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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中纪委和全国工商联召集的一次座談会原本是常规“动作”，由民营企业代表谈谈涉企行政审批中存在的问题，中纪委相关干部做评定性发言。十多个参会的民企多是行业龙头老大，以农产商会代表列席、经营着一家小浆果农业科技企业的蔡晓鹏只是一个“小角色”。一个月后，蔡晓鹏公开了他的发言底稿，却成了舆论漩涡中的“大人物”。此时，恰逢被中纪委点名的“小官巨腐”问题形成了广泛讨论，马超群案亿元现金的细节震惊朝野。蔡晓鹏那篇“炮轰”基层小吏“鬼子进村”、“半夜鸡叫”、“拦路抢劫”的《国缺廉律，鼠辈猖獗》发言稿，也就顺势“走红”，尤其在他的身份被媒体加上“王岐山前同事”后。
2014年12月19日，是蔡晓鹏64岁生日。若非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祝福，他早就忘了。《南风窗》记者来到他位于北京恒基大厦的会客室时，蔡晓鹏刚送走了北京消防总队少将级的政委，他“炮轰”的对象就包括这家单位。发言中，他称“在三里屯SOHO底商（底商，是指住宅的第一层、第二层）搞一个小浆果水吧连锁示范店，环保、消防、食品卫生三项许可证下来花了11个月，暗含红包10万”、“某区‘消防’人员以消防器材不合格为由，开口要罚款3万”、“将每年更新消防器材的业务包给消防人员指定企业”。
“他们态度很诚恳，先是核实事实，然后表示以后要改进工作。”蔡晓鹏说，客套话讲完之后，他也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原则：“一是对事不对人，我讲的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不是解决个案;二是，讲远不讲近，所举的例子都是以前发生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蔡晓鹏说道。
不过，并非所有发言中涉及的单位都有“资格”跟他亲身互动。被他点出“企业标准备案审核通常是书面审，北京卫生局又搞了毫无必要的由他们指定企业埋单的专家咨询组现场审，徒增企业负担。这批所谓专家，都是部门圈里机关人员，根本不懂水果干制品生产工艺和标准制订”之后，北京市卫计委派了一个处长跟他沟通，被蔡晓鹏支走了：“去跟我的厂长谈吧。”
底气之一来自扎实的证据。通知开会后，他就着手收集材料，让财务把有关单据都调出来，以备询问时查而有据，把亲历的事情条理化。准备了两三天之后，蔡晓鹏带着一厚摞资料上会，几乎指名道姓地痛陈自己办企业过程中遇到的吃拿卡要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行政审批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玩的“猫腻”，并且提出政风贪腐的制度根源应归结于公权过大、私权卑微的法统。
“这一次弄得动静挺大。”蔡晓鹏向沙发靠背一仰，因为侃侃而谈良久没有点燃的香烟氤氲缭绕。“《人民日报》都登了一幅漫画，尽管没有提我的名字。你看到了没有？”说着，蔡晓鹏开始查找手机里翻拍的照片。自“走红”之后，他就一直关注着舆论的动向，密集接受媒体采访，分析每一家报纸的报道视角。
“刚开始的时候，老蔡只是在朋友圈里发，后来才发到了网上。我们看了都觉得他讲得太好了。以他的经历，加上法律科班出身，说出的话就比一般人更到位。”蔡晓鹏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班同学马小琳说，“他不是简单的个人诉苦，而是诉说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和仓鼠猖獗的制度原因，别人都怕说出来之后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只有‘老蔡’很有勇气。而且，他也正好遇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估计还会应付一段时间，我重炮轰的是食药监局和延庆县，他们目前还没找我。”蔡晓鹏说。2009年，他公司的水果干制品企标已经质监部门审查批准国家备案。但是2013年6月，负责QS审查的食药监局检查组否定了质检批准文件，要求企业向新的食品标准管理机构卫生局重新申报干果企标。企业指派专人在一年中前后跑了48次，最后和经办人达成某种条件，才进入受理程序。把根本没有纳入国家各类食品农残检测，也没有检测方式和条件的成分，硬要企业列入产品指标，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月，卫生局才撤回增项要求。蔡晓鹏所列出的延庆县的问题，更是涉及财政补贴返点、冒领补助款、切走专项资金等多项内容。
蔡晓鹏也不是没有担心过被算后账。“以后我这个企业可能会上黑名单，无非就这么点事呗。”实际上，他已经做了撤退的准备，之所以敢公开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基地已经撤出了延庆县，剩下的一个工厂也准备转移。
压力不仅来自于被他点名的相关单位。生日当天一大早，蔡晓鹏就接到了农产商会会长的电话，示意他谨慎说话，原定的商会内部反腐倡廉座谈会也暂时取消。圈里对他的态度也出现了反差：出席有官方背景的活动，会餐时没有安排他的座位，有头有脸的民营企业老板们却纷纷来跟他合影。
“商会的会长是个好人，但他也有压力。”蔡晓鹏说，会长知道他在食药监审批方面遇到了一些坎儿，才让他准备文件，向上反映。但谁也没想到，会引起这么高的热度。
