蹩脚的文学作品,精湛的思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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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四○年,法国出现了一部空想小说——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这部作者自称为“哲学和社会小说”的书问世后,风靡一时,而且此后多次再版,影响颇为深远。它使卡贝成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有声望”的共产主义宣传者。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巴黎时结识过卡贝。此时,正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卡贝的这部小说,对小说及其作者给予充分的估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如《神圣家族》等中,多次提到了卡贝及其著作;而标志马克思主义完全成熟的《共产党宣言》,更专门论及此书。显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小说里采撷了思想的花朵。
  所谓“空想小说”,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小说”(或“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卡贝形成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建立自己的“伊加利亚”学派,主要就是以这部小说。这部小说获得成功,到底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它作为“小说”所具有的情节描写、人物刻划等等吗?不是。——尽管这些都是有的;而且,作者为了“引人入胜”,还不惜在书中穿插爱情故事,尽情抒写人物的悲欢离合。但这一切却无助于提高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
  《伊加利亚旅行记》——蹩脚的文学作品,精湛的思想著作!它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而在思想史上,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却占有重要的篇章。何谓“伊加利亚”?恩格斯指之为“乌托邦幻想国”,它是新世纪的“桃花源”,作者所向往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作者通过两个异邦人——一主一仆到伊加利亚旅游,把读者带到了这个既陌生、奇特而又美好、理想的国度。大海中的这个与世隔绝的共和国,为了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基本上不同外界联系,但它又不是完全“封闭”的——它热情、好客,欢迎人们来观光、考察。在这两个异国人的亲身体验中,伊加利亚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等等,历历展现在读者眼前。伊加利亚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政党,没有军队、警察以及其它暴力工具。它还有国家机器,但已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人民当家作主,各级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公民轮流担任各种公职。它废除商业和货币——只进行少许的对外贸易以换取本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它以“共同富裕”而不是“普遍贫穷”为宗旨。它的生产的两个部门:工业实行高度集体化的劳动,而农业则保持个体劳动。它重视教育和科学,把技术成果运用于生产和生活,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造福于人民。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它的人民具有较高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出“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精神。人和人之间也有矛盾,但已不是革命与反动的矛盾,而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因而,人们的欢乐与痛苦已完全不同于阶级社会中那样的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伊加利亚尽管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而建立的,但从书中可以看出,卡贝同其他空想主义者一样,“一贯地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见《共产党宣言》)。
  卡贝生当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参加过一八三○年的七月革命,后被迫流亡英国,深受欧文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他返回法国后,大力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勤于著述。第二年奉献于社会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其代表作,是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臻于成熟的表现。卡贝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后,仰慕者接踵而至。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虽然这些体系的创造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0页)卡贝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有其合理之处。这是卡贝学说的革命方面,但卡贝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他看不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崇拜天才人物,他的“伊加利亚”国由以得名的“伊加尔”其人,就是一个涂抹着作者的理想油彩、堪称楷模的天才人物。这个开国领袖以出类拔萃的德行和功业创建了“大同世界”,恩赐自己的人民以幸福。卡贝既然反对阶级斗争,他就诉诸劝善,竭力说服富人放弃邪恶行为,企图以示范、试验的方式来达到和平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这些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却恰恰被卡贝的门徒加以发展了。总起来说,卡贝的学说、思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其空想主义先辈,而在更多的方面却缺乏独创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他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
  今天看来,卡贝的著作带着明显的稚气,他的学说当然具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此所以名为空想主义的原因。不仅卡贝,所有的空想主义者都一样,在他们的学说和著作中,珍珠和泥沙混杂在一起。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躯体“蜕变”而来的。就象现代的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先辈——炼金术士一样,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这些社会主义鼻祖。无论如何,他们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在他们天才地预言中,有着今天已得到实践的检验而证明了其正确的真理;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再犯;他们限于种种历史条件而未能涉及的方面,我们要勇于去开拓。总之,必须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遗产,不能说这个宝藏我们已经发掘得很够了。
   由此,我想到了空想主义名著的翻译、出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今天还大有加强的必要。
  从《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中译本来看,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附参考资料和索引等,全书仅有一个简短的《出版说明》。这是一部古典名著,并非普通读物,除了一篇内容充实、科学性较高的序言外,再配上一些为读者穿针引线、指路导游的辅助资料,是很有必要的。“文化大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典学术著作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那时,该馆组织对空想主义名著的翻译,多用苏联维·彼·沃尔金院士所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驱者丛书”的本子。当时迫于客观条件,用这些本子从俄文转译,首先解决有无问题,是应予肯定的。但转译不如直接根据原文(原文多为法文,其次为英文)翻译,这却又是很大的缺陷。撇开这两点,那些本子都附有较多较好的参考资料,则是不可抹杀的长处。今天,我们自可不采用沃尔金的本子,但他附参考资料的做法,还是可资借鉴的。
  试举一例。《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八四五年法文第三版的封面,应该算一项重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法文版本都有这项资料。不要以为书中附上它不过给书籍增加一幅具有版本意义的插图。不,这个封面有实质意义。它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小小一席地位,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著作还专门把它作为理论资料引用。因为它上面有作者用若干词语和口号组成的一个“图式”(姑且这样名之)。这个“图式”,简明,醒目,是全书的“纲”,是作者理想的“提要”,很能引人注意。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时沿用的一个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现在所能查到的,可以说最早就是见于这个封面。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宣扬自私自利的口号时提到的另一个口号——“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最早也是写在这个“图式”中。因此,应该说这个“图式”是研究空想主义、理解卡贝的整个思想和学说的重要资料。出版工作中出现这种遗漏,也反映了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史的研究中还有不足之处。听说商务印书馆现正根据原文重新组译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三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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