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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铸就了吴文化的历史基因。
古镇，构筑了吴文化的历史舞台。
苏商，奠定了吴文化的经济基础。
文人，延展了吴文化的精神维系。
细腻智巧的江河文化与厚重宽容的海洋文化共同构筑成吴文化，吴文化的诸多特质注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成为这一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懂了水，也就读懂了吴文化
太湖流域，水乡泽国。
“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纵横交织的江、河、溪、渎，把太湖与周围的大小湖荡串连起来。
绵延不断的水网加上温湿的气候，孕育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天然粮仓，同时也孕育出江南无数大小水乡：太湖流域的周庄、同里、荣巷、荡口、木渎、锦溪；杭嘉湖平原的桐乡、乌镇、石门、西塘、南浔……
吴水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湖荡围拥的古镇，水是屏障，又是襟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来与水亲密无间，世世代代承受着水的恩泽，体会着水的珍贵。
每天枕着河水酣然入梦。早上醒来，四处的船运来青浦的草莓白蒜，常熟的大米萝卜，吴县的塘藕荸荠，最多的却是淀山湖、澄湖、白莲湖的鲜活鱼虾。
独特的水乡环境，形成了水巷、小桥、驳岸、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小品。
牯牛不能穿过针眼，螺蛳壳里却可以做道场，愈是狭窄的空间，愈是奇妙地展示才华。米粒上镌刻唐诗和佛经，尚属雕虫小技，将居室构筑得像个园林一般精巧，将园林经营得像居室一般幽雅，才算是真本事。江南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好像面对绣花绷架，有千针万线永不厌倦的细心和耐心。所以这里的盆景、园林建筑、绘画、刺绣乃至纺织名冠天下，甲于古今。
稻米和蚕桑，历来是水文化的标志，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水的澄澈明丽，水的光晕浮动，水的柔美渺远，水的足以映照人世间一切形象的特征，都幻化为丝上绸上刺绣的针针线线，匀顺细密，平滑光生。这种丝与水的艺术，绵延千年不衰。
太湖山温水软。
吴地人杰地灵。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水土使然，江南人灵气充溢，文学之盛甲于天下，商品流通富通四海。
商文化和士文化，共同推动着吴地吴人千百年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持久不衰地繁荣昌盛。
梅村
吴文化之源
鲤鱼飞跃图从何而来?
中国首条运河由谁开凿?
灿烂的吴文化发端于何时?
泰伯为何三弃王位奔吴?
泰伯到梅里后，别姬姓易吴姓。据说“吴”是一种鱼。那时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人们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把鱼作为“图腾”，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泰伯治国有方，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吴人，教之识字、耕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并逐渐兴起了制陶和冶铸工业，黎庶殷富，国泰民安。
泰伯和当地人一起采用“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的方法，教育孩子们写字、读书、唱歌。并独创了“吴歌”，此后又吸收越、楚、齐等地文化精髓，培育形成了具有水乡特色、兼容并蓄、独放异彩的“勾吴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脉——吴文化。现在，梅村附近的“泰伯歌舞墩”，相传就是当年他传唱吴歌的地方。
从泰伯奔吴始，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幕就此拉开，一种富民强国的执政理念也开始付诸实践，一方鲜明的地域文化开始长成。
1泰伯庙
2泰伯宅故井
3高4.5米的泰伯像
4横跨泰伯河的梅花桥
5流向伯渎港的泰伯河
现在的梅村，最能证明泰伯开发江南历史的，只有泰伯庙和伯渎河了。
为了开发荆蛮之地，泰伯率领民众大力兴修水利，开凿浍渎，俗称“伯渎港”，这条人工运河东连吴县漕湖，西接运河，全长三十七里，河宽十二丈，是中国第一条运河。这条悠悠流经梅里的泰伯渎，保证了两岸的农田灌溉，也便利了远近的舟楫往来，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吴泰伯到达江南后不久，父亲周太王去世。他和居住在常熟的二弟仲雍回去奔丧。三弟季历和众臣要求他接位。泰伯坚决不从，料理完丧事后立即重返江南，王位由季历继承。季历坐上王位后，花大力气整肃朝政，讨伐外贼，扩大领土，后被暗害致死。泰伯又一次回歧山奔丧，群臣再次要他继位，他依然不为所动，王位落到了姬昌手中，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吴泰伯三让天下的崇高德行，为历代朝野文人学士、骚人墨客所景仰。孔子在《论语》中云：“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引用孔子的原话大加称赞，并特意把吴泰伯排列为吴氏世家位次之首。
泰伯之崇高美德，感应后人。历史上吴地的苏州，无锡等地建有泰伯墓、泰伯庙、泰让桥等，作为人们对泰伯的纪念。
史载，当年泰伯去世后，吴人哭声震天。他们念及泰伯德行高尚，洁白无瑕，纷纷上山采集白色鲜花献到泰伯墓前，又因泰伯生前酷爱种麻，腰束丝麻以示哀悼，这一习俗沿袭至今。中国人流传甚广的“披麻戴孝”丧礼即源自于此。
泰伯“谦让开拓”的至德精神尤如磐石成为吴文化的基础，长久影响着吴地的风气。
东南财赋地
商文化
当1405年6月，郑和第一次率船队从苏州太仓刘家港出发，远下西洋；当沈万山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当无数实业家闯荡上海滩……吴地，就被视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理想出发地，催生，了中华民族许多关于海洋的想像与传说。
水网纵横，精明的苏商历来就知晓大运河的商业价值，为了利用运河便利的航线，他们兴建的工厂，大多都紧邻运河。他们懂得水文化船文化的意义。
从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通番经商开始，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商业史里，苏商就注定会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精英『群落。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殖民经济逐渐深化，眼看国家积弱，苏商提倡“实业救国”，他们只身闯荡上海滩，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振臂一呼，表现出海一般宽阔的视野和不怕巨浪滔天的血性……也使这个时期的吴文化，充满竞争活力和改革精神，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主导。
蓝色的海洋文化冲击着黄色的江河文化，带来崭新的观念和宏大的气魄。苏商更早地进入世界经济文化大循环，更早地领风气之先。
周庄、苏州、荣巷、大运河，一城一巷、一水一港，苏商的历史印迹无处不在。
周庄——江南巨富沈万山
沈万三，传统苏商的影像标志。
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成了富翁的代名词。直到现在，水乡小桥旁的主妇们呵斥掉下饭粒的孩子时，还常会说：“家里阿有个沈万三?”即是说，家里可没有沈万三这样的巨富，要懂得勤俭节约，不要大手大脚。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山在昆山周庄、苏州、南京等地都曾留下足迹，但他始终把周庄作为立业之地。
迁居周庄
迁居周庄前，沈家一直住在浙江湖州南浔 小官浜。沈家主人沈佑有四个儿子。大名分别叫“福”、“禄”、“富”、“贵”。为了便于称呼，依当地风俗，又起小名万大、万二、万三、万四。“万”者极言其丰。
但长子沈福、次子沈禄，却实在是无福无禄，而且还无寿。连失二子的沈家慌了，找来算命先生。
湖南的算命先生指着小官浜说：“‘小官’就是湖南话中的‘伢子’，也就是小孩子的意思。这个‘南浔’，正应着‘难寻’的意思。这是个‘难寻小官’的地方。”“要想保住这下面两个儿子，只有赶快搬迁，离了这块断子绝孙之地。”
于是沈佑变卖田地，举家迁往妻子的娘家昆山周庄。
沈家逃走了。小官浜的村民难免恐慌起来。算命先生收了钱后，只轻巧地说了句，你们难道不可以把这地名改了么?
小官浜的名字是改了，可迁出去的沈家再没有回来。
周庄
周庄是水的世界，自然有它独特的生活形态和风味。那绝不是一两幢古建筑、三四座老石桥就能反映出来的。那是一种随处可感摸的生活气息。沿水巷而建的石驳岸和穿竹石栏；镶嵌在岸边，变化多端的缆船石；河畔洗菜、淘米的妇女；围坐水边一起绣花聊天的老妇……难怪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间有一个周庄。
周庄镇位于苏州城东南38公里，是个具有九百余年历史的水乡古镇，被澄湖、淀山湖和南湖所环抱。由于有河湖阻隔，它避开了历代兵匪战乱，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镇建筑物及其独特的格局，全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居为明清建筑，如沈万三后裔所建的沈厅、明初中山王徐达后裔所建的张厅，都是明清住宅的典范。
周庄四面环水，河道成井字形，居民傍河筑屋，依水成街，河道上横跨14座古桥，还有那份敦厚纯朴的古镇民风，构成一幅美妙的水乡风情画。
周庄的繁荣与沈万三有着密切联系，历来有“以村落而辟为镇实为沈万三父子之功”的说法。元代中期，沈万三利用周庄镇北白蚬江水运之便，通番贸易，周庄因此成为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遂为江南巨镇。
双桥——周庄的著名景点，旅美上海画家陈逸飞以双桥为题材，创作了一幅题为《故乡的的回忆》的油画。此后这幅油画又被印上当年联合国邮票首日封。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领略了周庄古镇秀美的风光与古朴的风韵。
初沉商海
沈万三从小不读诗书不上进，可动歪脑筋却无人可比。他常常弄来些小玩艺或是零食卖给私塾的小儿们。那数着钱的神色，俨然个小商贩。一次，他竟瞒了双亲搭乘一只送货的船，去苏州市廛上看人做生意。
后来，他从父亲那里拿了一千多两银子，在苏州定做了一船苏扇，从大运河运到了京城大都。可天公不作美，整整一个夏季，京城风凉如秋，尤其要命的是，居然三天两天一场雨，那批苏扇全起霉了。沈万三初涉商海，亏了个精光。
沈万三乞讨而归的途中，一老汉告诉他“百里不贩粗，千里不贩青”的经商之道。
淮西的一位老妇，送了沈万三一个青花瓷盆讨饭用。从那以后，沈万三痛定思痛，每日恭敬地对着青花瓷盆施礼，以求东山再起。
苏扇
苏州的精致，在艺人们的手工里。
苏扇是苏州折扇、檀香扇、绢宫扇，纸团扇的总称。精致的苏扇以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制作精巧著称。小小方寸之间，吸引不少名家题诗作画及雕刻，成了历代名家的“必争之地”，苏扇集造型、字画、印章、诗词、雕刻、镶嵌于一身，形成精细雅致风格。
无锡水弄堂——邗沟兴运、吴王煎盐，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这一带商业活动活跃。成为南北财喊、盐铁中转的中心。苏商的财富和运河有着密切联系。无锡南长桥至清名桥全长1.5公里，是锡城在古运河上的精华段落。水弄堂是无锡市区古运河值得骄傲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窥见到江南水乡人民浓郁的生活情趣，可以了解到江南水乡民风民俗，是活生生的东方“艺术走廊”。
贩盐获利
回到周庄的沈万三，为再次外出经商苦苦告贷，迫不得已，同意了父母安排的婚事。然后拿了结婚时父亲给他的田契地契抵押，到苏北扬州做丝绸生意。
在扬州，沈万三结识了盐民张士诚的兄弟张士德。张士德和张士诚都是泰州白驹盐场的盐丁，以操舟贩私盐为业，常常受到巡盐官兵的勒索和富家的要挟，故欲趁秋后举帜起事。沈万三与之结交，有意利用天下渐乱的形势经商一一“苏北今年大旱，秋后粮价必然上涨。而江南夏熟丰收，秋熟作物也长势甚好，粮价正下跌。秋后乘粮价低时屯积上几万石粮食，明春运到苏北……还有张士德要的丝绸、粮食，答应给的私盐……”面临大利和大险，沈万三决心一博。
因轻信他人收了次绸，此番进扬州，沈万三又几乎用尽本钱。传奇的是，他和张士德竟偶然在妓院救了吴江汾湖首富陆德源的女儿陆丽娘，陆丽娘感念其恩，回乡后嫁给沈万三，成其第二任妻子。
数月后，当沈万三、陆丽娘再回到扬州时，张士诚已起事，攻破泰州等地。打下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有了张士德的关照，那白花花的私盐被沈万三顺利地运到江南并出了手。
商业上的成功比预料的要好得多。沈万三买丝绸粮食投下去的十多万两银子，几个月工夫，变成了近百万两，获利近十倍。更重要的是，此番成功，尽扫了之前卖苏扇失败压在心头的阴影。
南方私盐脱手，沈万三就在扬州盘了一家店，委人经营，既便于掌握苏北的市场行情，又可以帮助“大周国”采办布匹粮食物资。从此，他身在江南的小镇上，做起了苏北的大生意。
逐鹿苏州
张士诚占领常熟。苏州百姓既怕元兵逃跑丢下一座空城，又怕张士诚那些苏北的盐民来了后，会大肆掠夺。富人们纷纷跑向乡间，店主们大量削价抛售货物，换成细软逃难。但沈万三清醒地看出，张士诚南下是欲以苏州并杭嘉湖地区作为根本，应当不会作乱。于是他把陆家万贯田产统统变卖，在苏州盘了五十多家店!此时，他心中已勾画出在苏州商界的经营方略。
为了摆脱盘店遭受的种种势力的排挤，他并不与原来树大根深，实力不俗的陈记商号相争，陈记商号当时一直在苏州两个最繁华的商市——金闻门和银胥门的市口上独占鳌头。
沈万三看中了地处玄妙观前的观前街，他约那些被盘了店的商人，一同另起炉灶。如此一来，竟弥合了和他们的利益冲突。
张士诚果然秋毫无犯。大获而归的沈万三在观前街上一下子开了首饰店、古董店、漆店、布店、绸缎庄、珠宝店、山货行、茶叶店、药材店、典当行、银楼、金号、书店、春册店等十多家店。店招上一律冠以“苏州沈字商号”字样。
观前街的商市初具规模了。沈万三也在苏州渐渐树立起了商界领袖的地位。
太仓刘家港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海洋贸易研究，应该从刘家港写起。
太仓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旧时中国藏根最多的地方惟太仓，俗称“百万仓”。太仓刘家港靠近长江口，具有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人才、商品之富足，海 港之便利，引来万商云集。太仓由此又成为万商聚集的商贸城。
侍女通藩
《吴江县志》早已透露：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通番”就是与外国有交往。明史专家吴晗也明确指出：“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沈万三的经商眼光已投向海外。他很快同南洋富豪苏里哈取得共识：苏州这地方，客帮林立，不下十余帮。各地货物于此集中，手工业制品、丝绸等，又由此向外集散，是个极好的市场。再者，苏州这地方，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在宋代时，这些沿江沿海之地就是出海的海道。如果将这里聚集的中国特产运抵海外，再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药材等运抵中国，这个利，绝非一般的生意能抗衡。
得知苏里哈看上了心爱的侍女，沈万三这个彻头彻尾、直到骨子里都透着商人气的大商人，马上将侍女晓云送给苏里哈，随他远走南洋。
借为张士诚给元大都送粮之机，沈万三驱商船向南洋而去，开始了他著名的海上私人贸易。
亦商亦工
作为一个商人，在南洋市场上，沈万三敏感地找到了能够赚钱的异国商品，并从中发现了和国内的巨大价格差。
苏里哈向沈万三提出多收购丝绸运往南洋，不愁卖不掉。不过，沈万三知道丝绸的生产能力有限。
可苏里哈却理解不了：“既然丝绸这货色这么抢手，干吗不多生产点呢!”