事实上，蔡晓鹏也很清楚，媒体给他加上的“王岐山前同事”头衔对发言稿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蔡晓鹏说：“估计其他涉及的单位也在观望，搞不清楚我是何方神圣。”
贴出了《国缺廉律，鼠辈猖獗》发言稿后，蔡晓鹏在他的博客里发了一篇文章，名为《九号院往事》。上世纪80年代，距中南海西门300米的西皇城根九号院，驻有由杜润生领衔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高改革智囊机构，引领农村改革。在改革的关口，开放的高层开始寻找更多的支持者，一大批民间的改革青年集结于杜润生麾下，其中就有蔡晓鹏。
1982年，蔡晓鹏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商业部办公厅法律处，主要工作是参与起草涉商经济法规。但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此。当时，改革的氛围浓厚，有识青年为政权出谋划策不仅仅是清谈，更有可能成为参与顶层设计的力量。
1982年，几个在团中央工作的好友到蔡晓鹏家聊天，说起团中央要发起社会调研活动的事，希望他找个选题，共同参与。一群人碰撞之后得出结论，不解决体制、产业结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等重大问题，不改变“大锅饭”的就业制度，劳动力充分就业就没有前提。“青年就业研究组”就此成立，由蔡晓鹏牵头，聚集了一批77、78级的才俊，有后来的农研中心联络室副主任卢迈、顾准之子高粱、现在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等人。“最多时有50多人。每周六、日和寒暑假，我们就在中央团校聚会神侃，自由务虚，海阔天空，通宵达旦。我对经济领域的基础认知，就是从与这批青年经济学者的神侃、碰撞中起步的。”蔡晓鹏说。 在“青年就业研究组”侃了几个月，大伙儿又不满足了，总觉得泛泛空议，难切中国改革的实践，何况团中央在改革决策中的分量比较轻。当时杜润生正在考虑“改革物价、开放城乡市场、取消统购统销”的大课题，曾叮嘱时任农研室联络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再组织一支类似“农村发展研究组”的编外课题组，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青年就业研究组”自然也就被纳入吸收对象，被改编为“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自此，蔡晓鹏和他的伙伴们就成为九号院的编外调研力量之一。
“那时候，王岐山负责跟我们接洽、协调。我们都是大晚上骑个自行车就到社科院讨论选题，再由王岐山报给杜老。组里很多成员都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大家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出去调研。”蔡晓鹏说，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分到部里肯定参与不了决策。但是九号院广泛吸收民间智库，一下子没有了门槛，让你参加农村改革的决策。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商业部才5个名额，局长都争不上名额。杜润生专门写条子来，让我参加。”说到那个开放时代下参与改革的激昂岁月，蔡晓鹏感慨万千。
然而，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曾经同在一个调研组的年轻人很快发生了命运分化。许多人被体改所、农发所等官方智囊机构收编，正式迈入体制。而蔡晓鹏则脱离政界，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实际上我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从商的。”蔡晓鹏说，出身于新四军家庭的他“连砍价都不会，怎么能做生意呢”？更何况当时办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1984年，农研室发展组的罗小朋向杜润生提议，应该发起两个公司，一个是为乡镇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实体企业，一个是面向农村提供金融投资服务的信托投资型企业，以利于打破城乡、工农、计划与市场的壁垒，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没想到才过了两三天，杜老就批了。由谁去呢？又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书生，说来说去就把我推了出来。”蔡晓鹏笑着回忆道。王岐山还来做他的工作：“老爷子都批了，这帮人多不争气，没人挑头不是把老爷子给闪了吗？看来只有你挑头。”
就这样，蔡晓鹏成立了中国乡镇开发总公司。
那个年代开办企业要承担双重风险，稍不留神就会被“有罪推定”耗上。蔡晓鹏也一度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被关押，一年多后专案组才以“查无实据”将其无罪释放。“这既是我人生的重大拐点，也是对制度、法治改革深入思考的起点。”蔡晓鹏慨叹道。遭遇变故，也让他感到世态百相。出狱后，他打电话给同在一个调研组的何家成，对方冷淡回应：“你有什么事吗？”20多年后，这位故友在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任上落马。
