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离裸捐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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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做企业家,就要求做慈善家,这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面对“盖巴”二人发起的这场慈善运动,捐,还是不捐,中方人士虽然反响不多,但表态却很有代表性。
  
  冯军:裸捐是“自愿承诺”
  
  9月9日,华旗资讯总裁冯军在其微博上发布消息“裸捐”,成为陈光标后中国“裸捐”第二人。冯军在微博中称:“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文字下面的配图,即是一面五星红旗。
  此消息一出,即刻引来网友热议。在某门户网站近千条网络跟帖中,几乎一半的网友质疑其拿国旗炒作的行为,“太过肉麻和虚伪”。有的网友甚至盘算了一下,近十年来冯军捐的钱物尚不及千万,其资产并不公开,裸捐也未承诺实现方式,认为炒作成分高。
  对于“裸捐”由策划源起的说法,冯军对媒体表示:这可能是一个副总的想法,发微博只是一个正常的感恩行为,不希望用它来吸引眼球。他说:“这是我冯军完全自愿作出的承诺,我把承诺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
  
  周润发:捐99%
  
  从香港到好莱坞,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近40年的周润发已然成为超一线的电影明星,他的每部片酬大致在4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加上房产、额外投资和自身品牌价值,他的财产约为34亿元人民币。
  2010年9月13日,周润发接受《重庆时报》采访时说:“(我)所有的钱都不是我的,只是我赚回来,并不代表我要永远拥有!如果我死会将99%财产捐出,临走时什么都不想带走。”
  他用“平淡是福”四个字表明了自己看破名利的人生态度。虽然不是裸捐,但他接近裸捐的承诺仍然赢得了不少赞叹。
  
  宗庆后:捐出全部财产并非真慈善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到邀请信后,明确表示不会参加盖茨与巴菲特的私人晚宴,“我要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了。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可不是怕被劝捐,我只是没时间。”
  对于裸捐的行为,宗庆后此前就曾表示“并不欣赏”。他曾坦言,捐出全部财产的行为背后,有无法支付高额遗产税及企业避税的嫌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裸捐”,并非真慈善。宗庆后将真正的慈善定义为“为社会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
  但陈光标不赞同他的观点。陈认为,“企业家赚的利润,必须不带任何借口和理由,及时从净利润里拿出一定比例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国有4000万贫困老百姓,等不及。”
  
  马云:捐但不是全捐
  
  对于热议的中国富豪们“裸捐”话题,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该公司主办的网商大会闭幕演讲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给孩子留下任何东西,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他也认为,“都留给孩子是肯定不负责任的”。这个折中方案可能代表了中国这个推崇中庸之道的国家的企业家们的普遍想法。
  马云在紧接着谈到他的理由时又有惊人之语,他说,“你说我100%的(财产)都捐了,不给孩子留一点,一个不考虑自己的人,你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没有私就是最大的私”。
  对于马云此举,有网友表示理解:“中国人靠自己成功太难了,现在的成功者谁不是充满艰辛曲折一本血泪史呢?全都裸捐谁能保证他们的子女,将来找工作难、就医难、上学难、经商难、仕途难、养老难……在美国裸捐是对的,在中国捐与不捐还是自行裁量为好。”
  有的网友颇有微辞:“老马和盖茨巴菲特的确不是一个层级的人,以个人价值观评价他人是为不智,你不肯捐请尊重他人捐,你不捐当然不犯法,最多留个为富不仁的骂名,但是纵观世界富豪,肯捐出一半财产的人都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也是有责任感的企业家。请不要以为雇佣了几十万个人就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劳动者是靠自己劳动所得,不是靠乞讨。当然在大陆捐了款未必有几分钱用到实处,腐败问题令人痛心疾首。”
  
  中国企业家离裸捐还有多远?
  
  当西方的最新财富观漂洋过海而来的时候,响应“盖巴”二人掀起的这场“裸捐”慈善运动的,在中国目前仅有三人。而在美国已经有40多名富豪签约参加这一活动。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觉得“盖巴”二人“很天真”,把美国的国情套在中国头上:“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没有多少安全感可言,他们又怎么会安心捐款呢?无数的人盯着那点钱,他们只能不露富。该捐的自己早捐了,不想捐的不会因为他们来动员就会捐。”
  据统计,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2008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国富豪,七成没上2009年“慈善榜”。中国的不少富豪总觉得财富来之不易,再苦也不能苦儿女,再穷也不能穷二代。但是在国外,富豪很少有这种“富二代”的意识,而且多是认为财富是社会的。
  “中国许多有钱人不是以富而高雅、富而知礼为荣,反而觉得富而粗俗、富而违规才显得自己‘有派’。”《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刘罡认为,中国重新发家致富只有短短30余年时间,现在急需补上的不是巴菲特等人“身家捐一半”的超前财富观,而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财富常识。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富人到非常自觉捐款的时候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有充分的财富积累,二是他有了一个真正的慈善意识。这两条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甚至有些富人还是在谋财害命的阶段。”徐永光觉得,还没有做企业家,就要求做慈善家,这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徐永光说。
  对中国企业家裸捐时机与裸捐能力的讨论,实质上折射了中国式慈善制度本身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配套的社会捐赠法规始终未获根本完善。在中国,做慈善一方面缺少专业、透明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善款是否能得到善用也是许多企业家最大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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