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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阳, 一个号称“点遍中国”的点子大王, 当年企业主想与他吃顿饭, 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十年前, 何阳却阴沟里翻船, 以诈骗罪入狱。2009年6月, 何阳出狱, 他期望“翻案正名”, 也意图重出江湖。不过, 十年已过, 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 江湖还会是他的那个江湖吗?
点子大王的光辉岁月
几个月前, 何阳从监狱刑满回来, 新华社用“点子归来, 大王不再”的标题, 报道了何阳的出狱。
现在何阳与从监狱带出来的助手住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套老旧的居室内, 一日三餐靠叫外卖解决, 出门的交通工具以地铁为主。这位53岁中年男子的往昔荣耀早已淹没其中。
彼时, 何阳从大学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 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从事技术研究, 收入稳定。父亲是工程师, 26岁时月薪已经拿到102元, 母亲是医生, 收入也颇丰, 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 何阳的日子过得悠闲富足。
1988年, 在32岁的某天早晨醒来, 想想以后虽然生活无忧却乏味可见的人生, 何阳辞职了。
何阳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咨询策划上。他常常说, 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当时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 这些“学生”并没有经过拜师学艺的仪式, 可能只是他许多次演讲中的一名听众而已。何阳家中保留着大量当年巡讲的照片及新闻报道资料。其中有一张牛根生与何阳的合影, 牛抱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
当年何阳究竟有多红?那时刘晓庆的出场费是四万元, 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起算, 企业主要想与他吃顿饭, 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听何阳报告的门票一般都是数百元, 压过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到大陆演出的票价。
他是中国第一个走遍全国29个以上省市地区的巡讲人, 所到之处, 当地重要领导亲自接机, 省级报纸头版头条提前预告, 类似于“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 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的标题也不鲜见。
开宝马, 住别墅, 所到之处皆是鲜花掌声。那是一个任由何阳呼风唤雨的美好时期。当年一个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他不太高兴地回答:“你应该问, 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刚进去时心态轻松
宁夏银川百多公里外有个惠农县,在这个县的第三监区, 何阳平静地度过了十年。
刚进去时, 何阳心态轻松, 他认为很快就能平反。他说:“你找找当初抓我的照片, 包括在法庭上, 我都是笑着跟他们说话。”
狱中的何阳既不“劳动”, 也不积极申请减刑, 他觉得自己没犯罪。但在六年以后, 何阳打消了幻想。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申诉六年来只是在宁夏各级法院中转了一个来回。
而外界对于何阳的评价也变得复杂, 他的点子被质疑为子虚乌有、不起实质作用, 他做的报告, 被视作自吹自擂。不少人认为, 何阳的“成功”误导了中国的营销界, 首先是对他的“点子作用”过于夸大, 导致了一些老板沉迷于“一剑封喉”的痴想。
许多被何阳策划过的企业披露其“点子”根本不实用, 业内人士甚至评价其策划是“抖机灵”, 他是不成熟的中国策划业早产的一个“畸儿”, 一个传媒制造的“泡沫”。
甚至有媒体曝出, 何阳将他跟不同女人的性爱制作成录像, 寄给朋友。于是, 这个诈骗犯同时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嫖客”。
何阳反问记者:“你相信那些话吗?我怎么可能那么无聊, 搞那种录像寄给别人?即便是陈冠希也不是主动曝光艳照。说我是个骗子, 那怎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花钱请我去演讲?这简直就是贬低全国人民的智商。”
高墙外的媒体说他“供认不讳”, 但在高墙之内, 何阳还是拒绝认罪。
何阳说, 他非常喜欢日本电影《追捕》中主角杜丘的一句台词:“作为一个男人, 我死也不会屈服。”
狱中的“何老师”
他给以前称兄道弟的名流写过信, 但石沉大海。虽然不认罪, 但何阳必须认命。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状况, 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监狱这个奇特的地方生存下去。
但是, 何阳还是异于一般的罪犯, 他有极高的知名度和丰富的知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他在监狱不用干体力活, 还有个小书房。他除了给犯人上课, 还负责出黑板报。犯人们有心理问题, 狱警也经常让何阳解决, 他能把犯人说哭, 服服贴贴。
何阳是一个“暴聪明”的人, 他的《点遍中国》一书中披露, 经北京一家医院检测, 他的智商离满分只差两分。在狱中, 他的聪明依然有用武之地。
狱友们都叫他“何老师”, 何阳也常给他们上课, 教他们文化课和法律。有新进来的混混想欺负他, 会被更凶狠的犯人教训。“ ‘黑老大’ 都以结识我为荣, 很照顾我。” 何阳说。
为了不“被监狱废掉”, 他尽量多地跟狱警和狱友交流, 多说话, 拼命看书, 什么都看, 包括狱警们自考的教科书。他学法律, 学英语。到最后, 可以看着不配字幕的美国大片, 给犯人们做同声翻译。
在狱中, 何阳的油画水平也是突飞猛进, 他说中央美院的老师看了都赞叹。
出狱后最急着办的事
2009年6月17日, 何阳带着8个大箱子, 离开关押自己十年的宁夏, 回到北京。箱子里, 放着他十年来读过的数百本书, 创作的上千张字画, 和数百万字书稿。
不幸中的万幸, 何阳在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买过几间房子, 这让他不至于流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
出狱后, 何阳最急着办的事就是给自己“翻案”, 他设计了三种路径。第一就是求助媒体。他说:“当初我一出事, 从一致的唱赞歌立即转变成一边倒的批判,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媒体变得多样化, 很多都有自己的思考。现在还有网络, 孙志刚案、佘祥林案, 网络的作用不可低估,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 何阳准备通过正常的渠道,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第三, 何阳还在设法走“高层路线”, 把自己的情况向高层领导传达,“毕竟, 领导的一个批示会非常管用”。
不过, 何阳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建议他:不要再管那些往日的是非, 好好挣钱过日子, 何况你何阳的点子一直不乏认同者。
何阳出狱当天, 宁夏石嘴山监狱的十几名干警, 身着便服, 与何阳攀肩合影, 祝愿他早日东山再起。第二天,“作秀大王”比特在深圳的繁华商业街高举横幅:“热烈庆贺中国 ‘点子大王’ 何阳出狱回京”。现在, 也陆续有一些企业冲着何阳的名头找他帮忙。
但何阳本人却坚持, 要先给自己翻案。他说:“劝我放弃的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们是不能体会到我的感受的。我被关了十年啊!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我从辉煌跌落到谷底的十年!”
