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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胡适
徽商的成功，成就了徽州人再文化、教育上的得风气之先。
徽州大家辈出，绝非偶然。
绩溪童年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能用土话来念。
胡适的老家上庄，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
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盆地。千米高的竹竿尖山，像蓝天下展开的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山村。清澄的常溪河，滋养村边的农田，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赞美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点出了上庄山水的神韵。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魂牵梦萦。
母亲冯氏是胡适父亲胡传的第三任妻子，双方年龄相差三十多岁。胡传一生奔波四处为官。1891年胡适在上海出生后，胡传赴台湾省任台东知州，胡适随母迁居台湾。不久，《马关条约》签订，胡传曾拒绝将台湾交给日本，回家途中在福建病故。胡适便跟母亲回到了老家绩溪上庄。
少年的经历，使得胡适特别早慧，他写道：“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出很像样的文字了。”家乡的九年生活，给予他的传统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适身上，集中体现了徽州人普遍的性格——聪明、敏感，为人谦和踏实而儒雅。但同时，他又是激越的，是富有进攻性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只不过后者似乎隐藏得更加深一点。
胡适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晚年蛰居台湾，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他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来新书屋——胡适私塾
在徽州人的观念里，只有重视教育，徽州才有希望。徽州人崇尚教育遍及城乡，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通山深谷，居民之处，无不有师有学”正是这种风尚的真实写照。“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喜，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副对联已成为徽州人母世代代的家训。
来新书屋坐落在上庄镇上庄村环城南路121号，为清末建筑。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穿斗式梁架，方砖地坪。作为胡适的开蒙地，这座私塾为胡适一生的思想与作为奠定了基础。2004年10月并入胡适故居。
胡适与母亲
胡适四岁随母亲回到上庄，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也走向了全国市。”
当年冯氏自己做主嫁给胡传作续弦在上庄就已经很是引起一番议论。胡传去世后，她回到上庄才23岁处境非常艰难。但这位母亲有着徽州女子的典型性格：坚强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适身上，督促胡适读书，“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胡适每晚放学时总要对孔子行礼。从母亲那里 胡适养成了识大体理性清明的性格，他曾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生活中，胡适处处与人为善，待人温厚宽容，一生朋友遍天下。他说：“世界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界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胡适十四岁时，去上海读书，后又去美国求学，但母亲的影子一直在他的生活里。
令人惊奇的是，胡适与母亲的感情交往很特殊除了血缘式的，还有许多学理式的交流。家事、国事、天下之事，都是谈话的内容。有时语气，竟像朋友间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母子之情，是少见的。他将交女友韦莲司之事告知：“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
这些内心表述，读了深感母子间的坦然。
杨林水口
在徽州，几乎所有古老的村庄入口处都有人工装点的痕迹：或树林、或尖塔、或亭台、或庙宇，这就是徽州村落整体建筑格局中有“门户”和“灵魂”一水口。“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具有防卫、界定、实用、聚会、导向的功能，被称为中国乡村最古老的公共花园。水口虽小，但从中可窥视出徽州人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不懈追求。
徽州三大水口之一——杨林水口就位于上庄村东，常溪河溪水潺潺，树影婆娑，拱桥横卧。古时上庄八景中，杨林水口就有四景：杨林夜月、曲水澄澜、慈山晚钟、竹峰插云。胡适曾用杨万里的诗句赞美：“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自由思想者的包办婚姻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一生写过大量诗句文章，激烈抨击贞节烈妇及其有关法律，可是在处理他自己的情感生活时，却显得那样无奈。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哪还能作什么大政治家呢?”
1904年，胡适14岁、江村人江冬秀15岁时，由双方母亲做主订了婚约。
胡适后来考取官费留学生，前往美国读书，江冬秀一直留在老家，期间，胡适找了各种理由希望能改变这个婚约，都遭到母亲的反对。
胡适的婚姻当时被列为民国七大奇事。不管是守旧的人还是当时的新派都很佩服他。因为他这样一个留学生、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样一个新派人物，居然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和这样的一个小脚女人结婚。新婚之夜，胡适为花烛洞房写了一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二七岁老新郎……他说：“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
胡适留美后期的诗作《病中得冬秀书》，充分流露出其内心世界之复杂、痛苦、无奈：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后来胡适在与朋友通信中，多次提起自己的婚姻。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诉说：“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对一个新文 化的先驱而言，明知道这个选择是错的，还要那样地走下去，像履行一个仪式，那悲剧的味道，就更为浓烈了。
江冬秀其实是个能干的女人，虽未受过教育，但亦通情达理，受胡适影响，晚年也日见贵妇人的风采，为胡适的治学、社交等做了大量工作。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很清楚：“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胡适1938年去美国履新，江冬秀在信里提醒他：“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参加国民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如此明智，真比胡适还要高超。
胡适与江冬秀这段旧式婚姻，虽一度出现危机，但由于传统道德约束，所以一直维持，直到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从这一点看来，胡适这位新文化的闯将，也还称得上是旧礼教的楷模。
胡适故居
马头墙，前后院，中间是厅堂。这是徽派建筑更是绩溪普通人家建筑的一般格式。黑瓦白墙的色彩，远观，黑白两色的内里似乎蕴藏着太极八卦一样神秘莫测的天地至理；近看，古朴而庄严，宛若一位历经沧桑的思想者、时间越久，越发显得睿智而深沉。
胡适故居坐落在上庄村中间，占地1134平方米，四幢典型的清末徽派建筑，分别为一、二、三、四展厅，展出“故居概述”和“胡适父母生平”及“胡适九年家乡教育”有关照片、书籍等。正房后厅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幅横匾，上面四个草书大字“持节宣威”，是1941年为庆贺胡适五十大寿，由著名书法家程宗鲁书写，当年县长亲自护送至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
可能是因为胡适以及家人格外喜欢兰花，胡适故居中很多木雕都精致地雕上了兰花。在1922年的《新青年》上，胡适曾写过一首逦为《希望》的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后来成为台湾校园名歌风靡一时。
胡适，带着徽州的兰花草和淡淡的乡愁，从上庄走出。
“怕老婆会”会长
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按旧时传统说法，属免的害怕属虎的，果然!
胡适从来不遮掩自己“怕老婆”!而且，对“怕老婆”的意义，笑谈中评价甚高。40年代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对学生开玩笑：“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和证据。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朋友，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
一生情场几番俯仰后的胡适，晚年被称作“怕老婆会”会长，他提出著名的男子汉大丈夫“新三从四得(德)”原则一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与女人
留学美不久，胡适遇到了美国姑娘韦莲司，她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了胡适。但在双方父母的共同反对下，一对跨国鸳鸯无法成为眷属。在此后漫长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莲司。回国后他们时通书信、寄赠照片。韦莲司终生未嫁，她把胡适送她的一百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江冬秀。
告别了韦莲司，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中国留学生陈衡哲。他们几乎每三天就互通一封信。但这时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暂万般无奈，只能与别人结婚。
胡适一生中真正的爱，是曹诚英。
在绩溪县城到上庄途经旺川的公路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坟墓，长满萋萋青草，墓碑上写着“曹诚英先生之墓。”曹诚英为什么把自己的坟墓选择在去上庄的路边呢?她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胡适回老家的时候能够彼此相望。当地村民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看到一个清清秀秀的老太太生活在旺川村了，她独来独往，只听说是一个退休教授。而今天的绩溪，街头宣传招牌随处可见这样的字眼——曹诚英：国内衣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当年胡适的结婚典礼上，小伴娘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6年后偶遇，不可抑制的情感让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一起。胡适事后形容这段奇妙的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他在诗中写道：我们蜜也似地相爱/心里很满足/一提及离别/我们便相依着脸哭了。
胡适第一次产生了与江冬秀离婚的念头，但江冬秀马上进厨房拿了，一把刀，抓住了两个孩子说：要离婚可以，我也不要活了，先把两个孩子杀掉，胡适之能妥协。 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胡适生前留下了这样一段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庞大的胡氏宗祠山环水抱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由彩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部分组成，它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大修，主持修缮的，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胡宗宪，跟所有家族祠堂一样，胡氏宗祠也有看天井喻意“凹水归堂”但天井在祠堂里，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天水一样长流不息。
胡适与北大
冥冥中似有某种机缘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是1898年12月17日，7年前这一天胡适出生，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1917年8月因陈独秀力荐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那一年，他仅26岁。校长蔡元培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胡适未及而立之年即“暴得大名”，这多少得益于“文学革命”的凯歌行进和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作用，1916年，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随后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引发了一场文学、思想、伦理方面的革命。
两年后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赞同，1920年暑假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五四”运动爆发时，大批学生被当局抓捕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积极营救还亲自前往临时监狱探视被捕学生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声援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帮助北大在中国纷乱的迷局中始终扮演着思想清醒者的角色。