多生产点，这就带有“工”的味道了。从南洋回来的沈万三，躲在周庄小镇，纵横捭阖地做起了四海天下的大生意。
沈万三陆续建了蚕茧收购、缫丝、丝绸织造等作坊，江南富户见之亦群起而效，丝绸加工业一度蓬勃起来。当然，这些丝绸的成品，大都被丝绸商们收购，其中有部分又辗转到了沈万三手里，成了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
一方面以种植作为经营基础，一方面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抚大运河，东北连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器、粮食和手工业品运往海外，开展“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沈万三迅速成为“资聚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南浔
南浔自古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从明中期“湖丝甲天下”始，南浔人依托湖丝，走南闯北，经营丝业，儒商辈出，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黄金狗”的庞大的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
明代万历至清代中叶的南浔得以成为江浙雄镇，几乎完全以来蚕丝业和缫丝业，“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著名的名胜古迹有嘉业藏书楼、刘镛的庄园小莲庄、张静江故居、张石铭旧居、百间楼和宋代古石桥等。
千金散尽
沈万三的确是“富可敌国”了。他的财产，连他自己都没法计算出来。可是，他太富了，也因此遭到了毁灭。
张士诚覆灭后，沈万三贡宝纳粮，以博取新朝的欢心。朱元璋要沈万三修筑应天城墙。沈万三称愿与皇上对半而筑。他聘请了一流的营造匠师，亲自督促工程进度、检查质量，甚至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交工，这让“仇富”的朱元璋龙颜大怒。传说，朱元璋修南城门的时候，借故说南城门地邪，需要宝物镇住，朱元璋就让沈万三把聚宝盆(当年的青花讨饭盆)埋在南城门下。
沈万三还称要用自己上百万两黄金犒赏三军，朱元璋更加嫉恨，一下就把沈万三发配充军到云南边陲。至此，沈家元气大伤。
经历几次大起大落后，千金散尽的沈万三死了，他的灵柩被悄然运回了周庄。怕明廷知道，故里乡亲们把他的棺木葬在了一处叫做银子浜的水底，乡人呼为水冢。
苏商博物馆
苏州古老的上塘街有苏商博物馆。在这里保留了古代至今关于苏商的各种商业资料以及江苏企业的发展简史介绍。
古运河——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
吴桥—人民桥—清名桥长约6公里，是无锡古运河精华所在。北段河面开阔，三里桥一带，米市尚存，南段，保留着古色古香的临水民居，一派水乡风情。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1896年冬季的一天，一种从未有过的轰鸣声，打破了无锡这座江南小城的舒缓与宁静。一家名叫业勤纱厂的现代工厂，出现在无锡东门外的兴隆桥畔。无锡人第一次听到机器轰鸣声。
创办这家工厂的实业家，名叫杨宗瀚。
从业勤纱厂传出的轰鸣声，实实在在地开启了吴地人实业报国的乐章。
无锡精明的商人，历来就知晓大运河的商业价值，为。了利用运河便利的航线，他们兴建的工厂，大多都紧邻运河。
沿无锡运河往南走一遭。就会发现为什么一百多年前，江南的这座小城，会相继涌现出众多中国民族工商业巨子，并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经过两座桥，桥名都叫“三里桥”，只是靠吴桥近的叫“新三里桥”，远一些的叫“老三里桥”。在黄埠墩旁的岸边，竖了一块牌楼，额书“无锡米市”。但无锡米市曾经最繁华的地段，还应该往南走一段，即在老三里桥地段、北塘大街一带。
乾隆年间，无锡粮食的吞吐量达到七八百万石，光绪年间，从老北门到三里桥段，1公里长的地方竟有大小粮行80多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无锡和长沙、芜湖、九江并称全国四大米市，当时粮食堆栈容量为东南各省之冠，粮食加工业成为全国五大碾米中心之一。
北塘大街是昔日无锡最为繁华的商埠，历经沧桑大都无曾保留。幸好这里的接官厅弄，尚保留许多旧式的建筑，虽然不是年代久远，但简单质朴。
当年运河申遗曾报道：“运河申遗考察组在锡大发现，日晖巷将再现运河人家”。这个“日晖巷”，其实就是原来的“石灰巷”，旧时因巷内堆放石灰而得名。1974年因为名字不雅，取谐音改为现名。
日晖巷，长138米、宽3米，砖石路面，是当初东、西大街出西门的必经之路。而东、西大街，是清朝时无锡县衙面前的两条主干道。日晖巷昔时民居、店铺紧挨，热闹非凡，据说有磨豆腐、配钥匙、铜匠铺、冷作工匠、木器雕花等。巷口原有一爿茶馆，生意兴隆，现房屋犹在，内住居民，楼上的格子窗，依然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的开通，使得往返于两城之间，变得更为便捷。这一变化，也让许多无锡人，对充满着机遇与冒险的大上海，有了更多的梦想与行动。那时候的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现在使用的“标准上海话”，便是宁波话、苏州话和无锡话的合成。上海的富翁们常会讲一句，“回乡下去了，”无锡便是许多无锡籍老板们的那个乡下。
运河边临街人家，当年这里也许是一问米市，或者一家茶馆。
荣巷 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诞生地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主席这样评价荣家。
荣巷，一个家族的发源地。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三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历程。
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从晚清到民国，白手起家，在无锡、 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个民营企业，被誉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雄踞工商界数十年，成为20世纪前50年中国实业家的代表人物。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更是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
他们出生的荣巷，也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无锡的茂新面粉厂和申新纺织厂，还有太湖边的梅园、江南大学旧址都见证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兄弟在无锡开始事业之前，荣家已经在无锡居住了200年。明朝正统初年，被荣氏家族尊称为“始迁祖”的荣清带领全族人从南京迁居无锡，并向政府领取无锡西部惠山南麓的一块荒地以建设家园。这一带逐渐形成合称荣巷的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
荣氏兄弟的祖父荣锡畴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赚些蝇头小利，贴补家用。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100多年前，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遭遇。战乱中，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14岁的荣熙泰安排好家中一切，收拾行装，远走他乡。
荣巷人俗称“五间头”的大屋。是五兄弟合建的，当时这家有六兄弟，不过有一个没有建。从外面看好似五户独立的人家，其实门头后面是一个相通的院子。这是荣巷惟一一栋这样的民居。
荣熙泰先在浙江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有一个叫荣俊业的族叔在南方当官，便去投奔他，被安排在厘金局当管事。荣熙泰省吃俭用，月积岁累，为日后荣家的崛起准备了最原始的一笔启动资金。他在广东奋斗十年后回到荣巷，生下后来叱咤上海滩、闻名海内外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兄弟俩在父亲的影响下，热心经世之学，向往走举办实业、发家致富的道路。
荣宗敬14岁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也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了一个广生钱庄，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枫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从四台石磨到十四家面粉厂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荣德生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敢于开拓，善于经营，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与荣宗敬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保兴面粉厂破土动工，这是继杨宗翰的业勤纱厂之后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开办了9家纺织厂。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桂冠就非荣氏莫属了。
1945年11月，荣德生在无锡成立天元实业公司，并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
无锡运河岸当年的西水墩茂新面粉厂(即保兴面粉厂)旧址已成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最初的厂房等已被日军烧毁，现存建筑都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办公楼，建筑体现了那个时代面粉加工专业化生产的特点，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的见证。
博物馆的主体就是当年的制粉车间、粉库，两台圆筒的扬麦机还有一个大石磨，放在博物馆门口成了最好的雕塑，依墙而立的还有两条高达9米的螺旋型转梯，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
喜欢看风水、读过大量堪舆书、差一点选择做一个堪舆师的荣德生，精心选择这个地方办厂，不仅因为风水好，而且水路交通便捷。
码头与厂区紧挨着。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兵船”牌面粉就是在这里装船，运往各地。
“中国最富有的人”的生活
在《荣氏宗谱》上，《荣氏家训十二则》将“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列入其中。
荣德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每年年关来临前，荣德生会让晚辈带着两个仆人，抬着装满银圆、角子和铜板的肥皂箱，发给荣巷的穷人。从东街发到西街，又从西浜发到东浜。
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荣德生没有把财富看作在家族里自我炫耀的资本。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荣德生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
荣德生在衣食住行上也并不豪奢。荣家老宅子有一大一小两个饭厅，五张八仙桌，每桌八个人吃两荤两素一个汤，通常是咸菜肉丝汤。他终生只穿布鞋布袜布衣裳。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三儿子带给他一套西装，他试穿完就脱下来，再也没穿过。
因为受到中国重农传统观念的影响，成为大资本家的荣德生给自己起号乐农。他在荣巷拥有80亩水稻田、30亩棉花田和许多桑树，每年请长工种水稻、种棉花、养蚕，但插秧的时候他还是时常要去田边看看。到收获的季节，他创办的镜花女校的操场就会变成打稻子、晒棉花的场所。
不过荣家的豪富还是有目共睹的。当时荣德生几个儿子的专用小汽车的牌子都很出名，大儿子的是皮尔卡，二儿子的是帕克……四儿子荣毅仁用一辆小菲亚特，他是高个子，可他的司机比他还高。两个“长个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这些进口小汽车在那个时代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荣家上海宅子在徐家汇，荣毅仁的办公室在江西路，他的司机每天兜着他以单程只需9分钟的速度在这条路上奔驰。荣家巨大的宅子里面可以放电影、打羽毛球和网球，当时的戏曲名角董芝玲、滔玉珍杂技团也经常被请到宅子里来演出。
荣德生办实业成功后，又热心办学。他最早在荣巷办了一家公益小学，现在是无锡市育红小学荣巷校区。小学的晴雨操场，建于1915年，是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教育家胡雨人仿照日式建筑并推广，在当年是很先进的，有上下两层。操场里有一块特别的石头，刻着“天降山海”四个字，见证了荣家祖先迁居无锡梁溪河边600年的历史。操场边还有当年的水池。
1914年，荣德生还在无锡荣巷自己的住宅旁购地二亩八分，一部分用作建造镜花女校，另一部分用作建造图书馆。荣氏兄弟办公益中学和大公图书馆两项事业，投资共达一 百万银元。
荣氏兄弟心中的“利”
西水墩一带被称为无锡“工业遗存的富矿”，光是老厂房就有十多个，还有老仓库、老码头。东边与茂新隔河相望的是一家老纺织厂，过桥步行不久就到了。临河的老厂房有些年头了。这里是原来的振新纱厂，是1905年荣家兄弟和荣瑞馨等人合伙办的第一家纺织厂，后来他们退出，在上海另办了有名的申新纱厂，1919年又在无锡另办了一家纱厂，称为申新三厂，是当年无锡最大的纺织企业，地点在西水关外梁溪河边，现在是国棉一厂。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荣氏集团又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纺织设备和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中国的纺织业界，荣氏兄弟的企业已是一枝独秀。面临生存困境的同行们大为不满，甚至有人造谣生事。股东们一致认为应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大规模降价，将竞争对手全部挤出市场。
然而，荣氏兄弟商量之后，毅然决定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如此一来，荣氏集团的商品销量锐减，其他厂家得以顺利销售。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缓解了。
股东们为此疑惑不解。荣宗敬告诉他们：“如果我们降低价格，自然可以摧垮其他竞争者，独占市场。但是这些商家就可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钱，不是一个人赚的，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别人留出一条生路。只有大家都生存下来，发展起来，才会水涨船高。”
荣氏兄弟从此在大家心目中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几年之后，国外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民族产业带来巨大打击。荣氏兄弟力排众议，毅然卖掉所有田产地皮和其他生意，将所有资金投到纺织业的竞争当中，奋起反击。他们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荣氏子孙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是倾家荡产，我们也要捍卫民族的尊严!”荣氏兄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浩劫，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
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不愿与国民党出逃，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财富。
梅园
郁达夫曾在《感伤的行旅》说：“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的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因为这一晚我是决定在梅园里的太湖饭店内借宿的。”据说，当年荣德生的“乐农别墅”——梅园，免费向社会开放，小商小贩穿越其间，荣德生没有将他们挡在外面，反而为梅园给他们带来生计而高兴。
荣德生喜欢梅花，自称“一生低首拜梅花”，办实业成功后，1912年买下这块地，种上梅花，面临太湖，相去不过数里。在高处招鹤亭或乐农别墅楼上可以看见太湖水面，船帆点点。别墅有他接待客人的“诵豳堂”(现在看到的书法是画家吴作人后来写的)，语出《诗经·豳风》。前面的匾额“湖山第一”，没有署名，听说是晚清时代可以和袁世凯相抗衡的岑春煊写的。门口有别人送给他的对联“使有粟帛盈天下。常与湖山作主人”，那是对他衣食事业和湖山情趣的赞词。厅内柱上有对联，内容是他平生经常标榜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两层三开间的小房子遮掩在一片绿荫和梅花之中，简朴雅致。著名学者钱穆1948年春天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就住在这个别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过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每次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荣德生对钱穆谈起兄弟俩办厂最初的动机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一代实业家的财富观。
在老梅园的一个角落，德生老人的雕像静静地立在那里。
荣巷
来到荣巷，总会有热情好客的老人，愿意做导游，带着客人走老街，讲一些少有人知的民间传说——
荣宗敬很喜欢喝酒，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坟地。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脚陷在土坑中拔不出来。第二天酒醒了，可是脚却是悬空的，原来是陷入了一口棺木中。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拔出来。没想到棺木中竟然满是陪葬的黄金。惊喜中宗敬急忙叫了弟弟德生，装了满满一坛子黄金，抱回家去。这样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之后，宗敬和德生去上海开店，生意越做越大。
与往日的喧嚣相比，今日的荣巷街倒多了几分古朴和清静。街道两旁边的房子大多是一层的小瓦房，有的伸手就可够着屋檐。走在街上，往日的石子路还依稀可见。建筑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中西合璧。很多建筑外面是清水门楼，而内部装修则全部采用木料，家具也为中式。规模如此宏大、极具特色的近代建筑群并不多见。荣巷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建成后，荣巷里的近代建筑群将被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出来。
这户人家因地基狭长，所以建房时特地把房子建得比别人家要高，独具特色。下图为房间的内部，书卷味十足。
荡口——江南第一义庄
古镇荡口旧有“小无锡”之称，曾是著名的江南第一大水乡，在江南粉墙黛瓦、简朴清雅的众多乡土建筑中，是体验江南水乡淳朴民风的绝佳去处。
与其他江南古镇不同，荡口最大特色在于它呈现了中国社会由古老传统向近现代化过渡、转折的纷繁景色。
荡口的命运似乎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好注脚。古镇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恰恰位于无锡、苏州、常熟这三座江南名城的几何中心。它与8000亩水域的鹅真荡毗连，周边河叉密布。除了土地肥沃利于耕种，又因得天独厚的位置，自然成为一个水路中心，江南闻名的商埠重镇。所谓“小苏州”、“银荡口”之誉，正是彼时繁华鼎盛景象的写照。