上个世纪80年代共同谋动改革、指点江山的青年们如今几多浮沉，有人位高权重、有人猝然跌落、有人功成身退，而蔡晓鹏在被动远离了政治后，又以针砭时弊、为民营企业发声的方式“复出”。只是这一次，他的舞台不再是可以直达天听的青年精英场，而是能够直面社会公众的网络。
“从莫干山下来之后，我已经30年没有发声了。”蔡晓鹏说。尽管没有了发声的平台和机会，但他并未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或许正如曾任农研室市场流通部副主任的何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蔡晓鹏也无法摆脱这样的“病根”。尤其在2003年創办新企业之后，更是对现有法律结构下的公权、私权和社会权的失衡有了亲身体验。
十多年的经商，对于蔡晓鹏来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调研”，如同80年代他和有共同理想的伙伴们接着地气深入农村一样。
“当年，蔡晓鹏也是杜润生门下的弟子，那时候九号院里的氛围就是海天情怀，仰望整个法权结构，看到了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后来，蔡晓鹏长期经商，他对于底层的各种弊端有切肤之痛。市场经济要求讲规则、讲信用、讲法治，而中国的现实距此甚远。蔡晓鹏学法律出身，他就这些年来的切身感受直陈社会法治结构的弊端，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和改革诉求，并不令人意外。当然，这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有关，如果没有上层强力推动全面改革的呼唤，恐怕他也未见得愿意发声。”蔡晓鹏的多年好友、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说道。
借着这次舆论势头，蔡晓鹏把他长久以来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梳理了出来。写《九号院往事》并非只是想证明他跟王岐山曾亲密共事，更是对80年代的决策民主的怀念。2012年年初的“红二代”聚会上，蔡晓鹏发现，一些人虽然对现状不满，但语言和逻辑不对。“他们总是说革命江山不能被败坏了之类的话，还是老子打天下那一套，而且，有些人说话还是红卫兵那一套，让我感觉非常不好。”蔡晓鹏说。
尽管看起来很享受目前这种被关注的状态，但他也并不希望自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80年代那个时候，发声都是对着中央直接来的，能够影响决策，有很多想法和思考，并且牵扯到政治前途的选择，现在不一样了，仅仅是对着大众隔空喊话。本来可以很安静地过日子，也就是发发声而已。我现在就想把企业做好。”蔡晓鹏说，等到发够10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打算冬眠。
发言之后
2014年12月19日，是蔡晓鹏64岁生日。若非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祝福，他早就忘了。《南风窗》记者来到他位于北京恒基大厦的会客室时，蔡晓鹏刚送走了北京消防总队少将级的政委，他“炮轰”的对象就包括这家单位。发言中，他称“在三里屯SOHO底商（底商，是指住宅的第一层、第二层）搞一个小浆果水吧连锁示范店，环保、消防、食品卫生三项许可证下来花了11个月，暗含红包10万”、“某区‘消防’人员以消防器材不合格为由，开口要罚款3万”、“将每年更新消防器材的业务包给消防人员指定企业”。
“他们态度很诚恳，先是核实事实，然后表示以后要改进工作。”蔡晓鹏说，客套话讲完之后，他也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原则：“一是对事不对人，我讲的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不是解决个案;二是，讲远不讲近，所举的例子都是以前发生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蔡晓鹏说道。
不过，并非所有发言中涉及的单位都有“资格”跟他亲身互动。被他点出“企业标准备案审核通常是书面审，北京卫生局又搞了毫无必要的由他们指定企业埋单的专家咨询组现场审，徒增企业负担。这批所谓专家，都是部门圈里机关人员，根本不懂水果干制品生产工艺和标准制订”之后，北京市卫计委派了一个处长跟他沟通，被蔡晓鹏支走了：“去跟我的厂长谈吧。”
底气之一来自扎实的证据。通知开会后，他就着手收集材料，让财务把有关单据都调出来，以备询问时查而有据，把亲历的事情条理化。准备了两三天之后，蔡晓鹏带着一厚摞资料上会，几乎指名道姓地痛陈自己办企业过程中遇到的吃拿卡要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行政审批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玩的“猫腻”，并且提出政风贪腐的制度根源应归结于公权过大、私权卑微的法统。
“这一次弄得动静挺大。”蔡晓鹏向沙发靠背一仰，因为侃侃而谈良久没有点燃的香烟氤氲缭绕。“《人民日报》都登了一幅漫画，尽管没有提我的名字。你看到了没有？”说着，蔡晓鹏开始查找手机里翻拍的照片。自“走红”之后，他就一直关注着舆论的动向，密集接受媒体采访，分析每一家报纸的报道视角。