1929年春胡适辞去中国公 学校长职务，在40岁生日前夕又回到了北大。胡适对于北大更大的作用在于延揽人才，因他而来北大执教的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俞平伯、蒋廷黻、梁实秋、闻一多等人。有些学者不宜授课，胡适建议：“研究教授”，通过他的努力，北大很快网罗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学者。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 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由胡适任北大校长但被坚辞拒绝，1933年3月 汪精卫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长，亦被回绝。 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当时的北平教育界，北京大学居国立入校之首蒋梦麟的镇定与胡适的智慧，使北大发挥了领导作用。“七七事变”后胡适感到自己更愿意在孤灯下研究他的《水经注》，但为国难计，他再次离开了北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美国在日本引爆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胡适在书斋中仿佛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他有了个大胆的设想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
1947年夏，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胡适甚至已经满怀热忱联系了钱三强、吴健雄、吴大猷等人“皆已允来北大”。
可是国民政府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此。胡适后来回忆此事，不无伤感，“不幸这个好梦没有实现我就离开北大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就一直没有下卷，被称为“上卷先生”，这或许是胡适此生最大的遗憾，作为一个学者却不能有很多的时间在研究上。这时期，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成为胡适无法摆脱的差役。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经过激烈的辩论胡适作出了他在北大的最后一个决定不搬迁。理由很简单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12月14日，胡适离开米粮库四号，临行前留下了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1949年4月，胡适自上海坐轮船赴美从此再未回到大陆。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根据遗嘱，他留在内地的102箱书籍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徽菜
阳春时节，漫步绩溪街头乡村，鲜嫩的春笋、蕨菜长得正旺，这些“山珍”正是制作徽菜的好原料，没有污染，鲜美可口。《徽州府志》记载，徽菜早在3000多年前南宋年间就发端于徽州绩溪，它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以“山珍野味”著称，以“毛豆腐”、“臭桂鱼”闻名遐迩。绩溪的徽厨早已走向大江南北。
“一品锅”是徽菜另一特色。相传乾隆微服南巡，路经绩溪岭北，品尝了当地百姓徽菜“一锅热”佳肴，极为高兴，特赐御名为“一品锅”。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用“一品锅”招待绩溪女婿梁实秋。品尝之余，梁写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二尺，热腾腾端上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一品锅，三五七层花色多，品其味，离桌不离锅”。
胡造晚年留居纽约，逢年过节，也常用“一品锅”招待美国客人。
北大人看胡适
胡适少年得志年未而立即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是五四那一辈新潮学人的龙中之龙。
1917年，在北京大学西斋，历史学家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还在商谈是否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顾颉刚说，有学生反映胡适教书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是割断中国哲学史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但他自己倒觉得胡适讲课还有新意，也拿不定主意。傅斯年原本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认真地旁听了几次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33年，季羡林念大三时，听过胡适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文化冲突。这是他首次见胡。当天在日记里留言：“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1946年7月底，胡适由美国返回北平，正式就任北大校长。晚数月，季羡林进北大，担任东语系主任。本来是相距遥而又遥的两代学人，忽然走到一起。作为系主任，季羡林要向胡适校长请示汇报，作为学者，他要向胡适主编的报纸学术副刊供稿，所以，那间设在子民堂前东屋的校长办公室，他是常客。
胡适给人第一也是永恒的印象，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微笑。对教授是满面春风，对职员、学生、工友也是春风满面。当时名人、教授普遍有架子，“蔚为时髦据季羡林观察，胡适与此绝缘。他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沐春风。”
102只大书箱
胡适不收藏字画、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只对书籍情有独钟。胡适的藏书摆满了40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他的藏书有一部分是父亲胡铁花留下来的，留美归来后，他先后3次回绩溪老家，从老家带一些图书回京。其余大部分藏书是他自己在北京购置的。
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只要看中即可留下，钱什么时候付都行，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了一些旧籍。
胡适的藏书中有珍本《金瓶梅》从不轻易示人。还有一部乾隆甲成(1754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16回，属海内最古的版本。胡适高价购得此书后，专门存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足见他对此书的珍爱。
胡适的藏书多数在书架上陈列，少数放置在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随手可以取到。在北京居住期间，胡适曾先后4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事先记下书的位置，然后装入木箱。搬入新居后，再将编了号的木箱依次打开，按原样把书放好。
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的藏书打包装箱运至天津，存放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抗战胜利届。胡适从美国回来，藏书又回到了他的身边。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总共；102只大木箱，全都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只带走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1957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赠与北京本学。 胡适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这便和趋古与迷古的人，有了截然不同的一面，旧式的藏书家与学人，是没有这样的情怀的。”
胡宗宪尚书府
胡宗宪尚书府在绩溪龙川村中央，占地5000平方米，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建筑精巧、布局独特、设计巧妙、以“门阙多、马头墙多、古巷多”而著称于世。与黟县西递、宏村等徽州诸多古民居相比，更有它的独特之处，故称“徽州第一家”。历史上曾因“七世同堂”传为佳话 虽人口众多，分而居之，但分居而不分家彼此和睦相处，故此居又有“二十四个门阙”之雅称。
胡纵宪尚书府是厘充满古色古香的徽派民居建筑群功能齐全、结构完美。这厘宅第有“三多” 门阙多、巷弄多、马头墙多。门阙有瓶形、圆形、矩形、葫芦形等，造型各一，诗韵无万。门阙多，是为了小姐躲避生人之便。巷弄多，是固封建宗法尊卑节制之故，固主、仆必须分道而行。据传，兴建此居时，皇帝曾御书“龙川”金匾。“从善堂”三字为胡宗宪的幕僚明代江南才子文征明所书。
胡宗宪尚书府熔从善堂、松公家祠、徽州官厅文昌阁、梅林学堂、医馆、小姐楼、及后花园中的徽戏园、佛堂、梅林亭等为一炉，尤以井中套井、圆中见方、常年不涸的胡家井使游人倍感新奇。
36顶博士帽
胡适受到追捧，除了他为人谦和，一生涉猎广泛，著述等身，令人叹为观止外，还因为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竟然戴了36项博士帽，这不仅堪称“中国第一”，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
隔了8年第二顶博士帽飞来了。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法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应邀赴港作演讲5次。
此后博士帽不断飞来。1940年，胡适得到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的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当博士帽有了14顶时，他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1941年，胡适游说美国决策高层，抵制美日秘密谈判中不利中国的抗战款项，获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终使谈判破裂。接着胡适迎来1942年第二个“博士高峰年”，一年“白送”来10个之多。
胡雪岩纪念馆
胡雪岩1825年生于绩溪县湖里村，卒于1885年，是清朝著名的亦商亦官的“红顶商人”，也是徽商代表人物。他事业鼎盛时期拥有的“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分支多达20多处，资金达2000万两白银，拥有田地上万亩。胡雪岩曾协助清朝著名大臣左宗棠开办洋务，兴办工业。清朝同治年间，胡雪岩在杭州筹备设立了“胡庆余堂”国药号，后来发展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列的南北两大中药业巨头。
胡雪岩纪念馆位于绩溪县城，占地约800平方米，包括两个庭院，原址为建于明代的文宫殿。纪念馆用大量的图片、书籍和实物再现了胡雪岩沉浮于商界宦海的一生。
西递·胡贯三
“徽州多山，州在万山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乱世避难、治世隐居的世外桃源。但山多田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此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徽商。
贾而好儒。徽商是独特的，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使徽商从众多的商帮集团中脱颖而出；徽商也是惟一的，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商业资本顺利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
一个胡贯三，半个西递村。
胡贯三，江南六大豪富之一。来西递，如果你读懂了胡贯三一家，也就读懂了整个西递。只要你顺着胡贯三家这一条主线去选择观赏，对西递一座座密密匝匝、纵横错杂的宅第就会有个井然不乱的感受。
胡贯三祖孙三代，前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约130多年，经商四方，为官多任，不仅为西递胡氏家族增添了荣耀，而且为西递村落留下了多幢古民居建筑：悻仁堂、走马楼、迪吉堂、笃谊堂、履福堂、膺福堂、笃敬堂、敬爱堂……直到今天依然造福乡里。
假胡真李 东水西递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片山水之间的。西递胡氏宗谱载，唐昭宗的儿子因避朱温之乱逃亡到此，由近侍郎胡三护带到婺源考水后改姓胡，取名昌翼。长居于此。所以黟县西递人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祖先出自帝王之家，是“假胡真李”、“李改胡”，而祖先究竟是被迫隐逸还是痴迷此地风水呢?这是西递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
自古以来，水多是从西向东流的而这块盆地的两条溪水都是哗哗向西流。西递村两头窄中间宽，状如扬帆远航的巨轮，有借水西行取真经、大吉大发之意于是就有了。西递村这个名字。风水先生说此处非等闲之地，后来这里的胡氏家族果然是生意兴隆财招四方。
清雍正年间，胡贯三就出生在这个村庄。
追慕堂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追慕堂，是胡贯三为追思慕念其祖父丙培公、父亲应海公一生崇文尚义、乐善好施而建。它位于西递村圆形拱门的不远处。大厅的正中供奉有唐太宗李世民雕像，以示自己是李唐后裔。厅堂两侧绘有当年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画像。
相传胡氏迁居西递后，历经270余年整整12代均一脉单传，既不旺人，也不发财。后有风水先生说，胡氏既是李唐后裔，祠堂门神应改为李世民当年绘在宫门上的秦叔宝、尉迟恭的画像。于是胡氏15世祖胡延俊听从指教，换了门神。从那以后，胡氏人口剧增，成为远近闻名的旺族。
贾而崇儒 重文兴教
“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又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
胡贯三出身重理学。懂礼教的家庭，由于天资聪慧，家教甚严，自幼便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师望山观景，得一上联：“黟县山多黑”，叫学生们对下联。这则上联字不多，是拆字格。“多”、“黑”合为黟字，表示地名。学生中无人应对，只有胡贯三胸有成竹，对出下联“靛池水定青。”老师大为赞赏。原来学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誉。老师对胡贯三的父母说：“此子才思敏捷，日后必成 大器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古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一向紧张。“丰年只有半岁粮”，一旦遇上旱涝等自然灾害就更要闹粮荒了。
胡贯三早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之前，他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贮大米的粮仓，收购当地粮食，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建好了为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他从江西贩粮到安徽祁门、黟县、太平等地，与此同时，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