荡口以华姓人为多，至今仍占五分之一，这里一直是他们家族几百年来的世外桃源。在荡口，不能说《三笑》的故事。因为明代江南有名的华鸿山“华太师”招致豪门权贵嫉恨，他们雇用文人杜撰“三笑”，将华鸿山聪明能干的儿子丑化成大傻、二傻，受不同时代的唐伯虎戏弄。事实上，荡口历代名人辈出，光是明清，这个小小集镇就出过进士37人，尤以华氏为多，荡口发展也与华氏家族历代开拓、实业兴家密不可分。
江南第一义庄
义庄，是某一姓氏家族创办的慈善机构。“义”即义举，为本族做好事。因为这种为本族做好事的经济实体，一般建在乡村、集镇，故称“义庄”。我国最早的义庄，始于宋代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而无锡的义庄则始于荡口华氏。荡口义庄数量之众、庄田亩数之多、善举之广，在江南一带首屈一指。
无锡的第一个义庄，是明朝华云创建。当 年已是刑部郎中的华云因反对严嵩专权辞官回家，效法范文正公，捐田一千亩，建立了无锡第一个义庄。
今天还能见到的最为有名的是华氏老义庄，是华进思、华公弼父子于清乾隆年间所建，其后族内慷慨之士继续捐集，加上义庄历年余资购田扩充，至清末，其义田总数超过七千亩，为全县义庄之最，也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义庄，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
老义庄现存房屋四进，占地面积约两千五百平方米。
历史上的老义庄是一个热闹的场所。族中鳏孤寡独发放救济金，婚丧葬娶发放补助金，每年春秋两季祭扫公坟及祭祠堂等，都是义庄的事。除了本族，义庄也进行社会救济，还有平时的修桥补路、施舍棺材、帮助殡葬等。义庄费用的来源主要是有钱人家捐田，收租的费用。
义庄另一大贡献是办学。义庄专门划出义学田，专供族内子弟上学之资。荡口之所以清代以来名人辈出，义庄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代首创铜活字印刷的华燧，第一个用工尺符号记录大量琵琶曲谱、《十面埋伏》琵琶曲编写者、清末民族音乐演奏家华秋苹。引进西方科技、开创我国兵工、造船、机械等工业。民族实业家华绎之，当代漫画家华君武，作曲家王莘等都出自荡口。还有国学大师钱穆、钱伟长叔侄，钱锺书、著名音乐家刘天华都与荡口有着很深的渊源。
华氏故居
荡口走出的众多名人，声名最著的当是早就纳入中学历史课本的“数学双星”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他们既是我国近代工业奠基人和近代数学奠基人，又体现了华氏家族乃至无锡文化传统中那种经世致用的精神。
华蘅芳度过童年和晚年的故居，位于新当里花沿街上，现尚遗存三进院落：是荡口文物的保护重点。不但原先的楼阁门窗保存完好，不大的院子里花墙石坛也十分精致。
薛家花园——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
钦使第，为清朝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薛福成的宅第，坐落于无锡学前街南侧，由于其占地广阔，被无锡人喻为“薛半城”。
然而住宅的主人薛福成却没有在这住过一天。作为中国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的经历颇为传奇。
1884年6月，薛福成担任浙江宁绍台道。法国远东舰队1885年2月开始在镇海海口进行挑衅，薛福成防守严密，后来还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打伤，几个月后这个飞扬跋扈的侵略者不治身亡。从此，法军再不敢来犯。
1889年5月15日，清廷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赏二品顶戴，任命他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1890年6月，薛福成在翻阅使馆积存档案时，发现1886年7月签订的《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所商定的勘定中缅边界等事长期搁置未动。一向急功好利的英方为何如此沉得住气呢?薛福成暗暗感到其中定有缘故。果然不出薛福成所料，英国人一直没有闲着，正在不断地蚕食我方边界，以便造成既定事实。
薛福成向唐宁街英国外交部递了一份照会。同时，他又上疏清政府，说明重开缅甸边界问题谈判的重要性，并表示自己可以担当谈判代表。这次谈判旷日持久，进行了二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上签了字。这个条款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已被英军占领的土地。
就在薛福成出使西欧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他儿子督造的钦使第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1894年7月1日，薛福成经过一个多月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上海。却不幸积劳成疾去世。
他的儿子在整理父亲遗稿时，“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的字句，使他对父辈的精神有了全新的感悟。之后，他彻底放弃仕途，转向实业报国之路。
薛福成花园是近代民居建筑与江南造园艺术和谐结合，中轴线上每进厅堂之间，均有天井和对称的花圃庭院，园内呈现不同的景致，是典型的移步换景造园手法。
前四进的家具陈设、楹联匾额、杂件器具的摆设均按原样复原，充分体现了晚清豪门世家的官宦文化，而转盘楼、后花园、传经楼、东花园则充分体现了晚清官僚宅第的家居文化。
转盘楼是建筑群中规模最大、最富特色之处。高两层，面阔11开间，硬山顶，山墙上有五垛式封火墙，楼的两端各有厢楼连接，平面组成了“回”字形，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营建此楼时，薛福成之子薛家运使用进口设备加工了车木栏杆，楼上采用进口木板隔顶。数以百计的灯饰采光逐步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花式繁多。转盘楼是国内现存最大的转盘楼，有“中华第一转盘楼”之称。
后花园西北角有一幢具有宁波天一阁建筑遗风的传经楼，是后花园最有特色的景致。东花园的花厅、水榭戏台，是最为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戏台建于水池之上，与主厅隔水相望，是无锡现存最精致。最完整的家庭古戏台。戏台两侧柱上有李鸿章的一副平对：“桃花流水在人世，风月笙箫坐夜间”，戏台上常有江南一民乐和传统剧目表演。
江浙人文薮士文化
吴地的水文化是一种内陆水文化，崇尚“小”、“巧”。小桥流水，小巧玲珑，小家碧玉，江南小调。那些高冠博带、头脑灵敏的人，生活得很优裕，很悠闲，在水一般的宁静中，旷日持久地操练着琴理棋道、书味画风，许多艺术门类在此地臻于成熟。同时成熟的，还有洋溢着鲜明地域特征的人生哲学。
才子佳人，处处风流，不经意地，就打开了理想生活的悠悠画卷。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促使这里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士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衰落。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学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髻龀以上皆能诵习……正是这种耻为他业，读书科举孜孜不倦，促使江南一带涌现无数状元、进士。因读书成名成家者更是数不胜数。
苏、锡、常、沪、嘉、湖等吴方言地区作为吴文化的重心区，凝聚了太多江南士大夫的人文理想和风骨操守，这一切毕竟已经远去，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他们的叹息成为史书的绝响。吴地，至今仍然散发着士文化闪光人物的精神光芒。
山水庭院藏隐士／苏州园林
隐逸文化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绝对积极意义，它的承载者不是樵夫野老，而是隐士。隐士是“士”的一种。汉代刘向给士下的定义是：“辩然否，通古今，谓之士。”真正的隐士却未必显露隐者的形迹，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
中国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影响之一，就是私家园林的大兴。他们在精神上追求宁静恬淡、闲云野鹤般的闲适自由，在生活上则体现着世俗的欲望、幸福、欢乐，拥着偌大的园子，焚香茗茶，品诗论画，充满着精致高雅的艺术情调和物质享受。
如果说山是园林的骨骸，那么水就是园林的血脉。苏州园林多水，而且大多引用活水，或暗通源泉，使水流终年不尽。水在苏州园林中并非 自然江河的简单模仿，而是对自然作抒情写意的艺术再现，是取其意境的，联想。因而小小的水面，往往可以描写十里风荷、悠悠烟水的湖泊。淼然清澈的池水给人以闲适、清凉、平静的感受。
江南的私家园林，以苏州为最，苏州的私家园林，以沧海亭最为著名，是现存苏州最早的私家园林，宋代诗人苏瞬钦遭陷被削职为民，退隐苏州，购得已经荒芜的废园，三面环水，树木繁茂，且有残败的池台亭阁，重新修葺，以“沧浪亭”名，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这本来是《楚辞·渔父》中的名句，后世官场中的文人便把渔父当侮归隐山林的一种代称。
从沧浪亭开始，苏州园林的定位就是归隐。是当官者被贬、当权者下野、年长者告老、智者急流勇退的隐居之地。园林的主人，大多人品高、志趣雅，有着诗书画三绝的才艺。这些人要么学富五车，要么家财万贯。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不会造园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在周庄有豪宅，却没有留下一座园林。
苏州园林被称作自然山水风景林园，它集建筑、绘画、书法、金石、雕刻等艺术之大成，被誉为“综合艺术博物馆”在苏州园林里处处是诗情画意的青山绿水时时是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山水林泉之间，体现着淡泊明志的人生哲理，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在江南为官多年，是隐逸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行者。苏州现存的明清园林中，许多建筑题名都出于白居易和苏东坡的诗文，如“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轩”名取自苏东坡的《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波上寒烟忆风流／桃花坞
吴地是以太湖为背景的水文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渔业稻米，还是文化上的山水园林，都离不开江南如织的湖泊水网。发达的经济、葱郁的风景、安定的生活，使吴地产生了好学尚文的诗书传统，这不但反映在科举制度中，更反映在众多像唐寅、祝允明这样的旷达才子身上。
清初，长洲学者汪琬宴客，席间谈论家乡土产，粤有象牙犀角，陕有狐裘毛皮……汪琬无言。众揶揄道：“钝翁先生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曰：“苏州土产极少，仅两样而已，一是梨园子弟，二是状元。”
汪琬是苏州人，即便为家乡吹嘘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遍观中国历史，“姑苏文盛出状元，绝非虚传，说状元是苏州土产虽夸大了一些，但也不算过分。据统计，自唐至清的近1300多年间，苏州多次蝉联状元，有的书香门第更是状元辈出，曾出过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文风之盛冠绝天下。
安史之乱前，北人状元占87.5％，安史之乱后，南人状元逐渐增多，其中又以江南为最。安史之乱后的11名南方籍状元中，有7名出身在今天的苏州、吴县一带。北宋时期，北籍状元有8名，南籍有27名，其实即便这种相差悬殊的名单，也是在对南方多有歧视的情形下选定的，比如出身陕西的北宋名臣寇准曾说过，“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为免南北之争，朱元璋干脆改立南北榜，南卷取60％，北卷取40％，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科举风波。
到了清代，吴地的科举之盛更是空前绝后，当时状元人数最多的江苏，共出现49个状元，而苏州府一地就占据了其中的24名。
但时至今日，苏州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唐、祝、文、周，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
唐伯虎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科举会试时被人陷害，身陷困境，从此对追求功名失去了兴趣，在外游历了10个月后，隐居桃花坞，自称“桃花庵主”，常与文人墨客聚饮。客去不问，醉便酣睡。晚年穷困潦倒，死后葬在城外横塘。他的一生并不像苏州评弹《三笑》中那样妻妾成群，风流潇洒。
冤枉唐伯虎的，除了苏州评弹，还有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警世通言》里收录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虽然冯梦龙声明了“小说中唐解无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阳台道人，非伯虎也”，但就有人喜欢张冠李戴。
冯梦龙的际遇有点像唐伯虎，但科场失意后不是醉心诗词书画，而是通俗文学，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对后世影响巨大。“鸳鸯蝴蝶派”产生于苏州，和住在十全街的冯梦龙就有点关系。
也有名人，不谈也是浓的，如范仲淹。据记载。范仲淹老来回到苏州，准备在城南三元坊买地造宅，有人悄悄告诉他，此地风水绝佳，建宅于此，生男当有状元之才。范仲淹听后，与其我一人独占，不如让全城分享。于是在此创建了苏州府学(现在的孔庙)。
不知是风水灵验，还是范仲淹至诚所致，苏州府学的创建大开东南兴学之两，状元更是从未断过，三元坊也就成了历代出状元、出学者的地方。范仲淹死后下葬天平山，风水先生在山上洒了三斗三升芝麻绿豆，从此，范家虽然官宦不断，但是只出小官。
桃花坞
位于苏州门内北城下。民国初年，爱国士绅费仲深购得桃花坞唐寅故居一角，建“归牧庵”。1925年，其子费巩与袁世凯孙女袁慧泉在此成婚。
除了园林故居、士绅会馆，清代开始，桃花坞盼百姓民宅鳞次栉比，商家作坊比比皆是，其中最盛者便是年画作坊。
桃花坞年画始于明末，最早的作坊就在桃花坞街上。清雍正、乾隆年间盘极一时，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十全街
位于苏州名园沧浪亭北首，东起葑门安利桥堍、西至人民路三元坊口，全长1800米。宋时因有十口井而得名“十泉”，清乾隆帝易名“十全”。
这里到处铭刻着岁月的印记，除了沧浪亭、南园、织造府等名胜古迹，还有冯梦龙、叶圣陶等名人故居，桥就有乌鹊桥、带城桥、砖桥、帝师桥等14座。
水巷花船载佳人／平江路
吴门出美人，不仅仅局限于容貌，苏州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苏州美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熏陶了一代江南淑女。这些精致的吴门女子，读书、吟诗、作画，没有一样输给男人，她们的墙上挂的不是韩干的牛就是徐悲鸿的马，地毯一尘不染，喝茶的壶是紫砂的，吃饭的碗是景德镇的，插花的瓶是景泰蓝的，连烟灰缸可能都不是凡品……
苏州是座歌都，自明中期以来，商贾云集，各种梨园、教坊、勾栏、行院，如雨后春笋在这里荟萃。昆腔、锡剧、苏剧等应有尽有。无处不琴韵，无处不歌声，美人们在这里演绎出无数缠绵故事。“水陆往来频，花船载丽人”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直到今天，还有人重温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一把伞，在苏州的雨巷中寻找那“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文化生活的活跃，使江南涌现出大批才女。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家学深厚，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才女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 姐妹、金圣叹之女金法筵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陈圆圆、柳如是、卞玉京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陈圆圆就是明末苏州玉峰昆班红极一时的歌女，名冠苏州梨园，不仅以艳质著称，才艺也冠绝一时。演唱昆曲和弋阳诸腔，扮相极佳，曲尽其妙。陈圆圆与很多文人名士都有交游，她的演唱技艺，邹枢、冒襄、查继佐等名士都曾亲睹。
由于女性文学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诗社、女诗集应运而生。
平江取自苏州地名宋代称苏州为平江府，元代改为平江路。
平江水巷
平江历史街区是苏州巷子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典范，临近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绵延数里，是整个苏州的缩影。
余秋雨说，苏州是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踏入平江路，百米外马路上的喧嚣仿佛被过滤了一般。大儒巷、南显子巷、悬桥巷、大新桥巷、胡厢使巷、丁香巷等等。书院弄边的苏州中学，前身便是范仲淹所办的府学。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就住在一条名叫“王长河头”的小巷里。
平江河的水面并不狭窄，水道有点蜿蜒，河边宅子里常有别致的石埠头。河道上安静地卧着各式小桥。河的一边是小街，一边是“枕河人家”。沿着散发着清韵的青石板，转个弯拐进高高的风火墙夹弄，尽头便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老民宅。
顺河流慢慢前行，可以看到挑着红灯笼的小船缓缓驶过，船娘摇着橹哼着悠扬的吴歌，飘向水上人家……
山塘街
山塘街是最具苏州街巷特征的范例。
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记得这部巨著的开头是从苏州闾门写起的。作品中写到，“姑苏城的阎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的风流富贵之地”，这闾门外十里街，就是指水陆并行的山塘街。
山塘街全长七里，当时人们谓之“白公堤”(塘即堤)。当时唐代诗人白居易来苏州做剌史时组织凿渠修路，水陆两路同时开通，将虎丘与城相连，水路即是山塘河，陆路便是山塘街。自此之后，山塘街一直是充溢浓厚的民族风俗、极具吴地特色的旅游胜处。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内为供己游赏而建造的那条著名的“买卖街”(苏州街)，就是完全模仿苏州山塘街的形状与风貌而筑成。
这里有诸多古寺、古祠、古牌坊、古会馆……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一派岁月沧桑感，还有耳熟能详的半塘传说，陈圆圆、董小宛等，都妆点了山塘的婉约一面。
山塘街又是一条典型的水巷，河上装载着茉莉花、白兰花及其他货物的船只来来往往，游船画舫款款而过。这里的房屋沿河有石级，旧时妇女们就在河边洗衣洗菜。那时有些商贩还摇着小船在河中做生意，住在楼上的也不须下楼，只要用绳子把盛东西的篮子吊下去，就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
烟波世家薮书香／钱锺书
1935年7月13日，无锡举办了一场新旧混杂、中西合璧的婚礼，主角就是钱锺书和杨绛。婚礼的情景，后来被钱锤书搬到了小说《围城》里，只是新郎、新娘换成了曹元朗与苏文纨。
钱锺书和杨绛，皆属无锡知名的两大望族。他们的结合，不但体现了无锡望族间相互通婚、共荣的传统，既儒雅、又时尚的身影，也在有意无意间延续着小城望族辈出的传奇。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
钱锺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钱锺书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狂”。他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锺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挑剔博学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却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若此!
