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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年均减贫13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每年增长30%以上。“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在岗近百万人，累计下派近300万人。尚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需要在2018年-2020年三年之内实现脱贫，80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不降低标准不吊高胃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脱贫攻坚要坚持现行标准，这是基于当前扶贫形势的客观判断。”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向《经济》记者表示。
我国的扶贫标准，一是收入的标准。这个标准在不断提高。2009年的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1274元，2011年提高到2300元，2017年提高到3300元。二是综合性标准。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2015年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第三次全國农业普查结果数据显示，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363元，这与脱贫的收入标准相差很远。对于已经脱贫，或者基础条件、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地区，若是把标准定得很高，无形中也抬高了预期。
目前，部分地区确实存在抬高扶贫标准的状况。扶贫政策要求建档立卡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但有的地方远超这个标准。有的地方对贫困人口保障了高中甚至大学教育，医疗服务报销比例过高，出现医院住院部被大量贫困户长期占用的现象。
而在国家圈定的六大深度贫困地区，极度艰苦、自然条件差、人力资源素质有待提高，即便是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脱贫工作已经非常不容易，因此要防止“数字脱贫”，脱贫标准不能降。
“降低现行标准不仅影响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影响脱贫攻坚的质量，影响全面小康的成色，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盲目提高标准，不仅会增加脱贫攻坚的难度，加重财政的负担，而且对贫困户可能是福利陷阱，影响了内生动力的激发；制定过高的标准，不仅难以兑现，即使一时兑现了，也不可持续，从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向《经济》记者表示。
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还要防止一些错误的倾向。夏更生表示：“不降低标准”要防止以收入标准代替“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防止简单的“以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做法；“不吊高胃口”要防止三种倾向，即防止把义务教育有保障变成“上什么学都不用花钱”，防止把基本医疗有保障变成“看什么病都不花钱”，防止把基本住房安全有保障变成“住大房住好房”。
保证脱贫质量
“脱贫攻坚大局已定。从目前看，总体上完成任务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我们要由打赢向打好转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表示，以前脱贫攻坚战把比较大的精力用在了能不能完成、怎么完成脱贫任务上。现在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把仗打好。“打好脱贫攻坚战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党和政府、社会各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转变，劳动技能提升，有稳定的收入渠道，脱贫质量有保证。”
2017年初，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对22个省区市的党委责任进行了考核，从考核的结果看，脱贫的质量不高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国务院扶贫办考核评估司副司长杨炼对《经济》记者表示：一种是搞“算账脱贫”，把还在种、还在养的预期收入算为实际收入；一种是搞“突击脱贫”，当年大进大出，将大量资金、资源投入到一个村；还有“两不愁三保障”没有实现，比如，贫困户脱贫了，但可能还住在危房里面，或者脱贫了，还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没保障。在干部帮扶工作中存在“重派轻管”；还有的地方单纯发钱发物，没有具体的帮扶措施。一些地方搞一兜了之，帮扶缺乏针对性，不深入，不扎实。在政策落实上不够精准，有政策空转的问题。比如大病和慢性病的医疗保障问题；再比如住房，有的是超标准、超面积，群众负债比较严重。产业方面，产业利益联结不到位，群众参与度比较低，龙头企业发展、带动贫困户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一些地方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
针对某些用于产业扶贫的项目资金被当地“能人”套取的情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向《经济》记者表示，要保证脱贫质量，需要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即发展产业时要以是否有利于贫困户脱贫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陆汉文建议：“应当逐步完善现行的考核退出标准，比如增加‘贫困户是否掌握了一技之长’‘内生动力足不足’等事关脱贫稳定性的指标权重，倒逼提高脱贫质量。”
不降低标准不吊高胃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脱贫攻坚要坚持现行标准，这是基于当前扶贫形势的客观判断。”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向《经济》记者表示。
我国的扶贫标准，一是收入的标准。这个标准在不断提高。2009年的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1274元，2011年提高到2300元，2017年提高到3300元。二是综合性标准。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2015年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第三次全國农业普查结果数据显示，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363元，这与脱贫的收入标准相差很远。对于已经脱贫，或者基础条件、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地区，若是把标准定得很高，无形中也抬高了预期。
目前，部分地区确实存在抬高扶贫标准的状况。扶贫政策要求建档立卡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但有的地方远超这个标准。有的地方对贫困人口保障了高中甚至大学教育，医疗服务报销比例过高，出现医院住院部被大量贫困户长期占用的现象。
而在国家圈定的六大深度贫困地区，极度艰苦、自然条件差、人力资源素质有待提高，即便是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脱贫工作已经非常不容易，因此要防止“数字脱贫”，脱贫标准不能降。
“降低现行标准不仅影响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影响脱贫攻坚的质量，影响全面小康的成色，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盲目提高标准，不仅会增加脱贫攻坚的难度，加重财政的负担，而且对贫困户可能是福利陷阱，影响了内生动力的激发；制定过高的标准，不仅难以兑现，即使一时兑现了，也不可持续，从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向《经济》记者表示。
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还要防止一些错误的倾向。夏更生表示：“不降低标准”要防止以收入标准代替“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防止简单的“以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做法；“不吊高胃口”要防止三种倾向，即防止把义务教育有保障变成“上什么学都不用花钱”，防止把基本医疗有保障变成“看什么病都不花钱”，防止把基本住房安全有保障变成“住大房住好房”。
保证脱贫质量
“脱贫攻坚大局已定。从目前看，总体上完成任务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我们要由打赢向打好转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表示，以前脱贫攻坚战把比较大的精力用在了能不能完成、怎么完成脱贫任务上。现在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把仗打好。“打好脱贫攻坚战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党和政府、社会各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转变，劳动技能提升，有稳定的收入渠道，脱贫质量有保证。”
2017年初，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对22个省区市的党委责任进行了考核，从考核的结果看，脱贫的质量不高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国务院扶贫办考核评估司副司长杨炼对《经济》记者表示：一种是搞“算账脱贫”，把还在种、还在养的预期收入算为实际收入；一种是搞“突击脱贫”，当年大进大出，将大量资金、资源投入到一个村；还有“两不愁三保障”没有实现，比如，贫困户脱贫了，但可能还住在危房里面，或者脱贫了，还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没保障。在干部帮扶工作中存在“重派轻管”；还有的地方单纯发钱发物，没有具体的帮扶措施。一些地方搞一兜了之，帮扶缺乏针对性，不深入，不扎实。在政策落实上不够精准，有政策空转的问题。比如大病和慢性病的医疗保障问题；再比如住房，有的是超标准、超面积，群众负债比较严重。产业方面，产业利益联结不到位，群众参与度比较低，龙头企业发展、带动贫困户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一些地方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
针对某些用于产业扶贫的项目资金被当地“能人”套取的情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向《经济》记者表示，要保证脱贫质量，需要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即发展产业时要以是否有利于贫困户脱贫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陆汉文建议：“应当逐步完善现行的考核退出标准，比如增加‘贫困户是否掌握了一技之长’‘内生动力足不足’等事关脱贫稳定性的指标权重，倒逼提高脱贫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