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非洲大屠杀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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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学校和在校学生竟会成为伊斯兰教武装分子的突出目标?极端组织“青年党”(Al-Shabab)最近袭击了一所肯尼亚靠近索马里边境地区的学院,杀害了147名学生。这只是一连串以教育机构为袭击目标的暴行中的最新一次。
  去年12月,在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7名塔利班分子持枪在军人子弟学校(Army Public School)杀害了145名儿童和教师。最近又有80多名南苏丹学生在期末考试时遭遇武装分子闯入学校,持枪将他们绑架。被绑架者的命运是成为童子军加入该国愈演愈烈的内战,据估计和他们命运相同的学生已有1.2万人。
  每一天,都有曾经生气勃勃的叙利亚学校被轰炸或武装入侵,200万儿童沦落在难民营或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和小屋中。一年前,极端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趁夜间闯入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尔诺州(Borno)奇伯克(Chibok)的一间学校,从学生宿舍中绑架了276名女生。“博科圣地”不断地袭击当地学校,掀起了一场针对教育的战争——也让过去两年成为尼日利亚儿童权利被侵害最严重的时期。
  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近万起袭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事件。为什么应该被视作安全港的学校会成为战争的工具,学生会成为极端分子战略中的人质?为什么我们对待这些袭击事件如此心不在焉—2月份的南苏丹绑架案几乎没有任何国际评论—它们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人道主义犯罪行为。
  在恐怖分子的卑鄙思维中,每一次袭击都有一个自身的简单理由。比如,最近的枪击事件是青年党对肯尼亚干预索马里内战的报复。但近期所有的袭击都包含了一项新策略:通过让许多最死硬的恐怖分子此前都感到无法接受的暴行制造冲击波。他们渴望通过引起公众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激愤获得知名度,他们甚至将暴行影像向全世界展示。
  但对于这一袭击儿童的潮流,还有另一个更有力的解释。目前,一个常见的极端主义主张是:教育让非洲和亚洲儿童与西方思维同化(“博科圣地”在其所在地豪萨的方言中,意思是“西方教育是一种罪恶”)。此外,“博科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组织认为,他们有能力袭击学校并且逍遥法外。
  医院相比之下总是更加安全,因为日内瓦公约授予医院作为安全港的特殊保护—甚至是最杀人不眨眼的极端组织一般也承认这一事实。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保护学校、防止学校在冲突期间被军事化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但是,正如战争绝不应该因为将目标对准医院而起,交战双方也绝不应该侵犯学校。
  曾经反应缓慢的人们现在正在采取行动。最近,30个国家签署了Lucens或安全学校指引,该指引指导军事当局如何防止学校沦为战争工具。联合国儿童和武装冲突秘书处特别代表雷拉·泽罗圭(Leila Zerrougui)建议,把从学校绑架儿童作为将极端组织列入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年报的“触发事件”。
  此外,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保护教育免受袭击联盟、全球教育商业联盟和前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的努力下,尼日利亚已经成为“安全学校”这一理念的先锋。
  在地方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的一年里,在儿童成为首要受害群体(并且惨遭遗忘)的一年里,对于我们来说,将阻止袭击学校作为重中之重十分紧迫。在黑暗时期,儿童和父母们继续将学校视为圣殿,视为道德和安全之所。当法律和秩序崩溃时,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帮助—食品、住所和医疗等—还有希望。要捍卫一个没有冲突的未来,没有比让学校正常运行更好的办法了。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前英国首相、财政大臣,现为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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