钱锺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固步自封，沾沾自喜，而是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在他的书中很难挑出错误来，因此被戏称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
钱锺书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大有孟子、韩愈遗风。俞平伯与钱锺书是社科院文学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所里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锤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钱锺书堪称幽默大师，《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锺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钱锺书故居
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5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
这所宅第，是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1926年，钱锺书叔父钱孙卿因子女多，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四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钱锺书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基博所著的散文集《后东塾读书记》，就是以此塾为书名。
船过嘉兴话大师／名人故居
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附太湖、西接天目河，京杭大运河也由此纵贯，囊括了江河湖海的各种水系，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嘉兴处于吴越文化的中间，被称为“吴根越角”。“吴越争 霸”拉近了嘉兴对两地文化的融合。秦统一后，嘉兴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从秦至清，凡皇帝南巡，总要在嘉兴中转停留。
千百年来，鱼米之乡嘉兴滋润出无数文化名人，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嘉兴就有600余人。近现代又涌现出了文坛巨匠茅盾、国学大师王国维、书法大家沈曾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翻译家朱生豪、漫画家丰子恺、张乐平等一大批名家大师。
乌镇·茅盾
乌镇是闻名江南的古镇，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与周庄、同里、南浔、角直以及西塘并称为“江南六大古镇”。可是，乌镇除了小桥、流水、人家之外，更多地飘逸着一股浓郁的历史与文化气息，自宋至清，这里出了161名举人，其中进士64人。
乌镇中市观前街19号就是茅盾(沈雁冰)的故居，是乌镇人的骄傲。有关茅盾与乌镇的种种，几乎每一个乌镇人都如数家珍。和镇上大多数民房一样，茅盾故居沿街的门面是一色的活动木板，外面罩着半截木门，既不高大也不讲究。
沈家在乌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曾四世同堂共居于此。他家厨房的灶台能放三个大锅，餐厅里摆放着三张方桌，据说全家一共有22人用餐。出了后院的门，就是沈家自己的码头。
这所住房原是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在汉口等地经商顺利时(1886年后)，为准备退路而嘱子购置的。上世纪三十年，茅盾亲自设计草图，用稿费把其中三间平屋翻建成比较新式的、略带日本风味的书斋。以后，几次回乡他就在此写作。
驾一叶乌篷小舟，轻轻摇过桐乡乌镇，不能不停。乌镇里出了个茅盾，茅盾塑造了一问《林家铺子》，仅此一点，它的人气就盖过了别的水乡。再后来，迎来了大明星黄磊、刘若英，一部《似水年华》，展现了小镇风情如画。
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描绘的就是这个千年古镇。茅盾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1927年创作第一部小说《幻灭》所用的笔名，他一生著作等身，被评论界称为文学“大三家”之一。
茅盾在乌镇出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他玩笑般的娃娃亲一直鲜为人知。
茅盾的妻子孔德洫也是乌镇人。茅盾祖辈经营纸店，父亲业中医：孔德汕祖上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茅盾祖父沈砚耕和孔德沚祖父孔繁林是好友。一天，沈砚耕牵着5岁的茅盾到东栅钱隆盛南货店里闲谈，住在店附近的孔繁林也抱着四岁的孙女来了。南货店店主钱春江笑呵呵地对沈砚耕、孔繁林说：“你们两家定个亲吧，本来是世交，又门当户对。”就这样两人订了娃娃亲。
孔家是个很守旧的家庭，孔三小姐没上过学，只认得一个孔字，甚至连大名也没有。1916年暑假，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很快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潮人物。沈母担心这个没文化的儿媳妇耽误茅盾前程，就让茅盾另择佳偶。不想茅盾执意把孔三小姐娶了回来。
茅盾和沈母轮番上阵，教孔三小姐识字，顺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孔德沚”。说也奇怪，大多包办婚姻都是悲剧，偏偏茅盾极其幸运。孔三小姐属于典型的“无才便是德”的女子，成了茅盾的贤内助，忙里忙外，甚至‘五卅’时上街游行，也是夫妻并肩。
文学巨匠
当时上海文坛颓废之风蔓延，茅盾匹马单枪，主持《小说月报》，从鸳鸯蝴蝶派那里抢了一块阵地过来。
茅盾有时执拗，阳翰笙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此间另有一段故事，那便是茅盾与瞿秋白的金兰之谊。五卅时两人一起游行示威，国民党二大时并肩打击戴季陶，白色恐怖时同批蒋介石，可谓同荣辱，共进退。他们的交往有时是暗号信联系，情况危险时瞿秋白就干脆搬到茅盾家里去住，二人整日谈论《子夜》的创作，茅盾听取了瞿秋白很多意见。
当然茅盾也不是一味谦逊，在《文学月刊》上茅盾就曾激烈尖锐地批评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观点，结果瞿秋白承认他们“在原则上有了不同意见”。但这些分歧只会让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1935年，瞿秋白就义，茅盾悲痛欲绝。
1981年，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茅盾去世，遗嘱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茅盾文学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嘉兴东米棚下·朱生豪
东米棚下是嘉兴南门闹猛的街道，若不被娱姥桥所隔断，它本和水廊下“同一条街”。附近一带渔民，午夜和凌晨捕得鱼虾蟹鳖，都摇小渔船来此出售，然后在松鹤轩、丝行街、东西米棚下各茶馆喝早茶、聊天、了解行情。
东米棚下十四号就是朱生豪的出生地，这座祖居老屋是一幢沿南湖滩河东岸而筑的砖木结构两层楼，由院子、楼屋、偏屋组成。他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童年，当年他在给妻子宋清如的信中，曾描绘过那里的景象：很不漂亮的街道，通向南湖和运河的小河，各种各样的船只，然后是家中的庭园，这里有大柿树、柑树、桂花树、石榴树等，还有蟋蟀、蜻蜓、叫哥哥……这样一个趣味盎然的庭园，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百草园，真正是一个童年的乐园。
朱生豪就是在这里，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集》。作为我国第一部外国文学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最完整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
译界称朱生豪为“楷模”，文学界称朱生豪为“早该树碑立传的人物”。只有宋清如最了解他，生命有长有短，但总是要结束的，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甚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朱生豪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之江大学深造，在此认识了蒽心兰质、一样有着锦绣诗才的宋清如，“一笑低头意已倾”，一切就在自然而不经意间发生了。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美妙配对。
朱生豪的才华一贯得到老师的称赞，尤其是一代词宗、当时的“之江诗社”社长夏承焘先生赞其为“不易才”，又说“渊默如处子”，古代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才称得上处子，可见对这个学生，老师是如何地刮目相看。
和朱生豪同年出生的宋清如出生于江苏常熟，读之江大学时以现代派手法写诗，受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蜇存的高度评价，曾以“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来赞美她的文采，说她写小说“不下冰心女士之才能”。两个笔墨灿烂的人走到一起，笔底生花当是无疑的，五十年之后的《朱生豪情书》便是一个见证。
1943年，宋清如第一次和朱生豪走进东米棚下的小院，其时他俩经历了两地十年苦恋，于上年在上海结婚。夏承焘题送这对新人八个 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因日寇侵华，他们随后去了常熟宋清如的娘家，半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日寇侵占下的嘉兴。
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8月译成《暴风雨》第一稿。他当时完成的译作曾两度在目军炮火中遗失，但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译作，在“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回到嘉兴后，他几乎足不出户，没有必要的时候连楼也懒得下。物质生活贫苦到了极点，低微的稿费收入根本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宋清如常去裁缝店揽些加工的活以补贴家用，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充实的，朱生豪自豪地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极度困苦的生活和艰苦的翻译工作，严重摧残了朱生豪的健康，从牙周炎、胃痛最后到肺病，他终于病倒了，不得不放下他手中的笔。1944年12月，年仅32岁的他，告别了娇妻幼子，带着未译完莎作的遗恨，撒手人寰。临终前，朱生豪不无遗憾地说：“早知一病不起，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朱生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出莎士比亚三十七个剧本中的三十一个。
宋清如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大儿女。1947年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生豪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晚年的宋清如，住在楼下的北面偏屋，写下了一系列纪念朱生豪的文章。
著名雕塑家陆乐的雕像中，宋清如是如此清丽动人，她微微侧着的脸庞溢满了青春的气息，美丽而安宁。雕像下面是朱生豪给宋清如未曾发出的信“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海宁·金庸
袁花镇位于嘉兴海宁县，素有“花园之镇”的美名。小镇傍依苍郁的毛竹山，花溪桥横贯花溪谷，静静地点缀着流淌的花溪水，古老的花溪街两侧花团锦簇、绿树成荫，构成了一幅浓郁的江南水乡图。
新伟村查家(赫山房)就是金庸的旧居，也是其出生地。
查家祖先诗人、书法家、大官辈出。清代时“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是查家最显赫的年代。康熙皇帝甚至为查家写了一牌匾，上书“澹远堂”三个紫色的字。由于是皇帝题字，“澹远堂”三个字旁边有九条飞舞的金龙。金庸对这幅牌匾印象很深刻。
金庸旧居，远远望去，白色的围墙、青灰色的砖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庸作品中“七十二侠客”长廊，向右拐弯，就是书房一赫山房，再一直向西走，是《走进金庸》展示厅。
查家对少年金庸的最大影响，是当年家中丰富的藏书。阅读成了金庸的毕生兴趣，尤其是《资治通鉴》，金庸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金庸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
如今，金庸的六弟查良楠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
查良楠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列第六，称六毛弟。
查良楠比哥哥金庸小19岁，良楠的生母叫顾秀英。金庸小时候跟秀英亲近，念小学时，奶奶便让秀英接送他上学。龙山学堂距“赫山房”有一里多路。晴天，两个人手牵着手，捕捉着蝴蝶一路欢笑而去。小时候金庸一直把秀英当作自己的大姐姐看待，在他的记忆里，至今保存着很多让他回味的故事，他后来写了纪实散文《月云》，纪念这段时光。
1946年7月，金庸回家呆了20天，又不得不离开“赫山房”，他对继母说“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起吃糖炒年糕呢!”可是，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幢老宅子。
后来叔伯们纷纷搬离了“赫山房”。只有良楠和四弟与继母依然住在这里，苦度岁月。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二阿哥就是金庸。
60多年过去了，金庸几过家门而不入，他的六弟却一直坚守着赫山房。
“金庸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常有参观者问，查良楠一脸茫然。
后来，在杭州《金庸茶馆》诞生仪式上，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回家，金庸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
金大侠趣事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可谓誉满中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作为一代报人，却为人知之甚少。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他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奇招迭出的风趣事不少。
一次，记者在采访金庸时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做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先生从从容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海宁·徐志摩
宁硖石镇是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在这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的保宁坊，有一个四进院子的楼房，就是徐志摩的祖居，徐志摩是金庸表兄，徐家与查家都是当年海宁的名门望族。
当时徐家除在本镇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布号等外，还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等，在上海还开办了票庄银号。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降生在老宅，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480年前建造的老宅由于破旧不堪，2001年被撵了。现在的二层楼中西璧小洋房是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前修建的新宅，内有冷热水管、电灯、浴室等设备。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座令人侧目的豪宅，徐志摩称此为他的“爱巢”。现在故居的墙上还有被誉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梁启超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故居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前后两进。主楼三间二层，前带东西两楼，与门斗围成前天井。后楼也有三间，围成后天井。正屋是安雅堂，地面据说是用德国彩绘地砖铺成的。
楼上中间是休息厅，休息厅的东侧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新房之侧是书房。在这儿诗人完成了小说《家德》，以及散文《眉轩琐语》。眉轩便是书房的名字，取自陆小曼的小名：眉眉。
诗人徐志摩除了给后世留下那些不朽的诗集，还留下了关于爱情的美好传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追求爱情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诗人有“浓的化不开”的激情，这座故居的一草一物都是他自由奔放的爱情见证。后人颇喜欢在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大作文章。而读过故居之后你会觉得诗人的情怀绝非三角恋爱那样浮浅。
楼后有一口井，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眉，这一潭清洌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你不来照形谁来。”而屋中的一床、一灯、一桌、一柜都是诗人为陆小曼亲手挑选，还曾一一书信相告，这份浓重的爱意，即使今天仍深深地感染每一个游人。
徐志摩是一个率性、热忱而且心怀纯净天真的人。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致。林徽因曾在徐志摩遇难四年后写下一篇悼念文章，她与诗人之间真挚、坦诚、深沉的友情也让许多读者唏嘘感叹。
浪漫诗人
24岁以前，徐志摩对文学及诗的兴味远不如他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进金融界。受实业家庭的影响，徐志摩自己最高的理想和野心是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他完全没有干系。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再别康桥》、《沙扬那拉》等讲究韵律的诗歌，更是广为流传。诗人的才情和热情疯狂地燃烧，换来的是一首首浪漫动人的诗歌以及传奇的爱情故事。
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而美好的女性正是爱与美的化身。自从他非同寻常地死后，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成为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都成为他短暂一生的传奇。
徐志摩自的死亡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死在天上，死在飞的感觉里。他在三十五岁时生命终止，摹碑毒有胡适题写的几个字：“诗人徐志摩”。
古镇，构筑了吴文化的历史舞台。
苏商，奠定了吴文化的经济基础。
文人，延展了吴文化的精神维系。
细腻智巧的江河文化与厚重宽容的海洋文化共同构筑成吴文化，吴文化的诸多特质注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成为这一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懂了水，也就读懂了吴文化
太湖流域，水乡泽国。
“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纵横交织的江、河、溪、渎，把太湖与周围的大小湖荡串连起来。
绵延不断的水网加上温湿的气候，孕育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天然粮仓，同时也孕育出江南无数大小水乡：太湖流域的周庄、同里、荣巷、荡口、木渎、锦溪；杭嘉湖平原的桐乡、乌镇、石门、西塘、南浔……
吴水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湖荡围拥的古镇，水是屏障，又是襟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来与水亲密无间，世世代代承受着水的恩泽，体会着水的珍贵。
每天枕着河水酣然入梦。早上醒来，四处的船运来青浦的草莓白蒜，常熟的大米萝卜，吴县的塘藕荸荠，最多的却是淀山湖、澄湖、白莲湖的鲜活鱼虾。
独特的水乡环境，形成了水巷、小桥、驳岸、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小品。
牯牛不能穿过针眼，螺蛳壳里却可以做道场，愈是狭窄的空间，愈是奇妙地展示才华。米粒上镌刻唐诗和佛经，尚属雕虫小技，将居室构筑得像个园林一般精巧，将园林经营得像居室一般幽雅，才算是真本事。江南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好像面对绣花绷架，有千针万线永不厌倦的细心和耐心。所以这里的盆景、园林建筑、绘画、刺绣乃至纺织名冠天下，甲于古今。
稻米和蚕桑，历来是水文化的标志，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水的澄澈明丽，水的光晕浮动，水的柔美渺远，水的足以映照人世间一切形象的特征，都幻化为丝上绸上刺绣的针针线线，匀顺细密，平滑光生。这种丝与水的艺术，绵延千年不衰。
太湖山温水软。
吴地人杰地灵。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水土使然，江南人灵气充溢，文学之盛甲于天下，商品流通富通四海。
商文化和士文化，共同推动着吴地吴人千百年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持久不衰地繁荣昌盛。
梅村
吴文化之源
鲤鱼飞跃图从何而来?