可贵的是，胡贯三居商无狡诈之心。他做买卖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乾隆三十六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早。面对饥民，胡贯三先是减价售粮，设粥棚“以飨饥民”。后来灾情加重，他干脆放粮赈灾。这些举动使他很快赢得了声誉，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后来胡贯三生意越做越大，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徽绕古道 古徽道是徽商渡江北上的必经之路。有四条古徽道均以徽州为起点，向西、北方向延伸，每条古徽道都连接河流，通达江湖。其中一条就是从黟县、祁门出发，经石台仙寓山榉根岭进入东至县境，直达江西饶州、鄱阳湖一带，历史上称之为“徽饶古道”。诗云“西武岭头新来到，担夫脾土碓脾糠”描绘的就是徽商巨贾胡贯三雇佣上百人的螺马队，从江西运粮到祁门、黟县一带出售的情景。
西递的悍仁堂是胡贯三与其父胡应海两代的故居，故居房大屋亮，气宇轩昂，无处不在向人展示着宅第主人当年生活的豪华和身份的显赫。
崇文尚义 乐善好施
胡贯三发家之后，一方面乐善好施，炫耀乡里，另一方面又特别讲信用，义惠邻封。其事迹当时在徽州流传很广。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皖南洪水冲毁了河西桥和登封桥。府台治下的父老合议，意在徽商中募捐银两对石桥进行重修。不巧胡贯三因病在家疗养两个年长的儿子又都一时不能返归故里只得差遣幼子胡元熙代表。
胡元熙来到府城，众人见赴宴者乃一乳童，心中不快，于是故意空出首席相让，请位于首席的胡元熙先开手。元熙初生牛犊，挥毫写下“修桥一应银两独家承认”。
胡元熙返家后向父亲禀告席间之事，胡贯三一听大呼不妙，言乳儿还不懂得谦谦行事，得罪众人难免不受人暗算。但答应之事，又不便反悔。深思再三，胡贯三急令一贴身管家同幼子元熙一起再赶赴歙县，连夜重金买下太白楼旁的山岩同时将附近一应砖木石铁工匠全部包下，提防有人作梗。无奈附近山岩不便采石，为讲求信用，又从百里之遥的休宁县开采赭石以供修桥之用。为修此桥，胡贯三不得不关闭12处当铺与钱庄。
八年后工程竣工，耗银近10万两。重建的河西桥16孔，全长290米，宽9米，高近10米。桥心建有碑亭，记载了胡贯三父子捐重金修桥的事迹。而胡贯三讲信用乐施舍又广传为佳话。
乾隆五十六年，胡贯三和儿子胡尚熠，胡尚焘投巨资独力修建休宁县齐云山登封桥。对如此义举，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曾惊呼“呜呼，胡通议(胡贯三曾被赠封通议大夫)诚好义也哉!并亲自为登封桥题额惠济邻封”。
胡贯三经商数十年修建了河西桥、登封桥永济桥霭罔桥等桥，修建了黟、歙、祁休等九处大路，捐银一万五千两兴建碧阳书院，并倡议修建“明经祠”。
据族谱记载，胡贯三“善举用银八万两”。由于他乐善好施生前就被诰封为正四品中宪大夫，他去世十四年后，因生前积德行善福及乡党而被追封为正三品，通议大夫。
专建走马楼 迎宰相亲家
胡贯三与歙县雄村号称“宰相两朝有，代君三月无”、历事三朝的曹振镛结成儿女亲家一事广为流传。
道光年间的胡贯三和许多徽商一样，历经千辛万苦，然后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和许多徽商不同的是，胡贯三攀上的儿女亲家是当朝宰相曹振镛，所以胡贯三比别的徽商更加踌躇满怀。
据说胡贯三当年曾大力资助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进京殿试，使得曹文埴举蟾宫折桂一直做到一品户部尚书。后其儿子曹振镛为报答胡贯三对曹家的恩德，把自己最宠爱的女儿嫁给胡贯三的小儿子胡元熙为妻。
曹振镛从京城千里迢迢赶来西递相亲时胡贯三在村口建造了一座走马楼，展现微商“亦商亦儒”的风采“亦商亦官”的气派。这一次聚会果然因走马楼而风光无限。
相亲以后的走马楼，成了西递文人聚会和休闲的地方，有诗流传“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还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
名门后代 考官入贾
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实授官职的有115人。这些人在科举上的成功，给家族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财富。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间草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徽州人都有这种积极的思想，虽身为田舍郎，但只要有考试的机会，就要去考官。考不了官就要入贾，恬静的乡村生活是好梦，坐贾行商同样是好营生。而无论考官还是入贾都必须知书达理。
胡贯三有三子一女，作为“诗礼孝义”的名门后代，他们不负家族期望，为官为商为儒，都功成名就，光耀宗祖。长子胡尚熷，官至二品。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议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书房行走，曾捐巨资主修《西递明经胡氏族谱》，次年初完稿并请了岳父曹振镛撰写《族谱序》。胡贯三的孙子胡积堂为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被列入《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读书大辞典》。
从商敛财 归隐田园
和另外一些胡姓人物一样，胡贯三回归故里后，在这个当时环境优美但又非常闭塞的地方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这块地方建设得舒适、气派、堂皇，圆了一个“从商敛财，归隐行善”的美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荣归故里，追求风光，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喜欢乡村生活，因而极其隆重地打造着自己的家园。从民居的对联上，便能看出他们寻梦的指导思想，“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徽商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喜欢逍遥，喜欢田园风光的亦儒亦道的文化思想。
徽商精心构筑自己的家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孝”，对父母尽 孝道，对长辈重礼节，这是完美人生孝悌家风不可或缺的，自然也是田园梦想所不可少的内容。
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当时的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徽州“三雕”
“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州民居的一个重要特点，“井”指的是天井，而“雕花”则是指徽州民居无所不在的“三雕艺术”了。跨进居室目之所见，那华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檐条、沿口、下方石墙裙、屏门隔膈扇等等，都是一些精美无比的砖、木、石雕构件。
衣锦还乡的徽商，开始建祠追楼，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庶民庐舍，洪武_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灵机一动的徽商，将功夫放到精雕细琢上、三雕应运而生。那些精美艺术的石雕、木雕和砖雕都是建在屋内，“锁在深闺人不识”，只愿独自欣赏，独自品玩。
黟县宏村的著名建筑承志堂是清末徽商江定贵于成丰五年前后营造的宅邸。承志堂享誉天下要数它的木雕艺术了，据说屋内的木雕由20个工匠整整雕刻了4年。其精美程度可见一斑。
“唐肃宗宴客图”坐落在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精美绝伦，层次分明。而中门上方面临厅堂处雕刻的“百子闹元宵”图场面壮观，线条清晰，人物神态惟妙惟肖。还有分布各处的“渔樵耕读”、“金钧垂鱼”、及“董卓进京”、“长坂坡”、“三英战吕布”等戏剧图案，构图丰富，雕刻精巧，让人叹为观止。
歙县·黄宾虹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黄山脚下的歙县画家更以至灵之笔描绘黄山真性情而得风气之先，浙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黄宾虹是标新立异的路转，在瑰丽山水的映照下，徽州画家更层出不穷。
因为他们，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更加动人心弦。
黄宾虹曾说，我的画30年后才能传世。
有人这样评价：“若论才情之旺盛，黄宾虹不如齐白石；若论思想之谨严，黄宾虹不如潘天寿；然而，要论体悟之深邃，则谁也不如黄宾虹。”
徽州一直有着感悟自然的传统。“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高层次的文化背景正是徽州所给予黄宾虹的。因为直接面对自然，面对美丽绝伦的环境，更容易让人悟到自然的精神。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能明白黄宾虹所具有的独特气质，理解大师画作的一脉渊源了。
少年慧根
1865年1月27日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黄宾虹出生时正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时刻。所以黄宾虹在他《八十感言》中有“吾生乙丑年……算犹甲子。受天知春迟，坠地得岁始”的文字。
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喜赋诗擅画梅兼写榜书但为了全家的生计去浙江金华经商。
倪易甫是黄定华的好友，善书画，精于画理他常到黄家观赏黄定华收藏的古书画。黄宾虹总是侍立一旁，仔细听他论画。宾虹晚年还时常忆起倪翁所讲作画当如作字法，应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的教诲这几乎成了贯穿黄宾虹一生的创作主张。
后来在倪翁的指导下，黄宾虹掌握了临摹与速写的基本功，并画了大量的时事画、插图、山水画。他6岁临摹的古人山水册，11岁摹刻的邓石如篆印都让人感到惊讶。
时值黄定华的生意如日中天他不惜重金先后聘请了邵赋清等六位先生教授黄宾虹黄宾虹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又具备了扎实的古文和诗词功底。黄宾虹后来写下诗句“幼承宗族贤修业父母喜，真切地表达了童年的幸运。”
黄宾虹于“六书”即汉文字的造字法则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颖悟，可谓早有“慧根”。
黄宾虹在近六十岁时编定的《黄氏先德录》记下他八岁时与族中前辈翰林公黄崇惺的段交往。一次，黄崇惺来做客，见一只蚱蜢从草丛里跳出来，便问黄宾虹：“你可听说一种小船叫蚱蜢舟的典故?”知道，“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小舟叫蚱蜢是六书象形的意思。黄崇惺对黄宾虹大加赞赏。
黄宾虹童年虽然在金华度过，但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徽州式”家庭，所受的是典型的徽州式教育。为了应童子试，父亲领着13岁的黄宾虹乘船北上，踏上了回歙县潭渡老家的路。黄宾虹亲眼目睹秀丽的新安江虽是第一次回到老家但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徽州。
潭渡村
丰乐河之水绕村而过，村周固有许多短松岗，四季青发。潭渡村中屋舍俨然，黄氏宗祠和一些大户人家的房子鳞次栉比，粉墙黛瓦，颇有气派。黄宾虹家的祖屋“课耕楼”就在其间，黄宾虹先祖曾为此屋撰联“教子迟眠，数卷读残窗外月；呼童早起，一犁耕破陇头云。”黄宾虹八十六岁时曾画过一幅《潭渡村图》，并在上面题诗云“丰溪萦带黄潭上，德泽常阴载口碑。瞻望东山云再出，万方草木雨华滋”。
潭渡村头曾有一亭名日“滨虹亭”，乃潭渡名胜。往北遥望，黄山天都、云门诸峰隐约可见。黄宾虹极爱此处景致，后以此亭名“滨虹”为号，别署滨虹生、滨虹散人、虹庐等，均与“滨虹亭”有关。四十八岁以后改为宾虹。黄宾虹原名懋质，用别号甚多，以宾虹为最。
耕读潭上
黄宾虹17岁那年，家道中落，兄弟皆辍学，所幸黄宾虹此前考取了书院的奖学金，得以继续学业。他23岁考中贡生，之后，开始在潭渡村耕读写生。
对黄宾虹影响最大的是故乡徽州各地的书画金石收藏。
当时徽商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外面赚了钱后，就不惜巨资购买字画带回故里甚至一批晋唐宋元的国宝级作品都曾散落徽商之手。
黄宾虹四处收集欣赏后来回忆“求睹世家旧藏书画，虽跋涉远道，不惮劳瘁。”
歙县绵潭汪氏的飞鸿堂，素以收藏古籍图书及金石印章著称编修《四库全书》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大藏书家中，歙县就有两家，“飞鸿堂”即为其一。黄宾虹每次往还新安江水路船过绵潭时都遥望“飞鸿堂”遐想不已。后来得知“飞鸿堂”所藏金石印章已大部分转让给了西溪南汪氏，黄宾虹又经常去西溪求观。数年以后汪氏将这批金石印章悉数转让给他黄宾虹大喜过望取斋名为“冰上鸿飞馆”。
组织黄社
1891年初黄宾虹辞别家乡来到了古城扬州。
此间黄宾虹有幸观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书画以及石涛、弘仁、邓石如、包世臣等明末清初书画大家的作品，受益匪浅。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会试举子／300人。公车上书，黄宾虹致信康、梁，赞同他们的变法主张。“戊戌维新”失败，黄宾虹也因维新派同谋者被告发返回歙县。
1905年冬，歙县历史上第一所中学“新安中学堂”成立黄宾虹被聘为国文教授，并在新安中学教员中组织“黄社”名为研究诗文，实为纪念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及研究其非君论思想暗中宣传革命。
1906年冬，黄宾虹接受革命组织的安排决定在自家后院私铸铜币，一方面为革命党的活动 筹备经费，另一方面试图扰乱清朝币制。革命党人从外地运来铸币机，还派了一名师傅负责铸造技术。然而，次年六月正当首批铜钱出坯还未印字的时候被人告发，黄宾虹出走上海，“黄社”解散。
宏扬徽学
和胡适一样，黄宾虹言必称我们徽州。流寓异乡后，他怀着对故乡先哲的崇敬和对故乡风物的思念，写下了一篇篇有关徽州文化的文字。
黄宾虹到上海后曾任《国粹学报》等刊物的编辑此后几年里，在《国粹学报》上开辟“滨虹羼抹”。专栏，开篇之作就是有关微州文化的《三叙》——《叙摹印》《叙村居》《叙造墨》。
黄宾虹还在《神州日报》上连载《水虹杂录》系统介绍了渐江、查土标、程邃、程瑶田等徽州历代书画家和学问家，介绍西溪南吴氏、大阜潘氏等收藏家，还逐一介绍了新安巧工、文房四宝、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商、徽州刻书乃至黄山花卉、徽州烟火、徽墨、裱背等徽州文化的种种载体。后来又在《国是报》《戊午杂志》《时报》等刊物开辟杂谈专栏，不遗余力地弘扬徽州文化。
1926年，黄宾虹主编《艺观画刊》此后几年他先后发表了《黄山前海纪游》《汪仲伊小传》《黄山画苑论略》《滨虹草堂印谱》等与徽州名人、艺事或风情有关的大量文字。
择地卖画
黄宾虹成名以后，向他求画的人很多，所出润笔费也很高。然而他并不热衷干卖画，即使卖画也要择地而卖。他说：“惟粤、闽，南洋暑湿易蛀之地虽有多金来索，每先辞谢，纸铺介绍，一概不应。”但是他却常主动将画作“贱卖”甚至无偿赠送与乡人。他曾说“鄙意甚愿于家乡桑梓之区多留笔墨，如有人可为收存者，当竭力应之”，又说“拙画甚愿于桑梓中多所留存，尤重识者揄扬”“桑梓之地，多留笔墨亦属应尔，计及锱铢更为可笑”。一方面黄宾虹对自己作品十分自信，认为足以传世并有待后人论定，所以不肯售予“暑湿易蛀”之地，而愿意保存于通风干燥，易于庋藏的故乡：另一方面黄宾虹认为徽州乃文化之区，可获更多“识者揄扬”，不至于明珠暗投。
黄宾虹不但把徽州视为心灵的故乡，亦视之为艺术创作的“托孤”之地，其乡梓之情浓至于斯!