“刚开始的时候，老蔡只是在朋友圈里发，后来才发到了网上。我们看了都觉得他讲得太好了。以他的经历，加上法律科班出身，说出的话就比一般人更到位。”蔡晓鹏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班同学马小琳说，“他不是简单的个人诉苦，而是诉说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和仓鼠猖獗的制度原因，别人都怕说出来之后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只有‘老蔡’很有勇气。而且，他也正好遇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估计还会应付一段时间，我重炮轰的是食药监局和延庆县，他们目前还没找我。”蔡晓鹏说。2009年，他公司的水果干制品企标已经质监部门审查批准国家备案。但是2013年6月，负责QS审查的食药监局检查组否定了质检批准文件，要求企业向新的食品标准管理机构卫生局重新申报干果企标。企业指派专人在一年中前后跑了48次，最后和经办人达成某种条件，才进入受理程序。把根本没有纳入国家各类食品农残检测，也没有检测方式和条件的成分，硬要企业列入产品指标，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月，卫生局才撤回增项要求。蔡晓鹏所列出的延庆县的问题，更是涉及财政补贴返点、冒领补助款、切走专项资金等多项内容。
蔡晓鹏也不是没有担心过被算后账。“以后我这个企业可能会上黑名单，无非就这么点事呗。”实际上，他已经做了撤退的准备，之所以敢公开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基地已经撤出了延庆县，剩下的一个工厂也准备转移。
压力不仅来自于被他点名的相关单位。生日当天一大早，蔡晓鹏就接到了农产商会会长的电话，示意他谨慎说话，原定的商会内部反腐倡廉座谈会也暂时取消。圈里对他的态度也出现了反差：出席有官方背景的活动，会餐时没有安排他的座位，有头有脸的民营企业老板们却纷纷来跟他合影。
“商会的会长是个好人，但他也有压力。”蔡晓鹏说，会长知道他在食药监审批方面遇到了一些坎儿，才让他准备文件，向上反映。但谁也没想到，会引起这么高的热度。
事实上，蔡晓鹏也很清楚，媒体给他加上的“王岐山前同事”头衔对发言稿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蔡晓鹏说：“估计其他涉及的单位也在观望，搞不清楚我是何方神圣。”
80年代参与改革
贴出了《国缺廉律，鼠辈猖獗》发言稿后，蔡晓鹏在他的博客里发了一篇文章，名为《九号院往事》。上世纪80年代，距中南海西门300米的西皇城根九号院，驻有由杜润生领衔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高改革智囊机构，引领农村改革。在改革的关口，开放的高层开始寻找更多的支持者，一大批民间的改革青年集结于杜润生麾下，其中就有蔡晓鹏。
1982年，蔡晓鹏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商业部办公厅法律处，主要工作是参与起草涉商经济法规。但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此。当时，改革的氛围浓厚，有识青年为政权出谋划策不仅仅是清谈，更有可能成为参与顶层设计的力量。
1982年，几个在团中央工作的好友到蔡晓鹏家聊天，说起团中央要发起社会调研活动的事，希望他找个选题，共同参与。一群人碰撞之后得出结论，不解决体制、产业结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等重大问题，不改变“大锅饭”的就业制度，劳动力充分就业就没有前提。“青年就业研究组”就此成立，由蔡晓鹏牵头，聚集了一批77、78级的才俊，有后来的农研中心联络室副主任卢迈、顾准之子高粱、现在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等人。“最多时有50多人。每周六、日和寒暑假，我们就在中央团校聚会神侃，自由务虚，海阔天空，通宵达旦。我对经济领域的基础认知，就是从与这批青年经济学者的神侃、碰撞中起步的。”蔡晓鹏说。 在“青年就业研究组”侃了几个月，大伙儿又不满足了，总觉得泛泛空议，难切中国改革的实践，何况团中央在改革决策中的分量比较轻。当时杜润生正在考虑“改革物价、开放城乡市场、取消统购统销”的大课题，曾叮嘱时任农研室联络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再组织一支类似“农村发展研究组”的编外课题组，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青年就业研究组”自然也就被纳入吸收对象，被改编为“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自此，蔡晓鹏和他的伙伴们就成为九号院的编外调研力量之一。
“那时候，王岐山负责跟我们接洽、协调。我们都是大晚上骑个自行车就到社科院讨论选题，再由王岐山报给杜老。组里很多成员都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大家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出去调研。”蔡晓鹏说，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分到部里肯定参与不了决策。但是九号院广泛吸收民间智库，一下子没有了门槛，让你参加农村改革的决策。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商业部才5个名额，局长都争不上名额。杜润生专门写条子来，让我参加。”说到那个开放时代下参与改革的激昂岁月，蔡晓鹏感慨万千。