中国首条运河由谁开凿?
灿烂的吴文化发端于何时?
泰伯为何三弃王位奔吴?
泰伯到梅里后，别姬姓易吴姓。据说“吴”是一种鱼。那时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人们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把鱼作为“图腾”，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泰伯治国有方，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吴人，教之识字、耕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并逐渐兴起了制陶和冶铸工业，黎庶殷富，国泰民安。
泰伯和当地人一起采用“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的方法，教育孩子们写字、读书、唱歌。并独创了“吴歌”，此后又吸收越、楚、齐等地文化精髓，培育形成了具有水乡特色、兼容并蓄、独放异彩的“勾吴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脉——吴文化。现在，梅村附近的“泰伯歌舞墩”，相传就是当年他传唱吴歌的地方。
从泰伯奔吴始，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幕就此拉开，一种富民强国的执政理念也开始付诸实践，一方鲜明的地域文化开始长成。
1泰伯庙
2泰伯宅故井
3高4.5米的泰伯像
4横跨泰伯河的梅花桥
5流向伯渎港的泰伯河
现在的梅村，最能证明泰伯开发江南历史的，只有泰伯庙和伯渎河了。
为了开发荆蛮之地，泰伯率领民众大力兴修水利，开凿浍渎，俗称“伯渎港”，这条人工运河东连吴县漕湖，西接运河，全长三十七里，河宽十二丈，是中国第一条运河。这条悠悠流经梅里的泰伯渎，保证了两岸的农田灌溉，也便利了远近的舟楫往来，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吴泰伯到达江南后不久，父亲周太王去世。他和居住在常熟的二弟仲雍回去奔丧。三弟季历和众臣要求他接位。泰伯坚决不从，料理完丧事后立即重返江南，王位由季历继承。季历坐上王位后，花大力气整肃朝政，讨伐外贼，扩大领土，后被暗害致死。泰伯又一次回歧山奔丧，群臣再次要他继位，他依然不为所动，王位落到了姬昌手中，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吴泰伯三让天下的崇高德行，为历代朝野文人学士、骚人墨客所景仰。孔子在《论语》中云：“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引用孔子的原话大加称赞，并特意把吴泰伯排列为吴氏世家位次之首。
泰伯之崇高美德，感应后人。历史上吴地的苏州，无锡等地建有泰伯墓、泰伯庙、泰让桥等，作为人们对泰伯的纪念。
史载，当年泰伯去世后，吴人哭声震天。他们念及泰伯德行高尚，洁白无瑕，纷纷上山采集白色鲜花献到泰伯墓前，又因泰伯生前酷爱种麻，腰束丝麻以示哀悼，这一习俗沿袭至今。中国人流传甚广的“披麻戴孝”丧礼即源自于此。
泰伯“谦让开拓”的至德精神尤如磐石成为吴文化的基础，长久影响着吴地的风气。
东南财赋地
商文化
当1405年6月，郑和第一次率船队从苏州太仓刘家港出发，远下西洋；当沈万山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当无数实业家闯荡上海滩……吴地，就被视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理想出发地，催生，了中华民族许多关于海洋的想像与传说。
水网纵横，精明的苏商历来就知晓大运河的商业价值，为了利用运河便利的航线，他们兴建的工厂，大多都紧邻运河。他们懂得水文化船文化的意义。
从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通番经商开始，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商业史里，苏商就注定会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精英『群落。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殖民经济逐渐深化，眼看国家积弱，苏商提倡“实业救国”，他们只身闯荡上海滩，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振臂一呼，表现出海一般宽阔的视野和不怕巨浪滔天的血性……也使这个时期的吴文化，充满竞争活力和改革精神，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主导。
蓝色的海洋文化冲击着黄色的江河文化，带来崭新的观念和宏大的气魄。苏商更早地进入世界经济文化大循环，更早地领风气之先。
周庄、苏州、荣巷、大运河，一城一巷、一水一港，苏商的历史印迹无处不在。
周庄——江南巨富沈万山
沈万三，传统苏商的影像标志。
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成了富翁的代名词。直到现在，水乡小桥旁的主妇们呵斥掉下饭粒的孩子时，还常会说：“家里阿有个沈万三?”即是说，家里可没有沈万三这样的巨富，要懂得勤俭节约，不要大手大脚。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山在昆山周庄、苏州、南京等地都曾留下足迹，但他始终把周庄作为立业之地。
迁居周庄
迁居周庄前，沈家一直住在浙江湖州南浔 小官浜。沈家主人沈佑有四个儿子。大名分别叫“福”、“禄”、“富”、“贵”。为了便于称呼，依当地风俗，又起小名万大、万二、万三、万四。“万”者极言其丰。
但长子沈福、次子沈禄，却实在是无福无禄，而且还无寿。连失二子的沈家慌了，找来算命先生。
湖南的算命先生指着小官浜说：“‘小官’就是湖南话中的‘伢子’，也就是小孩子的意思。这个‘南浔’，正应着‘难寻’的意思。这是个‘难寻小官’的地方。”“要想保住这下面两个儿子，只有赶快搬迁，离了这块断子绝孙之地。”
于是沈佑变卖田地，举家迁往妻子的娘家昆山周庄。
沈家逃走了。小官浜的村民难免恐慌起来。算命先生收了钱后，只轻巧地说了句，你们难道不可以把这地名改了么?
小官浜的名字是改了，可迁出去的沈家再没有回来。
周庄
周庄是水的世界，自然有它独特的生活形态和风味。那绝不是一两幢古建筑、三四座老石桥就能反映出来的。那是一种随处可感摸的生活气息。沿水巷而建的石驳岸和穿竹石栏；镶嵌在岸边，变化多端的缆船石；河畔洗菜、淘米的妇女；围坐水边一起绣花聊天的老妇……难怪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间有一个周庄。
周庄镇位于苏州城东南38公里，是个具有九百余年历史的水乡古镇，被澄湖、淀山湖和南湖所环抱。由于有河湖阻隔，它避开了历代兵匪战乱，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镇建筑物及其独特的格局，全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居为明清建筑，如沈万三后裔所建的沈厅、明初中山王徐达后裔所建的张厅，都是明清住宅的典范。
周庄四面环水，河道成井字形，居民傍河筑屋，依水成街，河道上横跨14座古桥，还有那份敦厚纯朴的古镇民风，构成一幅美妙的水乡风情画。
周庄的繁荣与沈万三有着密切联系，历来有“以村落而辟为镇实为沈万三父子之功”的说法。元代中期，沈万三利用周庄镇北白蚬江水运之便，通番贸易，周庄因此成为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遂为江南巨镇。
双桥——周庄的著名景点，旅美上海画家陈逸飞以双桥为题材，创作了一幅题为《故乡的的回忆》的油画。此后这幅油画又被印上当年联合国邮票首日封。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领略了周庄古镇秀美的风光与古朴的风韵。
初沉商海
沈万三从小不读诗书不上进，可动歪脑筋却无人可比。他常常弄来些小玩艺或是零食卖给私塾的小儿们。那数着钱的神色，俨然个小商贩。一次，他竟瞒了双亲搭乘一只送货的船，去苏州市廛上看人做生意。
后来，他从父亲那里拿了一千多两银子，在苏州定做了一船苏扇，从大运河运到了京城大都。可天公不作美，整整一个夏季，京城风凉如秋，尤其要命的是，居然三天两天一场雨，那批苏扇全起霉了。沈万三初涉商海，亏了个精光。
沈万三乞讨而归的途中，一老汉告诉他“百里不贩粗，千里不贩青”的经商之道。
淮西的一位老妇，送了沈万三一个青花瓷盆讨饭用。从那以后，沈万三痛定思痛，每日恭敬地对着青花瓷盆施礼，以求东山再起。
苏扇
苏州的精致，在艺人们的手工里。
苏扇是苏州折扇、檀香扇、绢宫扇，纸团扇的总称。精致的苏扇以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制作精巧著称。小小方寸之间，吸引不少名家题诗作画及雕刻，成了历代名家的“必争之地”，苏扇集造型、字画、印章、诗词、雕刻、镶嵌于一身，形成精细雅致风格。
无锡水弄堂——邗沟兴运、吴王煎盐，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这一带商业活动活跃。成为南北财喊、盐铁中转的中心。苏商的财富和运河有着密切联系。无锡南长桥至清名桥全长1.5公里，是锡城在古运河上的精华段落。水弄堂是无锡市区古运河值得骄傲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窥见到江南水乡人民浓郁的生活情趣，可以了解到江南水乡民风民俗，是活生生的东方“艺术走廊”。
贩盐获利
回到周庄的沈万三，为再次外出经商苦苦告贷，迫不得已，同意了父母安排的婚事。然后拿了结婚时父亲给他的田契地契抵押，到苏北扬州做丝绸生意。
在扬州，沈万三结识了盐民张士诚的兄弟张士德。张士德和张士诚都是泰州白驹盐场的盐丁，以操舟贩私盐为业，常常受到巡盐官兵的勒索和富家的要挟，故欲趁秋后举帜起事。沈万三与之结交，有意利用天下渐乱的形势经商一一“苏北今年大旱，秋后粮价必然上涨。而江南夏熟丰收，秋熟作物也长势甚好，粮价正下跌。秋后乘粮价低时屯积上几万石粮食，明春运到苏北……还有张士德要的丝绸、粮食，答应给的私盐……”面临大利和大险，沈万三决心一博。
因轻信他人收了次绸，此番进扬州，沈万三又几乎用尽本钱。传奇的是，他和张士德竟偶然在妓院救了吴江汾湖首富陆德源的女儿陆丽娘，陆丽娘感念其恩，回乡后嫁给沈万三，成其第二任妻子。
数月后，当沈万三、陆丽娘再回到扬州时，张士诚已起事，攻破泰州等地。打下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有了张士德的关照，那白花花的私盐被沈万三顺利地运到江南并出了手。
商业上的成功比预料的要好得多。沈万三买丝绸粮食投下去的十多万两银子，几个月工夫，变成了近百万两，获利近十倍。更重要的是，此番成功，尽扫了之前卖苏扇失败压在心头的阴影。
南方私盐脱手，沈万三就在扬州盘了一家店，委人经营，既便于掌握苏北的市场行情，又可以帮助“大周国”采办布匹粮食物资。从此，他身在江南的小镇上，做起了苏北的大生意。
逐鹿苏州
张士诚占领常熟。苏州百姓既怕元兵逃跑丢下一座空城，又怕张士诚那些苏北的盐民来了后，会大肆掠夺。富人们纷纷跑向乡间，店主们大量削价抛售货物，换成细软逃难。但沈万三清醒地看出，张士诚南下是欲以苏州并杭嘉湖地区作为根本，应当不会作乱。于是他把陆家万贯田产统统变卖，在苏州盘了五十多家店!此时，他心中已勾画出在苏州商界的经营方略。
为了摆脱盘店遭受的种种势力的排挤，他并不与原来树大根深，实力不俗的陈记商号相争，陈记商号当时一直在苏州两个最繁华的商市——金闻门和银胥门的市口上独占鳌头。
沈万三看中了地处玄妙观前的观前街，他约那些被盘了店的商人，一同另起炉灶。如此一来，竟弥合了和他们的利益冲突。
张士诚果然秋毫无犯。大获而归的沈万三在观前街上一下子开了首饰店、古董店、漆店、布店、绸缎庄、珠宝店、山货行、茶叶店、药材店、典当行、银楼、金号、书店、春册店等十多家店。店招上一律冠以“苏州沈字商号”字样。
观前街的商市初具规模了。沈万三也在苏州渐渐树立起了商界领袖的地位。
太仓刘家港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海洋贸易研究，应该从刘家港写起。
太仓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旧时中国藏根最多的地方惟太仓，俗称“百万仓”。太仓刘家港靠近长江口，具有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人才、商品之富足，海 港之便利，引来万商云集。太仓由此又成为万商聚集的商贸城。
侍女通藩
《吴江县志》早已透露：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通番”就是与外国有交往。明史专家吴晗也明确指出：“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沈万三的经商眼光已投向海外。他很快同南洋富豪苏里哈取得共识：苏州这地方，客帮林立，不下十余帮。各地货物于此集中，手工业制品、丝绸等，又由此向外集散，是个极好的市场。再者，苏州这地方，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在宋代时，这些沿江沿海之地就是出海的海道。如果将这里聚集的中国特产运抵海外，再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药材等运抵中国，这个利，绝非一般的生意能抗衡。
得知苏里哈看上了心爱的侍女，沈万三这个彻头彻尾、直到骨子里都透着商人气的大商人，马上将侍女晓云送给苏里哈，随他远走南洋。
借为张士诚给元大都送粮之机，沈万三驱商船向南洋而去，开始了他著名的海上私人贸易。
亦商亦工
作为一个商人，在南洋市场上，沈万三敏感地找到了能够赚钱的异国商品，并从中发现了和国内的巨大价格差。
苏里哈向沈万三提出多收购丝绸运往南洋，不愁卖不掉。不过，沈万三知道丝绸的生产能力有限。
可苏里哈却理解不了：“既然丝绸这货色这么抢手，干吗不多生产点呢!”