九上黄山
1883年，18岁的黄宾虹首次上黄山。黄山风光使他豁然开朗，并立志当名画家。
从18岁到71岁，黄宾虹9上黄山。作了许许多多描绘黄山的诗和画。他自拟了这样一副长联“九次上黄山，钩奇峰、钩古木、作画作狂草，洋洋洒洒，浑浑噩噩一生堕墨池写金文，写大籀，以斜为正则 点点斑斑，淋淋漓漓”。这里有诗人的理想，画家的追求，也深深地蕴涵着大师对家乡的依恋。黄宾虹对黄山一直念念不忘，暮年时致友人函中言道“老且病，不能拔身归黄山为恨。”
成就张大千
张大干之所以成名从伪造古画开始，而据说其所以敢于仿古却是由黄宾虹的一语评定开头。
张大干在画界刚露头角时，黄宾虹已是一代大师。大干师事曾熙(晨髯)，黄宾虹为曾熙至友，也以师礼事之。平日黄放言高论大千只能洗耳恭听。曾爱黄所藏八大山人精品，再三商请，终不肯割爱。
其时，曾也收藏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大干向曾借阅这幅八大名画，当晚便动笔绘了一幅，请曾去批评，曾氏拍案叫绝说绘得不错。当时，这幅画就留在曾的书案上。
第二天，恰巧黄来了，一见此画，大为称赏推为八大山人作品中的精品。他笑对曾说：“你有了这一幅好的八大，怎么还要吞图我的那一帽?”曾灵机一动，笑道：“这一幅我也玩厌了就和你那一幅对调吧!”黄氏欣然答应。那幅大千所绘的八大山人作品，便归于黄的画室中了。第二日，大千往访黄，黄极口称许曾换给他的“八大”精品，大干走近一看，原来正是自己的仿作。乃向黄请益，黄大发议论，说：“艺术妙谛，不是你们年轻小伙子所懂的。”大千听了又惊又喜，从此，他便有胆量去大量仿古了!
师法造化
沪上三十年，在师古人之后黄宾虹开始了他“化蝶飞去”的师法造化时期。
1931年5月，黄宾虹赴乐清游雁荡十余日。他在灵岩观音洞寺院住了三天每天晚上都要等夜深人静时，带着笔墨纸砚出户看夜山，画夜山。他每每面山而坐观察良久，然后才在纸上落墨，有时甚至不用笔，而以手蘸墨，在纸上摩挲着画。回到寺院，他又对着在黑暗中画就的黑墨团团细加玩味，直到深夜。这次游雁荡，得画稿百余幅。黄宾虹不但以画幻游，且作有许多诗。“寒燠渐更星斗转，樵苏不到月轮飞。凭栏下瞰群峰簇削玉高撑柱十围。”描写的就是这月夜山景。他后来对人讲看久了，便觉得四山有如生龙活虎出现，有跳有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万壑奔腾”。
1933年早春的一天，黄宾虹携带画具，干粮独自游览四川青城山，在小雨中漫步数小时欣赏青城美景，十余幅《青城烟雨册》问世了。在这十余幅册页中，他充分地远索着“若雨淋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骨。墨不碍色，色不碍墨”的微妙。
秋天，黄宾虹自重庆乘舟东归，途径奉节，想一睹杜甫当年所见到的石上藤萝月，因而停舟一宿。至晚，沿江漫步出城，朝白帝城方向前进，夜游瞿塘。暗夜中，远山黑黢黢的，而近处瞿岙的山边则在月光的照耀下，凹凸分明，变化微妙。黄宾虹取出写生本借着夜光摸索着作画。他画一笔推敲一笔，几近慢写。出人意料的是，在月光照到的明处，他竟然不着一笔，而对半明半暗的峡谷岩壁，却从勾勒轮廓开始，层层加黑。这样，夜山的雄奇、黑厚、幽深、沉静，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当他第二天再拿出这些画稿看时，不禁大叫：“月移壁，实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那一夜，他才真正解决了50年前先师郑珊给他提出的虚实问题，真正懂得了“知白守黑”的道理。他对夜山的这种来源于实践的独到感受，开发出山水画的一种新的境界，为成就他“浑厚华滋”的艺术风格奠定了根基。
伏居京城
1937年，黄宾虹受聘于北平古物研究室及北平艺专，任导师和教授。1940年，北平伪文物研究会欲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日本人又想利用他八十大寿之机举行“庆寿会”，甚至摆好了筵席他都坚决拒绝。
目睹国家沦陷，民生涂炭的灾难，他心中非常不安。他思念江南，“约看西湖十月红掉头归计又成空。年光如水心如梦，人在西楼暮雨中”。他在屋门前种上一丛瘦竹，刻一方“竹北簃”朱文印，以此志怀。他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和著作，都以“予向”署名，以表达不与敌人合作，不屈于敌人之意。
伏居京城十年间，除每周二在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所讲课外，黄宾虹谢绝应酬，每日闭门伏案，专心于读书作画、研究著述，自谓“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他在北平的生活极其俭朴一间斗室小得无法回旋屋顶还时常漏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读过的书从地上直堆到顶棚，见有善本 真迹仍不惜重价收购。照常不辍书画，还说我也正在笔墨上下功夫，我现在74岁，除去60转甲子仅有14岁，正是开始用功的时候，练笔法三年、练墨法三年，补前人未做过的功夫，然后作画十余年不算迟。故此，我的画30年后才能传世。但他对自己的画仍不吝惜，常常随手送人。一位帮他弄来大米的铁路工人曾得到他的赠画100幅之多。
1945年抗战胜利，黄宾虹兴奋异常，作画特多。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1岁的黄宾虹复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每周都策杖前往，从不间断。1948年，他欣然接受杭州国立艺专的邀请，举家南迁。
第二童年期
黄宾虹一生修炼，暮年方得成果。他的高寿，以及晚年超脱于世事纷争的宁静心态，带来了心理学上所谓“第二童年期”的神奇效应。
在西子湖畔的栖霞岭晚年黄宾虹有了一个自己的庭园，并亲手种了两株青桐。在杭州的日子，或许是他人生最舒畅适意的一段。一个新的飞跃在即。
从89岁的秋天到90岁的夏天黄宾虹因患白内障双目视力急剧下降，只有借助于放大镜，才能读书和写作，然而就在这段半失明的时间里，画家的艺术和思想奇迹般的臻于化境。黄宾虹此时的画，已不再是用手画，而是用心画。在目力不济的昏暗中，以他八十年书法的用笔基础，挥写着他的澄明的心境，于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不齐之齐，不似之似笔墨达于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一时期的作品，更趋抽象，更加黑重。经过一生不间断的努力，黄宾虹终于找到了一种黑厚浓重的风格面貌，实现了自己“浑厚华滋”的审美理想，成为山水画的一代大师。
“90岁时，黄宾虹割除了白内障，双目复明，兴奋之余，作画更多。又自订宾虹画学日课节目”，借以自勉。就在他92岁病重，再不能握笔的时候，他还用手指在被子上点点画画，说是在画山水、画梅花。弥留之际，他仍吟出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诗句。
黄宾虹的晚熟是惊人的，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将中国画的笔墨魅力发挥到了古人难以想象，后人几乎无法超越的境地。黄宾虹也由此最终实现了他一再申说的最高境界一内美。被绘画界推为泰斗，饮誉中外，自非偶然。
1955年3月，黄宾虹在杭州病逝。
婺源·朱熹
徽州，不仅是财富的聚焦地，还是儒生的聚集地。婺源正是程朱理学的故土，新安理学在徽州走红了六百多年，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新安朱熹”
在儒家学者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仅次于孔、孟。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他出生时，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据说，朱熹右脸上长着七颗痣，呈北斗星排列 有人说是文曲星下凡。他出生前那一刻，宅前的“文山”与宅后的“公山”同时烧起森林大火，野火活生生烧出“文公”二字来，后来他谥号“文公”。
传说他生下来时哭个不停，有人让他父亲抱着他出去，到哪个地方他不哭了，就在那儿住下，他不哭的那地方竟有一口活水塘，朱熹于是一辈子与活水有缘。
朱熹父亲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熹受教干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
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自勉：“苦不如此，便不成人。”父亲不仅以儒家经书严格教导朱熹，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不信神灵
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他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来过。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遣：“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当时，婺源县城五通庙香火旺盛，相传甚为灵验。邑人出门必带香纸八庙祈求平安，士人到婺，也必以名纸入庙，称门生叩拜以求吉祥。朱熹初来乍到，亲戚邻里都劝他去拜谒，朱熹不去。
当晚族人宴请他，饮酒时，有灰尘落入朱熹酒杯中，饮后腹泻。第二天又在台阶旁遇上毒蛇，险遭其咬。大家都认为他不去拜竭五通庙，受神灵警告，再次劝朱熹去拜谒五通庙。
朱熹说：“肚腹不好是食物不洁引起的，与庙无关，别冤枉了五通。”有位学者也在旁劝他，朱熹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从众?想不到一个有学问的人也说这种话!我很幸运，这里离祖坟不远，若真是因此遭祸，就请将我葬在祖坟旁边，不是很方便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微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问，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实际上是朱熹理学在全国流传与影响的一个典型缩影。朱熹理学的中心议题，是论证封建伦理道德“源于天理”、“根平人心”，是人所共有绝对合理的。
由于三纲五常即是“天理”，而“天理”是永恒的、绝对的 因此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人们恪守纲常名教，就是遵循天理，反之，如果亵渎纲常名教，便是违犯天理。
为了建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规范和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作为纪纲和民彝，朱熹不仅亲自编订《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而且还把未完成的《祭礼》和《丧礼》交给门人去完成。他们对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区别，祭礼秩序、丧礼制服等等，都规定得非常繁琐而形式化。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 “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他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茶道人生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对茶理也颇有心得。
古徽州奉行朱熹《家礼》，礼仪甚严，作为待人的茶礼就更讲究，俗话说“看人上茶分三等，”其意就在此。客到，主人第一礼便是上茶。贵客来，或遇喜庆，讲究吃“三茶”，即枣栗茶(吃蜜枣煮板栗下茶)、鸡蛋茶(吃五香鸡蛋下茶)、清茶。大年初一全家人要吃三茶；正月来客拜年要吃三茶，婚礼、新女婿上门要吃三茶。
朱嘉以茶论学，影响很大。他给弟子讲学时常以茶为喻，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主张治学要诚意专一，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语类》卷138记载：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
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寺(明朝时改为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
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争论的实质，都是为了互争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两派学说分歧，此后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
“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鹅湖书院之所以能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正因此会。
《四书集注》
理学名著《四书集注》系统地反映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亦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明清重视理学，《四书集注》成为官定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人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
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在新基础上为孔孟儒学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一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朱熹四十多年开门授课，于各地创办书院二十七所，劝人以善与人为善，其目的在于“社会民风教化”却又远远超越之，部分地提高了民众素质，深刻地“荫及”各地经济发展，还直接培养了大量程度较高的文化人，其弟子中进士就达362人，96位成为南宋重臣。可谓桃李满天下。
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深厚友谊有口皆碑。著名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二人堪称南宋时期的“双子星座”。
朱熹重内省，辛弃疾重外功，但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早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癸未垂拱奏札》中就讲到对金兵南侵，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但他的主张总是受到阻挠，便多次辞官不做，以示抗议。
辛弃疾这位抗金名将也因遭主和派排斥，诬陷被贬，但他抗金意识始终不减。
共同的命运使朱熹与辛弃疾更加“相交既久、相见亦深。”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识品行愈见亲敬在辛弃疾眼里朱熹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希望有一天会有“西伯”来把这个怀才不遇的白发隐臣起用。朱熹亦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来期许辛弃疾。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给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的辛弃疾信中 又以“克己复礼”相勉。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71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悼之。
“伪学”到官学
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政治高压下，朱熹违心向皇帝认罪，承认强加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朝廷还是罗织了一个59人的“伪学逆党”，朱熹被斥为伪学之首。
这场冤案，9年后终于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宋嘉定二年诏谥“文公”，宝庆三年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徽商的成功，成就了徽州人再文化、教育上的得风气之先。
徽州大家辈出，绝非偶然。
绩溪童年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能用土话来念。
胡适的老家上庄，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
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盆地。千米高的竹竿尖山，像蓝天下展开的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山村。清澄的常溪河，滋养村边的农田，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赞美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点出了上庄山水的神韵。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魂牵梦萦。
母亲冯氏是胡适父亲胡传的第三任妻子，双方年龄相差三十多岁。胡传一生奔波四处为官。1891年胡适在上海出生后，胡传赴台湾省任台东知州，胡适随母迁居台湾。不久，《马关条约》签订，胡传曾拒绝将台湾交给日本，回家途中在福建病故。胡适便跟母亲回到了老家绩溪上庄。
少年的经历，使得胡适特别早慧，他写道：“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出很像样的文字了。”家乡的九年生活，给予他的传统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适身上，集中体现了徽州人普遍的性格——聪明、敏感，为人谦和踏实而儒雅。但同时，他又是激越的，是富有进攻性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只不过后者似乎隐藏得更加深一点。
胡适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晚年蛰居台湾，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他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来新书屋——胡适私塾
在徽州人的观念里，只有重视教育，徽州才有希望。徽州人崇尚教育遍及城乡，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通山深谷，居民之处，无不有师有学”正是这种风尚的真实写照。“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喜，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副对联已成为徽州人母世代代的家训。
来新书屋坐落在上庄镇上庄村环城南路121号，为清末建筑。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穿斗式梁架，方砖地坪。作为胡适的开蒙地，这座私塾为胡适一生的思想与作为奠定了基础。2004年10月并入胡适故居。
胡适与母亲
胡适四岁随母亲回到上庄，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也走向了全国市。”
当年冯氏自己做主嫁给胡传作续弦在上庄就已经很是引起一番议论。胡传去世后，她回到上庄才23岁处境非常艰难。但这位母亲有着徽州女子的典型性格：坚强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适身上，督促胡适读书，“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胡适每晚放学时总要对孔子行礼。从母亲那里 胡适养成了识大体理性清明的性格，他曾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生活中，胡适处处与人为善，待人温厚宽容，一生朋友遍天下。他说：“世界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界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胡适十四岁时，去上海读书，后又去美国求学，但母亲的影子一直在他的生活里。
令人惊奇的是，胡适与母亲的感情交往很特殊除了血缘式的，还有许多学理式的交流。家事、国事、天下之事，都是谈话的内容。有时语气，竟像朋友间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母子之情，是少见的。他将交女友韦莲司之事告知：“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
这些内心表述，读了深感母子间的坦然。
杨林水口
在徽州，几乎所有古老的村庄入口处都有人工装点的痕迹：或树林、或尖塔、或亭台、或庙宇，这就是徽州村落整体建筑格局中有“门户”和“灵魂”一水口。“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具有防卫、界定、实用、聚会、导向的功能，被称为中国乡村最古老的公共花园。水口虽小，但从中可窥视出徽州人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不懈追求。
徽州三大水口之一——杨林水口就位于上庄村东，常溪河溪水潺潺，树影婆娑，拱桥横卧。古时上庄八景中，杨林水口就有四景：杨林夜月、曲水澄澜、慈山晚钟、竹峰插云。胡适曾用杨万里的诗句赞美：“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自由思想者的包办婚姻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一生写过大量诗句文章，激烈抨击贞节烈妇及其有关法律，可是在处理他自己的情感生活时，却显得那样无奈。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哪还能作什么大政治家呢?”
