、黄潜善、徐秉哲、梁成大等四人；同卷又有“贪酷诸吏”条，除序言外，还逐一列举出知府黄
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已在全国各地区蓬勃展开，有鉴于此，谨就上述读地方志人物传之所感，愿向修志诸君进数言，聊充芹献：
一、由于是“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以一方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张恕同治《鄞县志序》)，故一般都是当地人修当地志，其中难免涉及很多“乡贤名宦”，如此，则切莫以感情代替事实，一味地曲意奉承。岂不闻“夸饰则辗转迁就，欲掠古人之美，反致生后人之疑；攀附则请托夤缘，欲传先人之名，反致招同人之谤。二者皆为修志所深忌”(光绪联元《海阳县志序》)！
二、过去修地方志，其中有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修一统志(国史)准备材料；现在修地方志，何妨来个“逆过程”，参考国史对于有关人物的评价，以补充地方志之不足。
三、历代笔记文学，多有涉及人物遗闻逸事(如上述《万历野获编》载盛端明事)者，应旁搜博采，充分利用，以之丰富地方志人物传内容。
四、既勿曲意奉承，也忌任意贬斥。爱屋及乌，未必明智；因人废言，怎推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