多生产点，这就带有“工”的味道了。从南洋回来的沈万三，躲在周庄小镇，纵横捭阖地做起了四海天下的大生意。
沈万三陆续建了蚕茧收购、缫丝、丝绸织造等作坊，江南富户见之亦群起而效，丝绸加工业一度蓬勃起来。当然，这些丝绸的成品，大都被丝绸商们收购，其中有部分又辗转到了沈万三手里，成了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
一方面以种植作为经营基础，一方面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抚大运河，东北连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器、粮食和手工业品运往海外，开展“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沈万三迅速成为“资聚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南浔
南浔自古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从明中期“湖丝甲天下”始，南浔人依托湖丝，走南闯北，经营丝业，儒商辈出，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黄金狗”的庞大的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
明代万历至清代中叶的南浔得以成为江浙雄镇，几乎完全以来蚕丝业和缫丝业，“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著名的名胜古迹有嘉业藏书楼、刘镛的庄园小莲庄、张静江故居、张石铭旧居、百间楼和宋代古石桥等。
千金散尽
沈万三的确是“富可敌国”了。他的财产，连他自己都没法计算出来。可是，他太富了，也因此遭到了毁灭。
张士诚覆灭后，沈万三贡宝纳粮，以博取新朝的欢心。朱元璋要沈万三修筑应天城墙。沈万三称愿与皇上对半而筑。他聘请了一流的营造匠师，亲自督促工程进度、检查质量，甚至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交工，这让“仇富”的朱元璋龙颜大怒。传说，朱元璋修南城门的时候，借故说南城门地邪，需要宝物镇住，朱元璋就让沈万三把聚宝盆(当年的青花讨饭盆)埋在南城门下。
沈万三还称要用自己上百万两黄金犒赏三军，朱元璋更加嫉恨，一下就把沈万三发配充军到云南边陲。至此，沈家元气大伤。
经历几次大起大落后，千金散尽的沈万三死了，他的灵柩被悄然运回了周庄。怕明廷知道，故里乡亲们把他的棺木葬在了一处叫做银子浜的水底，乡人呼为水冢。
苏商博物馆
苏州古老的上塘街有苏商博物馆。在这里保留了古代至今关于苏商的各种商业资料以及江苏企业的发展简史介绍。
古运河——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
吴桥—人民桥—清名桥长约6公里，是无锡古运河精华所在。北段河面开阔，三里桥一带，米市尚存，南段，保留着古色古香的临水民居，一派水乡风情。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1896年冬季的一天，一种从未有过的轰鸣声，打破了无锡这座江南小城的舒缓与宁静。一家名叫业勤纱厂的现代工厂，出现在无锡东门外的兴隆桥畔。无锡人第一次听到机器轰鸣声。
创办这家工厂的实业家，名叫杨宗瀚。
从业勤纱厂传出的轰鸣声，实实在在地开启了吴地人实业报国的乐章。
无锡精明的商人，历来就知晓大运河的商业价值，为。了利用运河便利的航线，他们兴建的工厂，大多都紧邻运河。
沿无锡运河往南走一遭。就会发现为什么一百多年前，江南的这座小城，会相继涌现出众多中国民族工商业巨子，并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经过两座桥，桥名都叫“三里桥”，只是靠吴桥近的叫“新三里桥”，远一些的叫“老三里桥”。在黄埠墩旁的岸边，竖了一块牌楼，额书“无锡米市”。但无锡米市曾经最繁华的地段，还应该往南走一段，即在老三里桥地段、北塘大街一带。
乾隆年间，无锡粮食的吞吐量达到七八百万石，光绪年间，从老北门到三里桥段，1公里长的地方竟有大小粮行80多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无锡和长沙、芜湖、九江并称全国四大米市，当时粮食堆栈容量为东南各省之冠，粮食加工业成为全国五大碾米中心之一。
北塘大街是昔日无锡最为繁华的商埠，历经沧桑大都无曾保留。幸好这里的接官厅弄，尚保留许多旧式的建筑，虽然不是年代久远，但简单质朴。
当年运河申遗曾报道：“运河申遗考察组在锡大发现，日晖巷将再现运河人家”。这个“日晖巷”，其实就是原来的“石灰巷”，旧时因巷内堆放石灰而得名。1974年因为名字不雅，取谐音改为现名。
日晖巷，长138米、宽3米，砖石路面，是当初东、西大街出西门的必经之路。而东、西大街，是清朝时无锡县衙面前的两条主干道。日晖巷昔时民居、店铺紧挨，热闹非凡，据说有磨豆腐、配钥匙、铜匠铺、冷作工匠、木器雕花等。巷口原有一爿茶馆，生意兴隆，现房屋犹在，内住居民，楼上的格子窗，依然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的开通，使得往返于两城之间，变得更为便捷。这一变化，也让许多无锡人，对充满着机遇与冒险的大上海，有了更多的梦想与行动。那时候的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现在使用的“标准上海话”，便是宁波话、苏州话和无锡话的合成。上海的富翁们常会讲一句，“回乡下去了，”无锡便是许多无锡籍老板们的那个乡下。
运河边临街人家，当年这里也许是一问米市，或者一家茶馆。
荣巷 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诞生地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主席这样评价荣家。
荣巷，一个家族的发源地。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三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历程。
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从晚清到民国，白手起家，在无锡、 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个民营企业，被誉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雄踞工商界数十年，成为20世纪前50年中国实业家的代表人物。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更是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
他们出生的荣巷，也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无锡的茂新面粉厂和申新纺织厂，还有太湖边的梅园、江南大学旧址都见证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兄弟在无锡开始事业之前，荣家已经在无锡居住了200年。明朝正统初年，被荣氏家族尊称为“始迁祖”的荣清带领全族人从南京迁居无锡，并向政府领取无锡西部惠山南麓的一块荒地以建设家园。这一带逐渐形成合称荣巷的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
荣氏兄弟的祖父荣锡畴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赚些蝇头小利，贴补家用。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100多年前，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遭遇。战乱中，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14岁的荣熙泰安排好家中一切，收拾行装，远走他乡。
荣巷人俗称“五间头”的大屋。是五兄弟合建的，当时这家有六兄弟，不过有一个没有建。从外面看好似五户独立的人家，其实门头后面是一个相通的院子。这是荣巷惟一一栋这样的民居。
荣熙泰先在浙江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有一个叫荣俊业的族叔在南方当官，便去投奔他，被安排在厘金局当管事。荣熙泰省吃俭用，月积岁累，为日后荣家的崛起准备了最原始的一笔启动资金。他在广东奋斗十年后回到荣巷，生下后来叱咤上海滩、闻名海内外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兄弟俩在父亲的影响下，热心经世之学，向往走举办实业、发家致富的道路。
荣宗敬14岁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也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了一个广生钱庄，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枫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从四台石磨到十四家面粉厂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荣德生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敢于开拓，善于经营，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与荣宗敬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保兴面粉厂破土动工，这是继杨宗翰的业勤纱厂之后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开办了9家纺织厂。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桂冠就非荣氏莫属了。
1945年11月，荣德生在无锡成立天元实业公司，并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
无锡运河岸当年的西水墩茂新面粉厂(即保兴面粉厂)旧址已成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最初的厂房等已被日军烧毁，现存建筑都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办公楼，建筑体现了那个时代面粉加工专业化生产的特点，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的见证。
博物馆的主体就是当年的制粉车间、粉库，两台圆筒的扬麦机还有一个大石磨，放在博物馆门口成了最好的雕塑，依墙而立的还有两条高达9米的螺旋型转梯，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
喜欢看风水、读过大量堪舆书、差一点选择做一个堪舆师的荣德生，精心选择这个地方办厂，不仅因为风水好，而且水路交通便捷。
码头与厂区紧挨着。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兵船”牌面粉就是在这里装船，运往各地。
“中国最富有的人”的生活
在《荣氏宗谱》上，《荣氏家训十二则》将“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列入其中。
荣德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每年年关来临前，荣德生会让晚辈带着两个仆人，抬着装满银圆、角子和铜板的肥皂箱，发给荣巷的穷人。从东街发到西街，又从西浜发到东浜。
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荣德生没有把财富看作在家族里自我炫耀的资本。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荣德生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
荣德生在衣食住行上也并不豪奢。荣家老宅子有一大一小两个饭厅，五张八仙桌，每桌八个人吃两荤两素一个汤，通常是咸菜肉丝汤。他终生只穿布鞋布袜布衣裳。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三儿子带给他一套西装，他试穿完就脱下来，再也没穿过。
因为受到中国重农传统观念的影响，成为大资本家的荣德生给自己起号乐农。他在荣巷拥有80亩水稻田、30亩棉花田和许多桑树，每年请长工种水稻、种棉花、养蚕，但插秧的时候他还是时常要去田边看看。到收获的季节，他创办的镜花女校的操场就会变成打稻子、晒棉花的场所。
不过荣家的豪富还是有目共睹的。当时荣德生几个儿子的专用小汽车的牌子都很出名，大儿子的是皮尔卡，二儿子的是帕克……四儿子荣毅仁用一辆小菲亚特，他是高个子，可他的司机比他还高。两个“长个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这些进口小汽车在那个时代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荣家上海宅子在徐家汇，荣毅仁的办公室在江西路，他的司机每天兜着他以单程只需9分钟的速度在这条路上奔驰。荣家巨大的宅子里面可以放电影、打羽毛球和网球，当时的戏曲名角董芝玲、滔玉珍杂技团也经常被请到宅子里来演出。
荣德生办实业成功后，又热心办学。他最早在荣巷办了一家公益小学，现在是无锡市育红小学荣巷校区。小学的晴雨操场，建于1915年，是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教育家胡雨人仿照日式建筑并推广，在当年是很先进的，有上下两层。操场里有一块特别的石头，刻着“天降山海”四个字，见证了荣家祖先迁居无锡梁溪河边600年的历史。操场边还有当年的水池。
1914年，荣德生还在无锡荣巷自己的住宅旁购地二亩八分，一部分用作建造镜花女校，另一部分用作建造图书馆。荣氏兄弟办公益中学和大公图书馆两项事业，投资共达一 百万银元。
荣氏兄弟心中的“利”
西水墩一带被称为无锡“工业遗存的富矿”，光是老厂房就有十多个，还有老仓库、老码头。东边与茂新隔河相望的是一家老纺织厂，过桥步行不久就到了。临河的老厂房有些年头了。这里是原来的振新纱厂，是1905年荣家兄弟和荣瑞馨等人合伙办的第一家纺织厂，后来他们退出，在上海另办了有名的申新纱厂，1919年又在无锡另办了一家纱厂，称为申新三厂，是当年无锡最大的纺织企业，地点在西水关外梁溪河边，现在是国棉一厂。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荣氏集团又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纺织设备和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中国的纺织业界，荣氏兄弟的企业已是一枝独秀。面临生存困境的同行们大为不满，甚至有人造谣生事。股东们一致认为应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大规模降价，将竞争对手全部挤出市场。
然而，荣氏兄弟商量之后，毅然决定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如此一来，荣氏集团的商品销量锐减，其他厂家得以顺利销售。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缓解了。
股东们为此疑惑不解。荣宗敬告诉他们：“如果我们降低价格，自然可以摧垮其他竞争者，独占市场。但是这些商家就可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钱，不是一个人赚的，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别人留出一条生路。只有大家都生存下来，发展起来，才会水涨船高。”
荣氏兄弟从此在大家心目中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几年之后，国外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民族产业带来巨大打击。荣氏兄弟力排众议，毅然卖掉所有田产地皮和其他生意，将所有资金投到纺织业的竞争当中，奋起反击。他们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荣氏子孙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是倾家荡产，我们也要捍卫民族的尊严!”荣氏兄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浩劫，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
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不愿与国民党出逃，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财富。
梅园
郁达夫曾在《感伤的行旅》说：“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的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因为这一晚我是决定在梅园里的太湖饭店内借宿的。”据说，当年荣德生的“乐农别墅”——梅园，免费向社会开放，小商小贩穿越其间，荣德生没有将他们挡在外面，反而为梅园给他们带来生计而高兴。
荣德生喜欢梅花，自称“一生低首拜梅花”，办实业成功后，1912年买下这块地，种上梅花，面临太湖，相去不过数里。在高处招鹤亭或乐农别墅楼上可以看见太湖水面，船帆点点。别墅有他接待客人的“诵豳堂”(现在看到的书法是画家吴作人后来写的)，语出《诗经·豳风》。前面的匾额“湖山第一”，没有署名，听说是晚清时代可以和袁世凯相抗衡的岑春煊写的。门口有别人送给他的对联“使有粟帛盈天下。常与湖山作主人”，那是对他衣食事业和湖山情趣的赞词。厅内柱上有对联，内容是他平生经常标榜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两层三开间的小房子遮掩在一片绿荫和梅花之中，简朴雅致。著名学者钱穆1948年春天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就住在这个别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过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每次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荣德生对钱穆谈起兄弟俩办厂最初的动机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一代实业家的财富观。
在老梅园的一个角落，德生老人的雕像静静地立在那里。
荣巷
来到荣巷，总会有热情好客的老人，愿意做导游，带着客人走老街，讲一些少有人知的民间传说——
荣宗敬很喜欢喝酒，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坟地。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脚陷在土坑中拔不出来。第二天酒醒了，可是脚却是悬空的，原来是陷入了一口棺木中。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拔出来。没想到棺木中竟然满是陪葬的黄金。惊喜中宗敬急忙叫了弟弟德生，装了满满一坛子黄金，抱回家去。这样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之后，宗敬和德生去上海开店，生意越做越大。
与往日的喧嚣相比，今日的荣巷街倒多了几分古朴和清静。街道两旁边的房子大多是一层的小瓦房，有的伸手就可够着屋檐。走在街上，往日的石子路还依稀可见。建筑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中西合璧。很多建筑外面是清水门楼，而内部装修则全部采用木料，家具也为中式。规模如此宏大、极具特色的近代建筑群并不多见。荣巷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建成后，荣巷里的近代建筑群将被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出来。
这户人家因地基狭长，所以建房时特地把房子建得比别人家要高，独具特色。下图为房间的内部，书卷味十足。
荡口——江南第一义庄
古镇荡口旧有“小无锡”之称，曾是著名的江南第一大水乡，在江南粉墙黛瓦、简朴清雅的众多乡土建筑中，是体验江南水乡淳朴民风的绝佳去处。
与其他江南古镇不同，荡口最大特色在于它呈现了中国社会由古老传统向近现代化过渡、转折的纷繁景色。
荡口的命运似乎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好注脚。古镇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恰恰位于无锡、苏州、常熟这三座江南名城的几何中心。它与8000亩水域的鹅真荡毗连，周边河叉密布。除了土地肥沃利于耕种，又因得天独厚的位置，自然成为一个水路中心，江南闻名的商埠重镇。所谓“小苏州”、“银荡口”之誉，正是彼时繁华鼎盛景象的写照。