1904年，胡适14岁、江村人江冬秀15岁时，由双方母亲做主订了婚约。
胡适后来考取官费留学生，前往美国读书，江冬秀一直留在老家，期间，胡适找了各种理由希望能改变这个婚约，都遭到母亲的反对。
胡适的婚姻当时被列为民国七大奇事。不管是守旧的人还是当时的新派都很佩服他。因为他这样一个留学生、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样一个新派人物，居然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和这样的一个小脚女人结婚。新婚之夜，胡适为花烛洞房写了一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二七岁老新郎……他说：“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
胡适留美后期的诗作《病中得冬秀书》，充分流露出其内心世界之复杂、痛苦、无奈：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后来胡适在与朋友通信中，多次提起自己的婚姻。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诉说：“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对一个新文 化的先驱而言，明知道这个选择是错的，还要那样地走下去，像履行一个仪式，那悲剧的味道，就更为浓烈了。
江冬秀其实是个能干的女人，虽未受过教育，但亦通情达理，受胡适影响，晚年也日见贵妇人的风采，为胡适的治学、社交等做了大量工作。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很清楚：“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胡适1938年去美国履新，江冬秀在信里提醒他：“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参加国民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如此明智，真比胡适还要高超。
胡适与江冬秀这段旧式婚姻，虽一度出现危机，但由于传统道德约束，所以一直维持，直到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从这一点看来，胡适这位新文化的闯将，也还称得上是旧礼教的楷模。
胡适故居
马头墙，前后院，中间是厅堂。这是徽派建筑更是绩溪普通人家建筑的一般格式。黑瓦白墙的色彩，远观，黑白两色的内里似乎蕴藏着太极八卦一样神秘莫测的天地至理；近看，古朴而庄严，宛若一位历经沧桑的思想者、时间越久，越发显得睿智而深沉。
胡适故居坐落在上庄村中间，占地1134平方米，四幢典型的清末徽派建筑，分别为一、二、三、四展厅，展出“故居概述”和“胡适父母生平”及“胡适九年家乡教育”有关照片、书籍等。正房后厅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幅横匾，上面四个草书大字“持节宣威”，是1941年为庆贺胡适五十大寿，由著名书法家程宗鲁书写，当年县长亲自护送至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
可能是因为胡适以及家人格外喜欢兰花，胡适故居中很多木雕都精致地雕上了兰花。在1922年的《新青年》上，胡适曾写过一首逦为《希望》的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后来成为台湾校园名歌风靡一时。
胡适，带着徽州的兰花草和淡淡的乡愁，从上庄走出。
“怕老婆会”会长
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按旧时传统说法，属免的害怕属虎的，果然!
胡适从来不遮掩自己“怕老婆”!而且，对“怕老婆”的意义，笑谈中评价甚高。40年代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对学生开玩笑：“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和证据。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朋友，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
一生情场几番俯仰后的胡适，晚年被称作“怕老婆会”会长，他提出著名的男子汉大丈夫“新三从四得(德)”原则一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与女人
留学美不久，胡适遇到了美国姑娘韦莲司，她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了胡适。但在双方父母的共同反对下，一对跨国鸳鸯无法成为眷属。在此后漫长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莲司。回国后他们时通书信、寄赠照片。韦莲司终生未嫁，她把胡适送她的一百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江冬秀。
告别了韦莲司，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中国留学生陈衡哲。他们几乎每三天就互通一封信。但这时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暂万般无奈，只能与别人结婚。
胡适一生中真正的爱，是曹诚英。
在绩溪县城到上庄途经旺川的公路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坟墓，长满萋萋青草，墓碑上写着“曹诚英先生之墓。”曹诚英为什么把自己的坟墓选择在去上庄的路边呢?她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胡适回老家的时候能够彼此相望。当地村民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看到一个清清秀秀的老太太生活在旺川村了，她独来独往，只听说是一个退休教授。而今天的绩溪，街头宣传招牌随处可见这样的字眼——曹诚英：国内衣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当年胡适的结婚典礼上，小伴娘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6年后偶遇，不可抑制的情感让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一起。胡适事后形容这段奇妙的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他在诗中写道：我们蜜也似地相爱/心里很满足/一提及离别/我们便相依着脸哭了。
胡适第一次产生了与江冬秀离婚的念头，但江冬秀马上进厨房拿了，一把刀，抓住了两个孩子说：要离婚可以，我也不要活了，先把两个孩子杀掉，胡适之能妥协。 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胡适生前留下了这样一段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庞大的胡氏宗祠山环水抱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由彩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部分组成，它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大修，主持修缮的，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胡宗宪，跟所有家族祠堂一样，胡氏宗祠也有看天井喻意“凹水归堂”但天井在祠堂里，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天水一样长流不息。
胡适与北大
冥冥中似有某种机缘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是1898年12月17日，7年前这一天胡适出生，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1917年8月因陈独秀力荐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那一年，他仅26岁。校长蔡元培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胡适未及而立之年即“暴得大名”，这多少得益于“文学革命”的凯歌行进和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作用，1916年，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随后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引发了一场文学、思想、伦理方面的革命。
两年后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赞同，1920年暑假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五四”运动爆发时，大批学生被当局抓捕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积极营救还亲自前往临时监狱探视被捕学生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声援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帮助北大在中国纷乱的迷局中始终扮演着思想清醒者的角色。
1929年春胡适辞去中国公 学校长职务，在40岁生日前夕又回到了北大。胡适对于北大更大的作用在于延揽人才，因他而来北大执教的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俞平伯、蒋廷黻、梁实秋、闻一多等人。有些学者不宜授课，胡适建议：“研究教授”，通过他的努力，北大很快网罗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学者。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 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由胡适任北大校长但被坚辞拒绝，1933年3月 汪精卫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长，亦被回绝。 度中，最后一位福星。”
当时的北平教育界，北京大学居国立入校之首蒋梦麟的镇定与胡适的智慧，使北大发挥了领导作用。“七七事变”后胡适感到自己更愿意在孤灯下研究他的《水经注》，但为国难计，他再次离开了北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美国在日本引爆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胡适在书斋中仿佛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他有了个大胆的设想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
1947年夏，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胡适甚至已经满怀热忱联系了钱三强、吴健雄、吴大猷等人“皆已允来北大”。
可是国民政府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此。胡适后来回忆此事，不无伤感，“不幸这个好梦没有实现我就离开北大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就一直没有下卷，被称为“上卷先生”，这或许是胡适此生最大的遗憾，作为一个学者却不能有很多的时间在研究上。这时期，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成为胡适无法摆脱的差役。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经过激烈的辩论胡适作出了他在北大的最后一个决定不搬迁。理由很简单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12月14日，胡适离开米粮库四号，临行前留下了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1949年4月，胡适自上海坐轮船赴美从此再未回到大陆。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根据遗嘱，他留在内地的102箱书籍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徽菜
阳春时节，漫步绩溪街头乡村，鲜嫩的春笋、蕨菜长得正旺，这些“山珍”正是制作徽菜的好原料，没有污染，鲜美可口。《徽州府志》记载，徽菜早在3000多年前南宋年间就发端于徽州绩溪，它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以“山珍野味”著称，以“毛豆腐”、“臭桂鱼”闻名遐迩。绩溪的徽厨早已走向大江南北。
“一品锅”是徽菜另一特色。相传乾隆微服南巡，路经绩溪岭北，品尝了当地百姓徽菜“一锅热”佳肴，极为高兴，特赐御名为“一品锅”。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用“一品锅”招待绩溪女婿梁实秋。品尝之余，梁写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二尺，热腾腾端上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一品锅，三五七层花色多，品其味，离桌不离锅”。
胡造晚年留居纽约，逢年过节，也常用“一品锅”招待美国客人。
北大人看胡适
胡适少年得志年未而立即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是五四那一辈新潮学人的龙中之龙。