法制比财富重要
除了给自己翻案, 何阳还准备给大牢里的狱友做一件事, 那就是写书。他准备写一百个犯人的故事, 这些人都认识于看守所和监狱。
何阳说, 他在牢狱中最大的收获, 是“知道了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 穷人竟有这么惨。”但这些穷苦之人, 却是沉默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说你记者去采访, 人家根本不可能跟你说实话, 都说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套话。我不一样, 我在里面跟他们一起呆了十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太清楚了, 我要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
一个重刑犯兄弟三人, 只能抓阄决定谁可以继续上学;一个犯人的老母来探监, 为省几块钱车费, 连夜步行上百里, 给儿子留下20元;一个强奸幼女的罪犯, 犯罪动机竟然是因为村长经常强奸他老婆, 他申诉无门后转而强奸了村长的女儿……
此前, 这些在何阳听来只是“传说”。如何“拯救”那些穷困的人们呢?何阳的答案是, 你首先要知道他们的生活。
这也让他将关注领域更多倾向于法律, 而不是挣钱。
何阳说:“很多人劝我多挣钱, 但他们忘了, 我是见多大钱的人, 名和利对我吸引力没那么大。我觉得, 社会的法制比财富更加重要, 这就是我这十年最大的感触。”
摘编自《南都周刊》《都市文化报》等
点子大王的光辉岁月
几个月前, 何阳从监狱刑满回来, 新华社用“点子归来, 大王不再”的标题, 报道了何阳的出狱。
现在何阳与从监狱带出来的助手住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套老旧的居室内, 一日三餐靠叫外卖解决, 出门的交通工具以地铁为主。这位53岁中年男子的往昔荣耀早已淹没其中。
彼时, 何阳从大学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 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从事技术研究, 收入稳定。父亲是工程师, 26岁时月薪已经拿到102元, 母亲是医生, 收入也颇丰, 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 何阳的日子过得悠闲富足。
1988年, 在32岁的某天早晨醒来, 想想以后虽然生活无忧却乏味可见的人生, 何阳辞职了。
何阳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咨询策划上。他常常说, 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当时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 这些“学生”并没有经过拜师学艺的仪式, 可能只是他许多次演讲中的一名听众而已。何阳家中保留着大量当年巡讲的照片及新闻报道资料。其中有一张牛根生与何阳的合影, 牛抱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
当年何阳究竟有多红?那时刘晓庆的出场费是四万元, 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起算, 企业主要想与他吃顿饭, 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听何阳报告的门票一般都是数百元, 压过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到大陆演出的票价。
他是中国第一个走遍全国29个以上省市地区的巡讲人, 所到之处, 当地重要领导亲自接机, 省级报纸头版头条提前预告, 类似于“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 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的标题也不鲜见。
开宝马, 住别墅, 所到之处皆是鲜花掌声。那是一个任由何阳呼风唤雨的美好时期。当年一个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他不太高兴地回答:“你应该问, 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刚进去时心态轻松
宁夏银川百多公里外有个惠农县,在这个县的第三监区, 何阳平静地度过了十年。
刚进去时, 何阳心态轻松, 他认为很快就能平反。他说:“你找找当初抓我的照片, 包括在法庭上, 我都是笑着跟他们说话。”
狱中的何阳既不“劳动”, 也不积极申请减刑, 他觉得自己没犯罪。但在六年以后, 何阳打消了幻想。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申诉六年来只是在宁夏各级法院中转了一个来回。
而外界对于何阳的评价也变得复杂, 他的点子被质疑为子虚乌有、不起实质作用, 他做的报告, 被视作自吹自擂。不少人认为, 何阳的“成功”误导了中国的营销界, 首先是对他的“点子作用”过于夸大, 导致了一些老板沉迷于“一剑封喉”的痴想。
许多被何阳策划过的企业披露其“点子”根本不实用, 业内人士甚至评价其策划是“抖机灵”, 他是不成熟的中国策划业早产的一个“畸儿”, 一个传媒制造的“泡沫”。
甚至有媒体曝出, 何阳将他跟不同女人的性爱制作成录像, 寄给朋友。于是, 这个诈骗犯同时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嫖客”。