荡口以华姓人为多，至今仍占五分之一，这里一直是他们家族几百年来的世外桃源。在荡口，不能说《三笑》的故事。因为明代江南有名的华鸿山“华太师”招致豪门权贵嫉恨，他们雇用文人杜撰“三笑”，将华鸿山聪明能干的儿子丑化成大傻、二傻，受不同时代的唐伯虎戏弄。事实上，荡口历代名人辈出，光是明清，这个小小集镇就出过进士37人，尤以华氏为多，荡口发展也与华氏家族历代开拓、实业兴家密不可分。
江南第一义庄
义庄，是某一姓氏家族创办的慈善机构。“义”即义举，为本族做好事。因为这种为本族做好事的经济实体，一般建在乡村、集镇，故称“义庄”。我国最早的义庄，始于宋代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而无锡的义庄则始于荡口华氏。荡口义庄数量之众、庄田亩数之多、善举之广，在江南一带首屈一指。
无锡的第一个义庄，是明朝华云创建。当 年已是刑部郎中的华云因反对严嵩专权辞官回家，效法范文正公，捐田一千亩，建立了无锡第一个义庄。
今天还能见到的最为有名的是华氏老义庄，是华进思、华公弼父子于清乾隆年间所建，其后族内慷慨之士继续捐集，加上义庄历年余资购田扩充，至清末，其义田总数超过七千亩，为全县义庄之最，也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义庄，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
老义庄现存房屋四进，占地面积约两千五百平方米。
历史上的老义庄是一个热闹的场所。族中鳏孤寡独发放救济金，婚丧葬娶发放补助金，每年春秋两季祭扫公坟及祭祠堂等，都是义庄的事。除了本族，义庄也进行社会救济，还有平时的修桥补路、施舍棺材、帮助殡葬等。义庄费用的来源主要是有钱人家捐田，收租的费用。
义庄另一大贡献是办学。义庄专门划出义学田，专供族内子弟上学之资。荡口之所以清代以来名人辈出，义庄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代首创铜活字印刷的华燧，第一个用工尺符号记录大量琵琶曲谱、《十面埋伏》琵琶曲编写者、清末民族音乐演奏家华秋苹。引进西方科技、开创我国兵工、造船、机械等工业。民族实业家华绎之，当代漫画家华君武，作曲家王莘等都出自荡口。还有国学大师钱穆、钱伟长叔侄，钱锺书、著名音乐家刘天华都与荡口有着很深的渊源。
华氏故居
荡口走出的众多名人，声名最著的当是早就纳入中学历史课本的“数学双星”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他们既是我国近代工业奠基人和近代数学奠基人，又体现了华氏家族乃至无锡文化传统中那种经世致用的精神。
华蘅芳度过童年和晚年的故居，位于新当里花沿街上，现尚遗存三进院落：是荡口文物的保护重点。不但原先的楼阁门窗保存完好，不大的院子里花墙石坛也十分精致。
薛家花园——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
钦使第，为清朝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薛福成的宅第，坐落于无锡学前街南侧，由于其占地广阔，被无锡人喻为“薛半城”。
然而住宅的主人薛福成却没有在这住过一天。作为中国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的经历颇为传奇。
1884年6月，薛福成担任浙江宁绍台道。法国远东舰队1885年2月开始在镇海海口进行挑衅，薛福成防守严密，后来还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打伤，几个月后这个飞扬跋扈的侵略者不治身亡。从此，法军再不敢来犯。
1889年5月15日，清廷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赏二品顶戴，任命他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1890年6月，薛福成在翻阅使馆积存档案时，发现1886年7月签订的《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所商定的勘定中缅边界等事长期搁置未动。一向急功好利的英方为何如此沉得住气呢?薛福成暗暗感到其中定有缘故。果然不出薛福成所料，英国人一直没有闲着，正在不断地蚕食我方边界，以便造成既定事实。
薛福成向唐宁街英国外交部递了一份照会。同时，他又上疏清政府，说明重开缅甸边界问题谈判的重要性，并表示自己可以担当谈判代表。这次谈判旷日持久，进行了二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上签了字。这个条款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已被英军占领的土地。
就在薛福成出使西欧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他儿子督造的钦使第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1894年7月1日，薛福成经过一个多月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上海。却不幸积劳成疾去世。
他的儿子在整理父亲遗稿时，“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的字句，使他对父辈的精神有了全新的感悟。之后，他彻底放弃仕途，转向实业报国之路。
薛福成花园是近代民居建筑与江南造园艺术和谐结合，中轴线上每进厅堂之间，均有天井和对称的花圃庭院，园内呈现不同的景致，是典型的移步换景造园手法。
前四进的家具陈设、楹联匾额、杂件器具的摆设均按原样复原，充分体现了晚清豪门世家的官宦文化，而转盘楼、后花园、传经楼、东花园则充分体现了晚清官僚宅第的家居文化。
转盘楼是建筑群中规模最大、最富特色之处。高两层，面阔11开间，硬山顶，山墙上有五垛式封火墙，楼的两端各有厢楼连接，平面组成了“回”字形，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营建此楼时，薛福成之子薛家运使用进口设备加工了车木栏杆，楼上采用进口木板隔顶。数以百计的灯饰采光逐步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花式繁多。转盘楼是国内现存最大的转盘楼，有“中华第一转盘楼”之称。
后花园西北角有一幢具有宁波天一阁建筑遗风的传经楼，是后花园最有特色的景致。东花园的花厅、水榭戏台，是最为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戏台建于水池之上，与主厅隔水相望，是无锡现存最精致。最完整的家庭古戏台。戏台两侧柱上有李鸿章的一副平对：“桃花流水在人世，风月笙箫坐夜间”，戏台上常有江南一民乐和传统剧目表演。
江浙人文薮士文化
吴地的水文化是一种内陆水文化，崇尚“小”、“巧”。小桥流水，小巧玲珑，小家碧玉，江南小调。那些高冠博带、头脑灵敏的人，生活得很优裕，很悠闲，在水一般的宁静中，旷日持久地操练着琴理棋道、书味画风，许多艺术门类在此地臻于成熟。同时成熟的，还有洋溢着鲜明地域特征的人生哲学。
才子佳人，处处风流，不经意地，就打开了理想生活的悠悠画卷。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促使这里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士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衰落。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学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髻龀以上皆能诵习……正是这种耻为他业，读书科举孜孜不倦，促使江南一带涌现无数状元、进士。因读书成名成家者更是数不胜数。
苏、锡、常、沪、嘉、湖等吴方言地区作为吴文化的重心区，凝聚了太多江南士大夫的人文理想和风骨操守，这一切毕竟已经远去，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他们的叹息成为史书的绝响。吴地，至今仍然散发着士文化闪光人物的精神光芒。
山水庭院藏隐士／苏州园林
隐逸文化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绝对积极意义，它的承载者不是樵夫野老，而是隐士。隐士是“士”的一种。汉代刘向给士下的定义是：“辩然否，通古今，谓之士。”真正的隐士却未必显露隐者的形迹，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
中国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影响之一，就是私家园林的大兴。他们在精神上追求宁静恬淡、闲云野鹤般的闲适自由，在生活上则体现着世俗的欲望、幸福、欢乐，拥着偌大的园子，焚香茗茶，品诗论画，充满着精致高雅的艺术情调和物质享受。
如果说山是园林的骨骸，那么水就是园林的血脉。苏州园林多水，而且大多引用活水，或暗通源泉，使水流终年不尽。水在苏州园林中并非 自然江河的简单模仿，而是对自然作抒情写意的艺术再现，是取其意境的，联想。因而小小的水面，往往可以描写十里风荷、悠悠烟水的湖泊。淼然清澈的池水给人以闲适、清凉、平静的感受。
江南的私家园林，以苏州为最，苏州的私家园林，以沧海亭最为著名，是现存苏州最早的私家园林，宋代诗人苏瞬钦遭陷被削职为民，退隐苏州，购得已经荒芜的废园，三面环水，树木繁茂，且有残败的池台亭阁，重新修葺，以“沧浪亭”名，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这本来是《楚辞·渔父》中的名句，后世官场中的文人便把渔父当侮归隐山林的一种代称。
从沧浪亭开始，苏州园林的定位就是归隐。是当官者被贬、当权者下野、年长者告老、智者急流勇退的隐居之地。园林的主人，大多人品高、志趣雅，有着诗书画三绝的才艺。这些人要么学富五车，要么家财万贯。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不会造园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在周庄有豪宅，却没有留下一座园林。
苏州园林被称作自然山水风景林园，它集建筑、绘画、书法、金石、雕刻等艺术之大成，被誉为“综合艺术博物馆”在苏州园林里处处是诗情画意的青山绿水时时是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山水林泉之间，体现着淡泊明志的人生哲理，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在江南为官多年，是隐逸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行者。苏州现存的明清园林中，许多建筑题名都出于白居易和苏东坡的诗文，如“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轩”名取自苏东坡的《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波上寒烟忆风流／桃花坞
吴地是以太湖为背景的水文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渔业稻米，还是文化上的山水园林，都离不开江南如织的湖泊水网。发达的经济、葱郁的风景、安定的生活，使吴地产生了好学尚文的诗书传统，这不但反映在科举制度中，更反映在众多像唐寅、祝允明这样的旷达才子身上。
清初，长洲学者汪琬宴客，席间谈论家乡土产，粤有象牙犀角，陕有狐裘毛皮……汪琬无言。众揶揄道：“钝翁先生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曰：“苏州土产极少，仅两样而已，一是梨园子弟，二是状元。”
汪琬是苏州人，即便为家乡吹嘘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遍观中国历史，“姑苏文盛出状元，绝非虚传，说状元是苏州土产虽夸大了一些，但也不算过分。据统计，自唐至清的近1300多年间，苏州多次蝉联状元，有的书香门第更是状元辈出，曾出过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文风之盛冠绝天下。
安史之乱前，北人状元占87.5％，安史之乱后，南人状元逐渐增多，其中又以江南为最。安史之乱后的11名南方籍状元中，有7名出身在今天的苏州、吴县一带。北宋时期，北籍状元有8名，南籍有27名，其实即便这种相差悬殊的名单，也是在对南方多有歧视的情形下选定的，比如出身陕西的北宋名臣寇准曾说过，“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为免南北之争，朱元璋干脆改立南北榜，南卷取60％，北卷取40％，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科举风波。
到了清代，吴地的科举之盛更是空前绝后，当时状元人数最多的江苏，共出现49个状元，而苏州府一地就占据了其中的24名。
但时至今日，苏州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唐、祝、文、周，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
唐伯虎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科举会试时被人陷害，身陷困境，从此对追求功名失去了兴趣，在外游历了10个月后，隐居桃花坞，自称“桃花庵主”，常与文人墨客聚饮。客去不问，醉便酣睡。晚年穷困潦倒，死后葬在城外横塘。他的一生并不像苏州评弹《三笑》中那样妻妾成群，风流潇洒。
冤枉唐伯虎的，除了苏州评弹，还有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警世通言》里收录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虽然冯梦龙声明了“小说中唐解无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阳台道人，非伯虎也”，但就有人喜欢张冠李戴。
冯梦龙的际遇有点像唐伯虎，但科场失意后不是醉心诗词书画，而是通俗文学，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对后世影响巨大。“鸳鸯蝴蝶派”产生于苏州，和住在十全街的冯梦龙就有点关系。
也有名人，不谈也是浓的，如范仲淹。据记载。范仲淹老来回到苏州，准备在城南三元坊买地造宅，有人悄悄告诉他，此地风水绝佳，建宅于此，生男当有状元之才。范仲淹听后，与其我一人独占，不如让全城分享。于是在此创建了苏州府学(现在的孔庙)。
不知是风水灵验，还是范仲淹至诚所致，苏州府学的创建大开东南兴学之两，状元更是从未断过，三元坊也就成了历代出状元、出学者的地方。范仲淹死后下葬天平山，风水先生在山上洒了三斗三升芝麻绿豆，从此，范家虽然官宦不断，但是只出小官。
桃花坞
位于苏州门内北城下。民国初年，爱国士绅费仲深购得桃花坞唐寅故居一角，建“归牧庵”。1925年，其子费巩与袁世凯孙女袁慧泉在此成婚。
除了园林故居、士绅会馆，清代开始，桃花坞盼百姓民宅鳞次栉比，商家作坊比比皆是，其中最盛者便是年画作坊。
桃花坞年画始于明末，最早的作坊就在桃花坞街上。清雍正、乾隆年间盘极一时，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十全街
位于苏州名园沧浪亭北首，东起葑门安利桥堍、西至人民路三元坊口，全长1800米。宋时因有十口井而得名“十泉”，清乾隆帝易名“十全”。
这里到处铭刻着岁月的印记，除了沧浪亭、南园、织造府等名胜古迹，还有冯梦龙、叶圣陶等名人故居，桥就有乌鹊桥、带城桥、砖桥、帝师桥等14座。
水巷花船载佳人／平江路
吴门出美人，不仅仅局限于容貌，苏州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苏州美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熏陶了一代江南淑女。这些精致的吴门女子，读书、吟诗、作画，没有一样输给男人，她们的墙上挂的不是韩干的牛就是徐悲鸿的马，地毯一尘不染，喝茶的壶是紫砂的，吃饭的碗是景德镇的，插花的瓶是景泰蓝的，连烟灰缸可能都不是凡品……
苏州是座歌都，自明中期以来，商贾云集，各种梨园、教坊、勾栏、行院，如雨后春笋在这里荟萃。昆腔、锡剧、苏剧等应有尽有。无处不琴韵，无处不歌声，美人们在这里演绎出无数缠绵故事。“水陆往来频，花船载丽人”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直到今天，还有人重温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一把伞，在苏州的雨巷中寻找那“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文化生活的活跃，使江南涌现出大批才女。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家学深厚，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才女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 姐妹、金圣叹之女金法筵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陈圆圆、柳如是、卞玉京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陈圆圆就是明末苏州玉峰昆班红极一时的歌女，名冠苏州梨园，不仅以艳质著称，才艺也冠绝一时。演唱昆曲和弋阳诸腔，扮相极佳，曲尽其妙。陈圆圆与很多文人名士都有交游，她的演唱技艺，邹枢、冒襄、查继佐等名士都曾亲睹。
由于女性文学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诗社、女诗集应运而生。
平江取自苏州地名宋代称苏州为平江府，元代改为平江路。
平江水巷
平江历史街区是苏州巷子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典范，临近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绵延数里，是整个苏州的缩影。
余秋雨说，苏州是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踏入平江路，百米外马路上的喧嚣仿佛被过滤了一般。大儒巷、南显子巷、悬桥巷、大新桥巷、胡厢使巷、丁香巷等等。书院弄边的苏州中学，前身便是范仲淹所办的府学。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就住在一条名叫“王长河头”的小巷里。
平江河的水面并不狭窄，水道有点蜿蜒，河边宅子里常有别致的石埠头。河道上安静地卧着各式小桥。河的一边是小街，一边是“枕河人家”。沿着散发着清韵的青石板，转个弯拐进高高的风火墙夹弄，尽头便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老民宅。
顺河流慢慢前行，可以看到挑着红灯笼的小船缓缓驶过，船娘摇着橹哼着悠扬的吴歌，飘向水上人家……
山塘街
山塘街是最具苏州街巷特征的范例。
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记得这部巨著的开头是从苏州闾门写起的。作品中写到，“姑苏城的阎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的风流富贵之地”，这闾门外十里街，就是指水陆并行的山塘街。
山塘街全长七里，当时人们谓之“白公堤”(塘即堤)。当时唐代诗人白居易来苏州做剌史时组织凿渠修路，水陆两路同时开通，将虎丘与城相连，水路即是山塘河，陆路便是山塘街。自此之后，山塘街一直是充溢浓厚的民族风俗、极具吴地特色的旅游胜处。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内为供己游赏而建造的那条著名的“买卖街”(苏州街)，就是完全模仿苏州山塘街的形状与风貌而筑成。
这里有诸多古寺、古祠、古牌坊、古会馆……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一派岁月沧桑感，还有耳熟能详的半塘传说，陈圆圆、董小宛等，都妆点了山塘的婉约一面。
山塘街又是一条典型的水巷，河上装载着茉莉花、白兰花及其他货物的船只来来往往，游船画舫款款而过。这里的房屋沿河有石级，旧时妇女们就在河边洗衣洗菜。那时有些商贩还摇着小船在河中做生意，住在楼上的也不须下楼，只要用绳子把盛东西的篮子吊下去，就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
烟波世家薮书香／钱锺书
1935年7月13日，无锡举办了一场新旧混杂、中西合璧的婚礼，主角就是钱锺书和杨绛。婚礼的情景，后来被钱锤书搬到了小说《围城》里，只是新郎、新娘换成了曹元朗与苏文纨。
钱锺书和杨绛，皆属无锡知名的两大望族。他们的结合，不但体现了无锡望族间相互通婚、共荣的传统，既儒雅、又时尚的身影，也在有意无意间延续着小城望族辈出的传奇。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
钱锺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钱锺书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狂”。他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锺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挑剔博学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却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若此!