1917年，在北京大学西斋，历史学家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还在商谈是否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顾颉刚说，有学生反映胡适教书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是割断中国哲学史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但他自己倒觉得胡适讲课还有新意，也拿不定主意。傅斯年原本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认真地旁听了几次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33年，季羡林念大三时，听过胡适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文化冲突。这是他首次见胡。当天在日记里留言：“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1946年7月底，胡适由美国返回北平，正式就任北大校长。晚数月，季羡林进北大，担任东语系主任。本来是相距遥而又遥的两代学人，忽然走到一起。作为系主任，季羡林要向胡适校长请示汇报，作为学者，他要向胡适主编的报纸学术副刊供稿，所以，那间设在子民堂前东屋的校长办公室，他是常客。
胡适给人第一也是永恒的印象，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微笑。对教授是满面春风，对职员、学生、工友也是春风满面。当时名人、教授普遍有架子，“蔚为时髦据季羡林观察，胡适与此绝缘。他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沐春风。”
102只大书箱
胡适不收藏字画、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只对书籍情有独钟。胡适的藏书摆满了40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他的藏书有一部分是父亲胡铁花留下来的，留美归来后，他先后3次回绩溪老家，从老家带一些图书回京。其余大部分藏书是他自己在北京购置的。
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只要看中即可留下，钱什么时候付都行，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了一些旧籍。
胡适的藏书中有珍本《金瓶梅》从不轻易示人。还有一部乾隆甲成(1754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16回，属海内最古的版本。胡适高价购得此书后，专门存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足见他对此书的珍爱。
胡适的藏书多数在书架上陈列，少数放置在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随手可以取到。在北京居住期间，胡适曾先后4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事先记下书的位置，然后装入木箱。搬入新居后，再将编了号的木箱依次打开，按原样把书放好。
1937年。抗战爆发，胡适的藏书打包装箱运至天津，存放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抗战胜利届。胡适从美国回来，藏书又回到了他的身边。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总共；102只大木箱，全都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只带走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1957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赠与北京本学。 胡适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这便和趋古与迷古的人，有了截然不同的一面，旧式的藏书家与学人，是没有这样的情怀的。”
胡宗宪尚书府
胡宗宪尚书府在绩溪龙川村中央，占地5000平方米，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建筑精巧、布局独特、设计巧妙、以“门阙多、马头墙多、古巷多”而著称于世。与黟县西递、宏村等徽州诸多古民居相比，更有它的独特之处，故称“徽州第一家”。历史上曾因“七世同堂”传为佳话 虽人口众多，分而居之，但分居而不分家彼此和睦相处，故此居又有“二十四个门阙”之雅称。
胡纵宪尚书府是厘充满古色古香的徽派民居建筑群功能齐全、结构完美。这厘宅第有“三多” 门阙多、巷弄多、马头墙多。门阙有瓶形、圆形、矩形、葫芦形等，造型各一，诗韵无万。门阙多，是为了小姐躲避生人之便。巷弄多，是固封建宗法尊卑节制之故，固主、仆必须分道而行。据传，兴建此居时，皇帝曾御书“龙川”金匾。“从善堂”三字为胡宗宪的幕僚明代江南才子文征明所书。
胡宗宪尚书府熔从善堂、松公家祠、徽州官厅文昌阁、梅林学堂、医馆、小姐楼、及后花园中的徽戏园、佛堂、梅林亭等为一炉，尤以井中套井、圆中见方、常年不涸的胡家井使游人倍感新奇。
36顶博士帽
胡适受到追捧，除了他为人谦和，一生涉猎广泛，著述等身，令人叹为观止外，还因为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竟然戴了36项博士帽，这不仅堪称“中国第一”，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
隔了8年第二顶博士帽飞来了。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法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应邀赴港作演讲5次。
此后博士帽不断飞来。1940年，胡适得到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的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当博士帽有了14顶时，他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1941年，胡适游说美国决策高层，抵制美日秘密谈判中不利中国的抗战款项，获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终使谈判破裂。接着胡适迎来1942年第二个“博士高峰年”，一年“白送”来10个之多。
胡雪岩纪念馆
胡雪岩1825年生于绩溪县湖里村，卒于1885年，是清朝著名的亦商亦官的“红顶商人”，也是徽商代表人物。他事业鼎盛时期拥有的“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分支多达20多处，资金达2000万两白银，拥有田地上万亩。胡雪岩曾协助清朝著名大臣左宗棠开办洋务，兴办工业。清朝同治年间，胡雪岩在杭州筹备设立了“胡庆余堂”国药号，后来发展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列的南北两大中药业巨头。
胡雪岩纪念馆位于绩溪县城，占地约800平方米，包括两个庭院，原址为建于明代的文宫殿。纪念馆用大量的图片、书籍和实物再现了胡雪岩沉浮于商界宦海的一生。
西递·胡贯三
“徽州多山，州在万山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乱世避难、治世隐居的世外桃源。但山多田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此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徽商。
贾而好儒。徽商是独特的，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使徽商从众多的商帮集团中脱颖而出；徽商也是惟一的，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商业资本顺利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
一个胡贯三，半个西递村。
胡贯三，江南六大豪富之一。来西递，如果你读懂了胡贯三一家，也就读懂了整个西递。只要你顺着胡贯三家这一条主线去选择观赏，对西递一座座密密匝匝、纵横错杂的宅第就会有个井然不乱的感受。
胡贯三祖孙三代，前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约130多年，经商四方，为官多任，不仅为西递胡氏家族增添了荣耀，而且为西递村落留下了多幢古民居建筑：悻仁堂、走马楼、迪吉堂、笃谊堂、履福堂、膺福堂、笃敬堂、敬爱堂……直到今天依然造福乡里。
假胡真李 东水西递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片山水之间的。西递胡氏宗谱载，唐昭宗的儿子因避朱温之乱逃亡到此，由近侍郎胡三护带到婺源考水后改姓胡，取名昌翼。长居于此。所以黟县西递人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祖先出自帝王之家，是“假胡真李”、“李改胡”，而祖先究竟是被迫隐逸还是痴迷此地风水呢?这是西递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
自古以来，水多是从西向东流的而这块盆地的两条溪水都是哗哗向西流。西递村两头窄中间宽，状如扬帆远航的巨轮，有借水西行取真经、大吉大发之意于是就有了。西递村这个名字。风水先生说此处非等闲之地，后来这里的胡氏家族果然是生意兴隆财招四方。
清雍正年间，胡贯三就出生在这个村庄。
追慕堂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追慕堂，是胡贯三为追思慕念其祖父丙培公、父亲应海公一生崇文尚义、乐善好施而建。它位于西递村圆形拱门的不远处。大厅的正中供奉有唐太宗李世民雕像，以示自己是李唐后裔。厅堂两侧绘有当年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画像。
相传胡氏迁居西递后，历经270余年整整12代均一脉单传，既不旺人，也不发财。后有风水先生说，胡氏既是李唐后裔，祠堂门神应改为李世民当年绘在宫门上的秦叔宝、尉迟恭的画像。于是胡氏15世祖胡延俊听从指教，换了门神。从那以后，胡氏人口剧增，成为远近闻名的旺族。
贾而崇儒 重文兴教
“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又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
胡贯三出身重理学。懂礼教的家庭，由于天资聪慧，家教甚严，自幼便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师望山观景，得一上联：“黟县山多黑”，叫学生们对下联。这则上联字不多，是拆字格。“多”、“黑”合为黟字，表示地名。学生中无人应对，只有胡贯三胸有成竹，对出下联“靛池水定青。”老师大为赞赏。原来学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誉。老师对胡贯三的父母说：“此子才思敏捷，日后必成 大器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古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一向紧张。“丰年只有半岁粮”，一旦遇上旱涝等自然灾害就更要闹粮荒了。
胡贯三早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之前，他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贮大米的粮仓，收购当地粮食，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建好了为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他从江西贩粮到安徽祁门、黟县、太平等地，与此同时，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
可贵的是，胡贯三居商无狡诈之心。他做买卖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乾隆三十六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早。面对饥民，胡贯三先是减价售粮，设粥棚“以飨饥民”。后来灾情加重，他干脆放粮赈灾。这些举动使他很快赢得了声誉，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后来胡贯三生意越做越大，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徽绕古道 古徽道是徽商渡江北上的必经之路。有四条古徽道均以徽州为起点，向西、北方向延伸，每条古徽道都连接河流，通达江湖。其中一条就是从黟县、祁门出发，经石台仙寓山榉根岭进入东至县境，直达江西饶州、鄱阳湖一带，历史上称之为“徽饶古道”。诗云“西武岭头新来到，担夫脾土碓脾糠”描绘的就是徽商巨贾胡贯三雇佣上百人的螺马队，从江西运粮到祁门、黟县一带出售的情景。
西递的悍仁堂是胡贯三与其父胡应海两代的故居，故居房大屋亮，气宇轩昂，无处不在向人展示着宅第主人当年生活的豪华和身份的显赫。
崇文尚义 乐善好施
胡贯三发家之后，一方面乐善好施，炫耀乡里，另一方面又特别讲信用，义惠邻封。其事迹当时在徽州流传很广。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皖南洪水冲毁了河西桥和登封桥。府台治下的父老合议，意在徽商中募捐银两对石桥进行重修。不巧胡贯三因病在家疗养两个年长的儿子又都一时不能返归故里只得差遣幼子胡元熙代表。
胡元熙来到府城，众人见赴宴者乃一乳童，心中不快，于是故意空出首席相让，请位于首席的胡元熙先开手。元熙初生牛犊，挥毫写下“修桥一应银两独家承认”。
胡元熙返家后向父亲禀告席间之事，胡贯三一听大呼不妙，言乳儿还不懂得谦谦行事，得罪众人难免不受人暗算。但答应之事，又不便反悔。深思再三，胡贯三急令一贴身管家同幼子元熙一起再赶赴歙县，连夜重金买下太白楼旁的山岩同时将附近一应砖木石铁工匠全部包下，提防有人作梗。无奈附近山岩不便采石，为讲求信用，又从百里之遥的休宁县开采赭石以供修桥之用。为修此桥，胡贯三不得不关闭12处当铺与钱庄。