然而，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曾经同在一个调研组的年轻人很快发生了命运分化。许多人被体改所、农发所等官方智囊机构收编，正式迈入体制。而蔡晓鹏则脱离政界，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实际上我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从商的。”蔡晓鹏说，出身于新四军家庭的他“连砍价都不会，怎么能做生意呢”？更何况当时办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1984年，农研室发展组的罗小朋向杜润生提议，应该发起两个公司，一个是为乡镇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实体企业，一个是面向农村提供金融投资服务的信托投资型企业，以利于打破城乡、工农、计划与市场的壁垒，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没想到才过了两三天，杜老就批了。由谁去呢？又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书生，说来说去就把我推了出来。”蔡晓鹏笑着回忆道。王岐山还来做他的工作：“老爷子都批了，这帮人多不争气，没人挑头不是把老爷子给闪了吗？看来只有你挑头。”
就这样，蔡晓鹏成立了中国乡镇开发总公司。
改革“病根”
那个年代开办企业要承担双重风险，稍不留神就会被“有罪推定”耗上。蔡晓鹏也一度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被关押，一年多后专案组才以“查无实据”将其无罪释放。“这既是我人生的重大拐点，也是对制度、法治改革深入思考的起点。”蔡晓鹏慨叹道。遭遇变故，也让他感到世态百相。出狱后，他打电话给同在一个调研组的何家成，对方冷淡回应：“你有什么事吗？”20多年后，这位故友在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任上落马。
上个世纪80年代共同谋动改革、指点江山的青年们如今几多浮沉，有人位高权重、有人猝然跌落、有人功成身退，而蔡晓鹏在被动远离了政治后，又以针砭时弊、为民营企业发声的方式“复出”。只是这一次，他的舞台不再是可以直达天听的青年精英场，而是能够直面社会公众的网络。
“从莫干山下来之后，我已经30年没有发声了。”蔡晓鹏说。尽管没有了发声的平台和机会，但他并未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或许正如曾任农研室市场流通部副主任的何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蔡晓鹏也无法摆脱这样的“病根”。尤其在2003年創办新企业之后，更是对现有法律结构下的公权、私权和社会权的失衡有了亲身体验。
十多年的经商，对于蔡晓鹏来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调研”，如同80年代他和有共同理想的伙伴们接着地气深入农村一样。
“当年，蔡晓鹏也是杜润生门下的弟子，那时候九号院里的氛围就是海天情怀，仰望整个法权结构，看到了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后来，蔡晓鹏长期经商，他对于底层的各种弊端有切肤之痛。市场经济要求讲规则、讲信用、讲法治，而中国的现实距此甚远。蔡晓鹏学法律出身，他就这些年来的切身感受直陈社会法治结构的弊端，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和改革诉求，并不令人意外。当然，这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有关，如果没有上层强力推动全面改革的呼唤，恐怕他也未见得愿意发声。”蔡晓鹏的多年好友、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说道。
借着这次舆论势头，蔡晓鹏把他长久以来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梳理了出来。写《九号院往事》并非只是想证明他跟王岐山曾亲密共事，更是对80年代的决策民主的怀念。2012年年初的“红二代”聚会上，蔡晓鹏发现，一些人虽然对现状不满，但语言和逻辑不对。“他们总是说革命江山不能被败坏了之类的话，还是老子打天下那一套，而且，有些人说话还是红卫兵那一套，让我感觉非常不好。”蔡晓鹏说。
尽管看起来很享受目前这种被关注的状态，但他也并不希望自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80年代那个时候，发声都是对着中央直接来的，能够影响决策，有很多想法和思考，并且牵扯到政治前途的选择，现在不一样了，仅仅是对着大众隔空喊话。本来可以很安静地过日子，也就是发发声而已。我现在就想把企业做好。”蔡晓鹏说，等到发够10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打算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