钱锺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固步自封，沾沾自喜，而是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在他的书中很难挑出错误来，因此被戏称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
钱锺书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大有孟子、韩愈遗风。俞平伯与钱锺书是社科院文学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所里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锤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钱锺书堪称幽默大师，《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锺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钱锺书故居
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5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
这所宅第，是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1926年，钱锺书叔父钱孙卿因子女多，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四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钱锺书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基博所著的散文集《后东塾读书记》，就是以此塾为书名。
船过嘉兴话大师／名人故居
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附太湖、西接天目河，京杭大运河也由此纵贯，囊括了江河湖海的各种水系，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嘉兴处于吴越文化的中间，被称为“吴根越角”。“吴越争 霸”拉近了嘉兴对两地文化的融合。秦统一后，嘉兴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从秦至清，凡皇帝南巡，总要在嘉兴中转停留。
千百年来，鱼米之乡嘉兴滋润出无数文化名人，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嘉兴就有600余人。近现代又涌现出了文坛巨匠茅盾、国学大师王国维、书法大家沈曾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翻译家朱生豪、漫画家丰子恺、张乐平等一大批名家大师。
乌镇·茅盾
乌镇是闻名江南的古镇，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与周庄、同里、南浔、角直以及西塘并称为“江南六大古镇”。可是，乌镇除了小桥、流水、人家之外，更多地飘逸着一股浓郁的历史与文化气息，自宋至清，这里出了161名举人，其中进士64人。
乌镇中市观前街19号就是茅盾(沈雁冰)的故居，是乌镇人的骄傲。有关茅盾与乌镇的种种，几乎每一个乌镇人都如数家珍。和镇上大多数民房一样，茅盾故居沿街的门面是一色的活动木板，外面罩着半截木门，既不高大也不讲究。
沈家在乌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曾四世同堂共居于此。他家厨房的灶台能放三个大锅，餐厅里摆放着三张方桌，据说全家一共有22人用餐。出了后院的门，就是沈家自己的码头。
这所住房原是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在汉口等地经商顺利时(1886年后)，为准备退路而嘱子购置的。上世纪三十年，茅盾亲自设计草图，用稿费把其中三间平屋翻建成比较新式的、略带日本风味的书斋。以后，几次回乡他就在此写作。
驾一叶乌篷小舟，轻轻摇过桐乡乌镇，不能不停。乌镇里出了个茅盾，茅盾塑造了一问《林家铺子》，仅此一点，它的人气就盖过了别的水乡。再后来，迎来了大明星黄磊、刘若英，一部《似水年华》，展现了小镇风情如画。
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描绘的就是这个千年古镇。茅盾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1927年创作第一部小说《幻灭》所用的笔名，他一生著作等身，被评论界称为文学“大三家”之一。
茅盾在乌镇出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他玩笑般的娃娃亲一直鲜为人知。
茅盾的妻子孔德洫也是乌镇人。茅盾祖辈经营纸店，父亲业中医：孔德汕祖上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茅盾祖父沈砚耕和孔德沚祖父孔繁林是好友。一天，沈砚耕牵着5岁的茅盾到东栅钱隆盛南货店里闲谈，住在店附近的孔繁林也抱着四岁的孙女来了。南货店店主钱春江笑呵呵地对沈砚耕、孔繁林说：“你们两家定个亲吧，本来是世交，又门当户对。”就这样两人订了娃娃亲。
孔家是个很守旧的家庭，孔三小姐没上过学，只认得一个孔字，甚至连大名也没有。1916年暑假，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很快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潮人物。沈母担心这个没文化的儿媳妇耽误茅盾前程，就让茅盾另择佳偶。不想茅盾执意把孔三小姐娶了回来。
茅盾和沈母轮番上阵，教孔三小姐识字，顺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孔德沚”。说也奇怪，大多包办婚姻都是悲剧，偏偏茅盾极其幸运。孔三小姐属于典型的“无才便是德”的女子，成了茅盾的贤内助，忙里忙外，甚至‘五卅’时上街游行，也是夫妻并肩。
文学巨匠
当时上海文坛颓废之风蔓延，茅盾匹马单枪，主持《小说月报》，从鸳鸯蝴蝶派那里抢了一块阵地过来。
茅盾有时执拗，阳翰笙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此间另有一段故事，那便是茅盾与瞿秋白的金兰之谊。五卅时两人一起游行示威，国民党二大时并肩打击戴季陶，白色恐怖时同批蒋介石，可谓同荣辱，共进退。他们的交往有时是暗号信联系，情况危险时瞿秋白就干脆搬到茅盾家里去住，二人整日谈论《子夜》的创作，茅盾听取了瞿秋白很多意见。
当然茅盾也不是一味谦逊，在《文学月刊》上茅盾就曾激烈尖锐地批评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观点，结果瞿秋白承认他们“在原则上有了不同意见”。但这些分歧只会让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1935年，瞿秋白就义，茅盾悲痛欲绝。
1981年，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茅盾去世，遗嘱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茅盾文学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嘉兴东米棚下·朱生豪
东米棚下是嘉兴南门闹猛的街道，若不被娱姥桥所隔断，它本和水廊下“同一条街”。附近一带渔民，午夜和凌晨捕得鱼虾蟹鳖，都摇小渔船来此出售，然后在松鹤轩、丝行街、东西米棚下各茶馆喝早茶、聊天、了解行情。
东米棚下十四号就是朱生豪的出生地，这座祖居老屋是一幢沿南湖滩河东岸而筑的砖木结构两层楼，由院子、楼屋、偏屋组成。他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童年，当年他在给妻子宋清如的信中，曾描绘过那里的景象：很不漂亮的街道，通向南湖和运河的小河，各种各样的船只，然后是家中的庭园，这里有大柿树、柑树、桂花树、石榴树等，还有蟋蟀、蜻蜓、叫哥哥……这样一个趣味盎然的庭园，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百草园，真正是一个童年的乐园。
朱生豪就是在这里，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集》。作为我国第一部外国文学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最完整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
译界称朱生豪为“楷模”，文学界称朱生豪为“早该树碑立传的人物”。只有宋清如最了解他，生命有长有短，但总是要结束的，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甚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朱生豪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之江大学深造，在此认识了蒽心兰质、一样有着锦绣诗才的宋清如，“一笑低头意已倾”，一切就在自然而不经意间发生了。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美妙配对。
朱生豪的才华一贯得到老师的称赞，尤其是一代词宗、当时的“之江诗社”社长夏承焘先生赞其为“不易才”，又说“渊默如处子”，古代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才称得上处子，可见对这个学生，老师是如何地刮目相看。
和朱生豪同年出生的宋清如出生于江苏常熟，读之江大学时以现代派手法写诗，受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蜇存的高度评价，曾以“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来赞美她的文采，说她写小说“不下冰心女士之才能”。两个笔墨灿烂的人走到一起，笔底生花当是无疑的，五十年之后的《朱生豪情书》便是一个见证。
1943年，宋清如第一次和朱生豪走进东米棚下的小院，其时他俩经历了两地十年苦恋，于上年在上海结婚。夏承焘题送这对新人八个 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因日寇侵华，他们随后去了常熟宋清如的娘家，半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日寇侵占下的嘉兴。
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8月译成《暴风雨》第一稿。他当时完成的译作曾两度在目军炮火中遗失，但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译作，在“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回到嘉兴后，他几乎足不出户，没有必要的时候连楼也懒得下。物质生活贫苦到了极点，低微的稿费收入根本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宋清如常去裁缝店揽些加工的活以补贴家用，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充实的，朱生豪自豪地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极度困苦的生活和艰苦的翻译工作，严重摧残了朱生豪的健康，从牙周炎、胃痛最后到肺病，他终于病倒了，不得不放下他手中的笔。1944年12月，年仅32岁的他，告别了娇妻幼子，带着未译完莎作的遗恨，撒手人寰。临终前，朱生豪不无遗憾地说：“早知一病不起，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朱生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出莎士比亚三十七个剧本中的三十一个。
宋清如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大儿女。1947年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生豪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晚年的宋清如，住在楼下的北面偏屋，写下了一系列纪念朱生豪的文章。
著名雕塑家陆乐的雕像中，宋清如是如此清丽动人，她微微侧着的脸庞溢满了青春的气息，美丽而安宁。雕像下面是朱生豪给宋清如未曾发出的信“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海宁·金庸
袁花镇位于嘉兴海宁县，素有“花园之镇”的美名。小镇傍依苍郁的毛竹山，花溪桥横贯花溪谷，静静地点缀着流淌的花溪水，古老的花溪街两侧花团锦簇、绿树成荫，构成了一幅浓郁的江南水乡图。
新伟村查家(赫山房)就是金庸的旧居，也是其出生地。
查家祖先诗人、书法家、大官辈出。清代时“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是查家最显赫的年代。康熙皇帝甚至为查家写了一牌匾，上书“澹远堂”三个紫色的字。由于是皇帝题字，“澹远堂”三个字旁边有九条飞舞的金龙。金庸对这幅牌匾印象很深刻。
金庸旧居，远远望去，白色的围墙、青灰色的砖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庸作品中“七十二侠客”长廊，向右拐弯，就是书房一赫山房，再一直向西走，是《走进金庸》展示厅。
查家对少年金庸的最大影响，是当年家中丰富的藏书。阅读成了金庸的毕生兴趣，尤其是《资治通鉴》，金庸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金庸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
如今，金庸的六弟查良楠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
查良楠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列第六，称六毛弟。
查良楠比哥哥金庸小19岁，良楠的生母叫顾秀英。金庸小时候跟秀英亲近，念小学时，奶奶便让秀英接送他上学。龙山学堂距“赫山房”有一里多路。晴天，两个人手牵着手，捕捉着蝴蝶一路欢笑而去。小时候金庸一直把秀英当作自己的大姐姐看待，在他的记忆里，至今保存着很多让他回味的故事，他后来写了纪实散文《月云》，纪念这段时光。
1946年7月，金庸回家呆了20天，又不得不离开“赫山房”，他对继母说“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起吃糖炒年糕呢!”可是，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幢老宅子。
后来叔伯们纷纷搬离了“赫山房”。只有良楠和四弟与继母依然住在这里，苦度岁月。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二阿哥就是金庸。
60多年过去了，金庸几过家门而不入，他的六弟却一直坚守着赫山房。
“金庸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常有参观者问，查良楠一脸茫然。
后来，在杭州《金庸茶馆》诞生仪式上，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回家，金庸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
金大侠趣事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可谓誉满中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作为一代报人，却为人知之甚少。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他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奇招迭出的风趣事不少。
一次，记者在采访金庸时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做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先生从从容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海宁·徐志摩
宁硖石镇是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在这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的保宁坊，有一个四进院子的楼房，就是徐志摩的祖居，徐志摩是金庸表兄，徐家与查家都是当年海宁的名门望族。
当时徐家除在本镇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布号等外，还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等，在上海还开办了票庄银号。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降生在老宅，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480年前建造的老宅由于破旧不堪，2001年被撵了。现在的二层楼中西璧小洋房是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前修建的新宅，内有冷热水管、电灯、浴室等设备。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座令人侧目的豪宅，徐志摩称此为他的“爱巢”。现在故居的墙上还有被誉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梁启超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故居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前后两进。主楼三间二层，前带东西两楼，与门斗围成前天井。后楼也有三间，围成后天井。正屋是安雅堂，地面据说是用德国彩绘地砖铺成的。
楼上中间是休息厅，休息厅的东侧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新房之侧是书房。在这儿诗人完成了小说《家德》，以及散文《眉轩琐语》。眉轩便是书房的名字，取自陆小曼的小名：眉眉。
诗人徐志摩除了给后世留下那些不朽的诗集，还留下了关于爱情的美好传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追求爱情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诗人有“浓的化不开”的激情，这座故居的一草一物都是他自由奔放的爱情见证。后人颇喜欢在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大作文章。而读过故居之后你会觉得诗人的情怀绝非三角恋爱那样浮浅。
楼后有一口井，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眉，这一潭清洌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你不来照形谁来。”而屋中的一床、一灯、一桌、一柜都是诗人为陆小曼亲手挑选，还曾一一书信相告，这份浓重的爱意，即使今天仍深深地感染每一个游人。
徐志摩是一个率性、热忱而且心怀纯净天真的人。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致。林徽因曾在徐志摩遇难四年后写下一篇悼念文章，她与诗人之间真挚、坦诚、深沉的友情也让许多读者唏嘘感叹。
浪漫诗人
24岁以前，徐志摩对文学及诗的兴味远不如他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进金融界。受实业家庭的影响，徐志摩自己最高的理想和野心是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他完全没有干系。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再别康桥》、《沙扬那拉》等讲究韵律的诗歌，更是广为流传。诗人的才情和热情疯狂地燃烧，换来的是一首首浪漫动人的诗歌以及传奇的爱情故事。
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而美好的女性正是爱与美的化身。自从他非同寻常地死后，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成为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都成为他短暂一生的传奇。
徐志摩自的死亡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死在天上，死在飞的感觉里。他在三十五岁时生命终止，摹碑毒有胡适题写的几个字：“诗人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