八年后工程竣工，耗银近10万两。重建的河西桥16孔，全长290米，宽9米，高近10米。桥心建有碑亭，记载了胡贯三父子捐重金修桥的事迹。而胡贯三讲信用乐施舍又广传为佳话。
乾隆五十六年，胡贯三和儿子胡尚熠，胡尚焘投巨资独力修建休宁县齐云山登封桥。对如此义举，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曾惊呼“呜呼，胡通议(胡贯三曾被赠封通议大夫)诚好义也哉!并亲自为登封桥题额惠济邻封”。
胡贯三经商数十年修建了河西桥、登封桥永济桥霭罔桥等桥，修建了黟、歙、祁休等九处大路，捐银一万五千两兴建碧阳书院，并倡议修建“明经祠”。
据族谱记载，胡贯三“善举用银八万两”。由于他乐善好施生前就被诰封为正四品中宪大夫，他去世十四年后，因生前积德行善福及乡党而被追封为正三品，通议大夫。
专建走马楼 迎宰相亲家
胡贯三与歙县雄村号称“宰相两朝有，代君三月无”、历事三朝的曹振镛结成儿女亲家一事广为流传。
道光年间的胡贯三和许多徽商一样，历经千辛万苦，然后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和许多徽商不同的是，胡贯三攀上的儿女亲家是当朝宰相曹振镛，所以胡贯三比别的徽商更加踌躇满怀。
据说胡贯三当年曾大力资助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进京殿试，使得曹文埴举蟾宫折桂一直做到一品户部尚书。后其儿子曹振镛为报答胡贯三对曹家的恩德，把自己最宠爱的女儿嫁给胡贯三的小儿子胡元熙为妻。
曹振镛从京城千里迢迢赶来西递相亲时胡贯三在村口建造了一座走马楼，展现微商“亦商亦儒”的风采“亦商亦官”的气派。这一次聚会果然因走马楼而风光无限。
相亲以后的走马楼，成了西递文人聚会和休闲的地方，有诗流传“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还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
名门后代 考官入贾
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实授官职的有115人。这些人在科举上的成功，给家族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财富。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间草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徽州人都有这种积极的思想，虽身为田舍郎，但只要有考试的机会，就要去考官。考不了官就要入贾，恬静的乡村生活是好梦，坐贾行商同样是好营生。而无论考官还是入贾都必须知书达理。
胡贯三有三子一女，作为“诗礼孝义”的名门后代，他们不负家族期望，为官为商为儒，都功成名就，光耀宗祖。长子胡尚熷，官至二品。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议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书房行走，曾捐巨资主修《西递明经胡氏族谱》，次年初完稿并请了岳父曹振镛撰写《族谱序》。胡贯三的孙子胡积堂为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被列入《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读书大辞典》。
从商敛财 归隐田园
和另外一些胡姓人物一样，胡贯三回归故里后，在这个当时环境优美但又非常闭塞的地方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这块地方建设得舒适、气派、堂皇，圆了一个“从商敛财，归隐行善”的美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荣归故里，追求风光，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喜欢乡村生活，因而极其隆重地打造着自己的家园。从民居的对联上，便能看出他们寻梦的指导思想，“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徽商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喜欢逍遥，喜欢田园风光的亦儒亦道的文化思想。
徽商精心构筑自己的家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孝”，对父母尽 孝道，对长辈重礼节，这是完美人生孝悌家风不可或缺的，自然也是田园梦想所不可少的内容。
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当时的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徽州“三雕”
“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州民居的一个重要特点，“井”指的是天井，而“雕花”则是指徽州民居无所不在的“三雕艺术”了。跨进居室目之所见，那华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檐条、沿口、下方石墙裙、屏门隔膈扇等等，都是一些精美无比的砖、木、石雕构件。
衣锦还乡的徽商，开始建祠追楼，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庶民庐舍，洪武_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灵机一动的徽商，将功夫放到精雕细琢上、三雕应运而生。那些精美艺术的石雕、木雕和砖雕都是建在屋内，“锁在深闺人不识”，只愿独自欣赏，独自品玩。
黟县宏村的著名建筑承志堂是清末徽商江定贵于成丰五年前后营造的宅邸。承志堂享誉天下要数它的木雕艺术了，据说屋内的木雕由20个工匠整整雕刻了4年。其精美程度可见一斑。
“唐肃宗宴客图”坐落在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精美绝伦，层次分明。而中门上方面临厅堂处雕刻的“百子闹元宵”图场面壮观，线条清晰，人物神态惟妙惟肖。还有分布各处的“渔樵耕读”、“金钧垂鱼”、及“董卓进京”、“长坂坡”、“三英战吕布”等戏剧图案，构图丰富，雕刻精巧，让人叹为观止。
歙县·黄宾虹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黄山脚下的歙县画家更以至灵之笔描绘黄山真性情而得风气之先，浙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黄宾虹是标新立异的路转，在瑰丽山水的映照下，徽州画家更层出不穷。
因为他们，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更加动人心弦。
黄宾虹曾说，我的画30年后才能传世。
有人这样评价：“若论才情之旺盛，黄宾虹不如齐白石；若论思想之谨严，黄宾虹不如潘天寿；然而，要论体悟之深邃，则谁也不如黄宾虹。”
徽州一直有着感悟自然的传统。“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高层次的文化背景正是徽州所给予黄宾虹的。因为直接面对自然，面对美丽绝伦的环境，更容易让人悟到自然的精神。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能明白黄宾虹所具有的独特气质，理解大师画作的一脉渊源了。
少年慧根
1865年1月27日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黄宾虹出生时正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时刻。所以黄宾虹在他《八十感言》中有“吾生乙丑年……算犹甲子。受天知春迟，坠地得岁始”的文字。
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喜赋诗擅画梅兼写榜书但为了全家的生计去浙江金华经商。
倪易甫是黄定华的好友，善书画，精于画理他常到黄家观赏黄定华收藏的古书画。黄宾虹总是侍立一旁，仔细听他论画。宾虹晚年还时常忆起倪翁所讲作画当如作字法，应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的教诲这几乎成了贯穿黄宾虹一生的创作主张。
后来在倪翁的指导下，黄宾虹掌握了临摹与速写的基本功，并画了大量的时事画、插图、山水画。他6岁临摹的古人山水册，11岁摹刻的邓石如篆印都让人感到惊讶。
时值黄定华的生意如日中天他不惜重金先后聘请了邵赋清等六位先生教授黄宾虹黄宾虹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又具备了扎实的古文和诗词功底。黄宾虹后来写下诗句“幼承宗族贤修业父母喜，真切地表达了童年的幸运。”
黄宾虹于“六书”即汉文字的造字法则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颖悟，可谓早有“慧根”。
黄宾虹在近六十岁时编定的《黄氏先德录》记下他八岁时与族中前辈翰林公黄崇惺的段交往。一次，黄崇惺来做客，见一只蚱蜢从草丛里跳出来，便问黄宾虹：“你可听说一种小船叫蚱蜢舟的典故?”知道，“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小舟叫蚱蜢是六书象形的意思。黄崇惺对黄宾虹大加赞赏。
黄宾虹童年虽然在金华度过，但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徽州式”家庭，所受的是典型的徽州式教育。为了应童子试，父亲领着13岁的黄宾虹乘船北上，踏上了回歙县潭渡老家的路。黄宾虹亲眼目睹秀丽的新安江虽是第一次回到老家但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徽州。
潭渡村
丰乐河之水绕村而过，村周固有许多短松岗，四季青发。潭渡村中屋舍俨然，黄氏宗祠和一些大户人家的房子鳞次栉比，粉墙黛瓦，颇有气派。黄宾虹家的祖屋“课耕楼”就在其间，黄宾虹先祖曾为此屋撰联“教子迟眠，数卷读残窗外月；呼童早起，一犁耕破陇头云。”黄宾虹八十六岁时曾画过一幅《潭渡村图》，并在上面题诗云“丰溪萦带黄潭上，德泽常阴载口碑。瞻望东山云再出，万方草木雨华滋”。
潭渡村头曾有一亭名日“滨虹亭”，乃潭渡名胜。往北遥望，黄山天都、云门诸峰隐约可见。黄宾虹极爱此处景致，后以此亭名“滨虹”为号，别署滨虹生、滨虹散人、虹庐等，均与“滨虹亭”有关。四十八岁以后改为宾虹。黄宾虹原名懋质，用别号甚多，以宾虹为最。
耕读潭上
黄宾虹17岁那年，家道中落，兄弟皆辍学，所幸黄宾虹此前考取了书院的奖学金，得以继续学业。他23岁考中贡生，之后，开始在潭渡村耕读写生。
对黄宾虹影响最大的是故乡徽州各地的书画金石收藏。
当时徽商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外面赚了钱后，就不惜巨资购买字画带回故里甚至一批晋唐宋元的国宝级作品都曾散落徽商之手。
黄宾虹四处收集欣赏后来回忆“求睹世家旧藏书画，虽跋涉远道，不惮劳瘁。”
歙县绵潭汪氏的飞鸿堂，素以收藏古籍图书及金石印章著称编修《四库全书》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大藏书家中，歙县就有两家，“飞鸿堂”即为其一。黄宾虹每次往还新安江水路船过绵潭时都遥望“飞鸿堂”遐想不已。后来得知“飞鸿堂”所藏金石印章已大部分转让给了西溪南汪氏，黄宾虹又经常去西溪求观。数年以后汪氏将这批金石印章悉数转让给他黄宾虹大喜过望取斋名为“冰上鸿飞馆”。
组织黄社
1891年初黄宾虹辞别家乡来到了古城扬州。
此间黄宾虹有幸观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书画以及石涛、弘仁、邓石如、包世臣等明末清初书画大家的作品，受益匪浅。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会试举子／300人。公车上书，黄宾虹致信康、梁，赞同他们的变法主张。“戊戌维新”失败，黄宾虹也因维新派同谋者被告发返回歙县。
1905年冬，歙县历史上第一所中学“新安中学堂”成立黄宾虹被聘为国文教授，并在新安中学教员中组织“黄社”名为研究诗文，实为纪念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及研究其非君论思想暗中宣传革命。
1906年冬，黄宾虹接受革命组织的安排决定在自家后院私铸铜币，一方面为革命党的活动 筹备经费，另一方面试图扰乱清朝币制。革命党人从外地运来铸币机，还派了一名师傅负责铸造技术。然而，次年六月正当首批铜钱出坯还未印字的时候被人告发，黄宾虹出走上海，“黄社”解散。
宏扬徽学
和胡适一样，黄宾虹言必称我们徽州。流寓异乡后，他怀着对故乡先哲的崇敬和对故乡风物的思念，写下了一篇篇有关徽州文化的文字。
黄宾虹到上海后曾任《国粹学报》等刊物的编辑此后几年里，在《国粹学报》上开辟“滨虹羼抹”。专栏，开篇之作就是有关微州文化的《三叙》——《叙摹印》《叙村居》《叙造墨》。
黄宾虹还在《神州日报》上连载《水虹杂录》系统介绍了渐江、查土标、程邃、程瑶田等徽州历代书画家和学问家，介绍西溪南吴氏、大阜潘氏等收藏家，还逐一介绍了新安巧工、文房四宝、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商、徽州刻书乃至黄山花卉、徽州烟火、徽墨、裱背等徽州文化的种种载体。后来又在《国是报》《戊午杂志》《时报》等刊物开辟杂谈专栏，不遗余力地弘扬徽州文化。
1926年，黄宾虹主编《艺观画刊》此后几年他先后发表了《黄山前海纪游》《汪仲伊小传》《黄山画苑论略》《滨虹草堂印谱》等与徽州名人、艺事或风情有关的大量文字。
择地卖画
黄宾虹成名以后，向他求画的人很多，所出润笔费也很高。然而他并不热衷干卖画，即使卖画也要择地而卖。他说：“惟粤、闽，南洋暑湿易蛀之地虽有多金来索，每先辞谢，纸铺介绍，一概不应。”但是他却常主动将画作“贱卖”甚至无偿赠送与乡人。他曾说“鄙意甚愿于家乡桑梓之区多留笔墨，如有人可为收存者，当竭力应之”，又说“拙画甚愿于桑梓中多所留存，尤重识者揄扬”“桑梓之地，多留笔墨亦属应尔，计及锱铢更为可笑”。一方面黄宾虹对自己作品十分自信，认为足以传世并有待后人论定，所以不肯售予“暑湿易蛀”之地，而愿意保存于通风干燥，易于庋藏的故乡：另一方面黄宾虹认为徽州乃文化之区，可获更多“识者揄扬”，不至于明珠暗投。
黄宾虹不但把徽州视为心灵的故乡，亦视之为艺术创作的“托孤”之地，其乡梓之情浓至于斯!