何阳反问记者:“你相信那些话吗?我怎么可能那么无聊, 搞那种录像寄给别人?即便是陈冠希也不是主动曝光艳照。说我是个骗子, 那怎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花钱请我去演讲?这简直就是贬低全国人民的智商。”
高墙外的媒体说他“供认不讳”, 但在高墙之内, 何阳还是拒绝认罪。
何阳说, 他非常喜欢日本电影《追捕》中主角杜丘的一句台词:“作为一个男人, 我死也不会屈服。”
狱中的“何老师”
他给以前称兄道弟的名流写过信, 但石沉大海。虽然不认罪, 但何阳必须认命。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状况, 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监狱这个奇特的地方生存下去。
但是, 何阳还是异于一般的罪犯, 他有极高的知名度和丰富的知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他在监狱不用干体力活, 还有个小书房。他除了给犯人上课, 还负责出黑板报。犯人们有心理问题, 狱警也经常让何阳解决, 他能把犯人说哭, 服服贴贴。
何阳是一个“暴聪明”的人, 他的《点遍中国》一书中披露, 经北京一家医院检测, 他的智商离满分只差两分。在狱中, 他的聪明依然有用武之地。
狱友们都叫他“何老师”, 何阳也常给他们上课, 教他们文化课和法律。有新进来的混混想欺负他, 会被更凶狠的犯人教训。“ ‘黑老大’ 都以结识我为荣, 很照顾我。” 何阳说。
为了不“被监狱废掉”, 他尽量多地跟狱警和狱友交流, 多说话, 拼命看书, 什么都看, 包括狱警们自考的教科书。他学法律, 学英语。到最后, 可以看着不配字幕的美国大片, 给犯人们做同声翻译。
在狱中, 何阳的油画水平也是突飞猛进, 他说中央美院的老师看了都赞叹。
出狱后最急着办的事
2009年6月17日, 何阳带着8个大箱子, 离开关押自己十年的宁夏, 回到北京。箱子里, 放着他十年来读过的数百本书, 创作的上千张字画, 和数百万字书稿。
不幸中的万幸, 何阳在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买过几间房子, 这让他不至于流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
出狱后, 何阳最急着办的事就是给自己“翻案”, 他设计了三种路径。第一就是求助媒体。他说:“当初我一出事, 从一致的唱赞歌立即转变成一边倒的批判,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媒体变得多样化, 很多都有自己的思考。现在还有网络, 孙志刚案、佘祥林案, 网络的作用不可低估,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 何阳准备通过正常的渠道,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第三, 何阳还在设法走“高层路线”, 把自己的情况向高层领导传达,“毕竟, 领导的一个批示会非常管用”。
不过, 何阳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建议他:不要再管那些往日的是非, 好好挣钱过日子, 何况你何阳的点子一直不乏认同者。
何阳出狱当天, 宁夏石嘴山监狱的十几名干警, 身着便服, 与何阳攀肩合影, 祝愿他早日东山再起。第二天,“作秀大王”比特在深圳的繁华商业街高举横幅:“热烈庆贺中国 ‘点子大王’ 何阳出狱回京”。现在, 也陆续有一些企业冲着何阳的名头找他帮忙。
但何阳本人却坚持, 要先给自己翻案。他说:“劝我放弃的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们是不能体会到我的感受的。我被关了十年啊!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我从辉煌跌落到谷底的十年!”
法制比财富重要
除了给自己翻案, 何阳还准备给大牢里的狱友做一件事, 那就是写书。他准备写一百个犯人的故事, 这些人都认识于看守所和监狱。
何阳说, 他在牢狱中最大的收获, 是“知道了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 穷人竟有这么惨。”但这些穷苦之人, 却是沉默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说你记者去采访, 人家根本不可能跟你说实话, 都说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套话。我不一样, 我在里面跟他们一起呆了十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太清楚了, 我要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
一个重刑犯兄弟三人, 只能抓阄决定谁可以继续上学;一个犯人的老母来探监, 为省几块钱车费, 连夜步行上百里, 给儿子留下20元;一个强奸幼女的罪犯, 犯罪动机竟然是因为村长经常强奸他老婆, 他申诉无门后转而强奸了村长的女儿……
此前, 这些在何阳听来只是“传说”。如何“拯救”那些穷困的人们呢?何阳的答案是, 你首先要知道他们的生活。
这也让他将关注领域更多倾向于法律, 而不是挣钱。
何阳说:“很多人劝我多挣钱, 但他们忘了, 我是见多大钱的人, 名和利对我吸引力没那么大。我觉得, 社会的法制比财富更加重要, 这就是我这十年最大的感触。”
摘编自《南都周刊》《都市文化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