九上黄山
1883年，18岁的黄宾虹首次上黄山。黄山风光使他豁然开朗，并立志当名画家。
从18岁到71岁，黄宾虹9上黄山。作了许许多多描绘黄山的诗和画。他自拟了这样一副长联“九次上黄山，钩奇峰、钩古木、作画作狂草，洋洋洒洒，浑浑噩噩一生堕墨池写金文，写大籀，以斜为正则 点点斑斑，淋淋漓漓”。这里有诗人的理想，画家的追求，也深深地蕴涵着大师对家乡的依恋。黄宾虹对黄山一直念念不忘，暮年时致友人函中言道“老且病，不能拔身归黄山为恨。”
成就张大千
张大干之所以成名从伪造古画开始，而据说其所以敢于仿古却是由黄宾虹的一语评定开头。
张大干在画界刚露头角时，黄宾虹已是一代大师。大干师事曾熙(晨髯)，黄宾虹为曾熙至友，也以师礼事之。平日黄放言高论大千只能洗耳恭听。曾爱黄所藏八大山人精品，再三商请，终不肯割爱。
其时，曾也收藏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大干向曾借阅这幅八大名画，当晚便动笔绘了一幅，请曾去批评，曾氏拍案叫绝说绘得不错。当时，这幅画就留在曾的书案上。
第二天，恰巧黄来了，一见此画，大为称赏推为八大山人作品中的精品。他笑对曾说：“你有了这一幅好的八大，怎么还要吞图我的那一帽?”曾灵机一动，笑道：“这一幅我也玩厌了就和你那一幅对调吧!”黄氏欣然答应。那幅大千所绘的八大山人作品，便归于黄的画室中了。第二日，大千往访黄，黄极口称许曾换给他的“八大”精品，大干走近一看，原来正是自己的仿作。乃向黄请益，黄大发议论，说：“艺术妙谛，不是你们年轻小伙子所懂的。”大千听了又惊又喜，从此，他便有胆量去大量仿古了!
师法造化
沪上三十年，在师古人之后黄宾虹开始了他“化蝶飞去”的师法造化时期。
1931年5月，黄宾虹赴乐清游雁荡十余日。他在灵岩观音洞寺院住了三天每天晚上都要等夜深人静时，带着笔墨纸砚出户看夜山，画夜山。他每每面山而坐观察良久，然后才在纸上落墨，有时甚至不用笔，而以手蘸墨，在纸上摩挲着画。回到寺院，他又对着在黑暗中画就的黑墨团团细加玩味，直到深夜。这次游雁荡，得画稿百余幅。黄宾虹不但以画幻游，且作有许多诗。“寒燠渐更星斗转，樵苏不到月轮飞。凭栏下瞰群峰簇削玉高撑柱十围。”描写的就是这月夜山景。他后来对人讲看久了，便觉得四山有如生龙活虎出现，有跳有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万壑奔腾”。
1933年早春的一天，黄宾虹携带画具，干粮独自游览四川青城山，在小雨中漫步数小时欣赏青城美景，十余幅《青城烟雨册》问世了。在这十余幅册页中，他充分地远索着“若雨淋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骨。墨不碍色，色不碍墨”的微妙。
秋天，黄宾虹自重庆乘舟东归，途径奉节，想一睹杜甫当年所见到的石上藤萝月，因而停舟一宿。至晚，沿江漫步出城，朝白帝城方向前进，夜游瞿塘。暗夜中，远山黑黢黢的，而近处瞿岙的山边则在月光的照耀下，凹凸分明，变化微妙。黄宾虹取出写生本借着夜光摸索着作画。他画一笔推敲一笔，几近慢写。出人意料的是，在月光照到的明处，他竟然不着一笔，而对半明半暗的峡谷岩壁，却从勾勒轮廓开始，层层加黑。这样，夜山的雄奇、黑厚、幽深、沉静，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当他第二天再拿出这些画稿看时，不禁大叫：“月移壁，实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那一夜，他才真正解决了50年前先师郑珊给他提出的虚实问题，真正懂得了“知白守黑”的道理。他对夜山的这种来源于实践的独到感受，开发出山水画的一种新的境界，为成就他“浑厚华滋”的艺术风格奠定了根基。
伏居京城
1937年，黄宾虹受聘于北平古物研究室及北平艺专，任导师和教授。1940年，北平伪文物研究会欲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日本人又想利用他八十大寿之机举行“庆寿会”，甚至摆好了筵席他都坚决拒绝。
目睹国家沦陷，民生涂炭的灾难，他心中非常不安。他思念江南，“约看西湖十月红掉头归计又成空。年光如水心如梦，人在西楼暮雨中”。他在屋门前种上一丛瘦竹，刻一方“竹北簃”朱文印，以此志怀。他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和著作，都以“予向”署名，以表达不与敌人合作，不屈于敌人之意。
伏居京城十年间，除每周二在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所讲课外，黄宾虹谢绝应酬，每日闭门伏案，专心于读书作画、研究著述，自谓“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他在北平的生活极其俭朴一间斗室小得无法回旋屋顶还时常漏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读过的书从地上直堆到顶棚，见有善本 真迹仍不惜重价收购。照常不辍书画，还说我也正在笔墨上下功夫，我现在74岁，除去60转甲子仅有14岁，正是开始用功的时候，练笔法三年、练墨法三年，补前人未做过的功夫，然后作画十余年不算迟。故此，我的画30年后才能传世。但他对自己的画仍不吝惜，常常随手送人。一位帮他弄来大米的铁路工人曾得到他的赠画100幅之多。
1945年抗战胜利，黄宾虹兴奋异常，作画特多。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1岁的黄宾虹复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每周都策杖前往，从不间断。1948年，他欣然接受杭州国立艺专的邀请，举家南迁。
第二童年期
黄宾虹一生修炼，暮年方得成果。他的高寿，以及晚年超脱于世事纷争的宁静心态，带来了心理学上所谓“第二童年期”的神奇效应。
在西子湖畔的栖霞岭晚年黄宾虹有了一个自己的庭园，并亲手种了两株青桐。在杭州的日子，或许是他人生最舒畅适意的一段。一个新的飞跃在即。
从89岁的秋天到90岁的夏天黄宾虹因患白内障双目视力急剧下降，只有借助于放大镜，才能读书和写作，然而就在这段半失明的时间里，画家的艺术和思想奇迹般的臻于化境。黄宾虹此时的画，已不再是用手画，而是用心画。在目力不济的昏暗中，以他八十年书法的用笔基础，挥写着他的澄明的心境，于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不齐之齐，不似之似笔墨达于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一时期的作品，更趋抽象，更加黑重。经过一生不间断的努力，黄宾虹终于找到了一种黑厚浓重的风格面貌，实现了自己“浑厚华滋”的审美理想，成为山水画的一代大师。
“90岁时，黄宾虹割除了白内障，双目复明，兴奋之余，作画更多。又自订宾虹画学日课节目”，借以自勉。就在他92岁病重，再不能握笔的时候，他还用手指在被子上点点画画，说是在画山水、画梅花。弥留之际，他仍吟出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诗句。
黄宾虹的晚熟是惊人的，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将中国画的笔墨魅力发挥到了古人难以想象，后人几乎无法超越的境地。黄宾虹也由此最终实现了他一再申说的最高境界一内美。被绘画界推为泰斗，饮誉中外，自非偶然。
1955年3月，黄宾虹在杭州病逝。
婺源·朱熹
徽州，不仅是财富的聚焦地，还是儒生的聚集地。婺源正是程朱理学的故土，新安理学在徽州走红了六百多年，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新安朱熹”
在儒家学者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仅次于孔、孟。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他出生时，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据说，朱熹右脸上长着七颗痣，呈北斗星排列 有人说是文曲星下凡。他出生前那一刻，宅前的“文山”与宅后的“公山”同时烧起森林大火，野火活生生烧出“文公”二字来，后来他谥号“文公”。
传说他生下来时哭个不停，有人让他父亲抱着他出去，到哪个地方他不哭了，就在那儿住下，他不哭的那地方竟有一口活水塘，朱熹于是一辈子与活水有缘。
朱熹父亲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熹受教干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
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自勉：“苦不如此，便不成人。”父亲不仅以儒家经书严格教导朱熹，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不信神灵
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他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来过。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遣：“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当时，婺源县城五通庙香火旺盛，相传甚为灵验。邑人出门必带香纸八庙祈求平安，士人到婺，也必以名纸入庙，称门生叩拜以求吉祥。朱熹初来乍到，亲戚邻里都劝他去拜谒，朱熹不去。
当晚族人宴请他，饮酒时，有灰尘落入朱熹酒杯中，饮后腹泻。第二天又在台阶旁遇上毒蛇，险遭其咬。大家都认为他不去拜竭五通庙，受神灵警告，再次劝朱熹去拜谒五通庙。
朱熹说：“肚腹不好是食物不洁引起的，与庙无关，别冤枉了五通。”有位学者也在旁劝他，朱熹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从众?想不到一个有学问的人也说这种话!我很幸运，这里离祖坟不远，若真是因此遭祸，就请将我葬在祖坟旁边，不是很方便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微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问，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实际上是朱熹理学在全国流传与影响的一个典型缩影。朱熹理学的中心议题，是论证封建伦理道德“源于天理”、“根平人心”，是人所共有绝对合理的。
由于三纲五常即是“天理”，而“天理”是永恒的、绝对的 因此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人们恪守纲常名教，就是遵循天理，反之，如果亵渎纲常名教，便是违犯天理。
为了建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规范和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作为纪纲和民彝，朱熹不仅亲自编订《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而且还把未完成的《祭礼》和《丧礼》交给门人去完成。他们对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区别，祭礼秩序、丧礼制服等等，都规定得非常繁琐而形式化。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 “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他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茶道人生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对茶理也颇有心得。
古徽州奉行朱熹《家礼》，礼仪甚严，作为待人的茶礼就更讲究，俗话说“看人上茶分三等，”其意就在此。客到，主人第一礼便是上茶。贵客来，或遇喜庆，讲究吃“三茶”，即枣栗茶(吃蜜枣煮板栗下茶)、鸡蛋茶(吃五香鸡蛋下茶)、清茶。大年初一全家人要吃三茶；正月来客拜年要吃三茶，婚礼、新女婿上门要吃三茶。
朱嘉以茶论学，影响很大。他给弟子讲学时常以茶为喻，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主张治学要诚意专一，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语类》卷138记载：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
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寺(明朝时改为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
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争论的实质，都是为了互争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两派学说分歧，此后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
“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鹅湖书院之所以能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正因此会。
《四书集注》
理学名著《四书集注》系统地反映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亦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明清重视理学，《四书集注》成为官定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人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
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在新基础上为孔孟儒学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一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朱熹四十多年开门授课，于各地创办书院二十七所，劝人以善与人为善，其目的在于“社会民风教化”却又远远超越之，部分地提高了民众素质，深刻地“荫及”各地经济发展，还直接培养了大量程度较高的文化人，其弟子中进士就达362人，96位成为南宋重臣。可谓桃李满天下。
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深厚友谊有口皆碑。著名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二人堪称南宋时期的“双子星座”。
朱熹重内省，辛弃疾重外功，但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早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癸未垂拱奏札》中就讲到对金兵南侵，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但他的主张总是受到阻挠，便多次辞官不做，以示抗议。
辛弃疾这位抗金名将也因遭主和派排斥，诬陷被贬，但他抗金意识始终不减。
共同的命运使朱熹与辛弃疾更加“相交既久、相见亦深。”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识品行愈见亲敬在辛弃疾眼里朱熹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希望有一天会有“西伯”来把这个怀才不遇的白发隐臣起用。朱熹亦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来期许辛弃疾。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给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的辛弃疾信中 又以“克己复礼”相勉。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71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悼之。
“伪学”到官学
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政治高压下，朱熹违心向皇帝认罪，承认强加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朝廷还是罗织了一个59人的“伪学逆党”，朱熹被斥为伪学之首。
这场冤案，9年后终于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宋嘉定二年诏谥“文公”，宝庆三年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