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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家、登山和‘不行贿’三个标签里，我选择了‘不行贿’。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的期盼，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万科企业文化的要点：简单、透明、规范、责任。就中国传统文化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要做到上述几点不容易。正是不容易，才值得去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许就是万科精神吧。”
2012年初，由哈佛亚洲中心主办的“亚洲企业伦理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我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家一起，探讨各自企业伦理的形成机制。与会的学者除了哈佛商学院、亚洲中心的教授们，也有杜维明教授这样的中国海峡两岸“新儒学”大师。按计划，这是我在哈佛参与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因为生病不能前来中国，就在家中通过视频发言，介绍中西传统哲学伦理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凯博文教授认为，道德经验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往往是从地方立场出发的，但地方立场需要收到伦理的评判，包括外部的审视，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经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道德生活与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伦理观念要求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追求有道德生活的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身处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会站出来批评或者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的事情，而不管形势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管这个选择会为自己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包围下，这常常会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对不道德的政策有意见公开场合却随大流附和。而当他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蒙受伤害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谴责自己错误效忠。
现场与会者围坐，四块液晶显示屏近距离与远隔重洋的凯博文对话，感觉十分亲切。现代社会高科技可以拉近人们的距离，也可让人们封闭自己，更加疏离，从而加速伦理的崩塌。古代社会伦理，更多体现为宗教、国家、家庭等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大量出现，成为社会肌体最重要的组成分子之一，其伦理形成、演变，深刻影响每一个人——企业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意义。
聆听大师，回望传统
第三学期开始，我选听了一门很特别的课程：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授课的是普鸣教授，这是哈佛大学第三受欢迎的课程，仅次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及计算机科学原理课程。在几年前第二次开这门课时，报名学生多达1000人，最后不得不把课堂移到哈佛最大的场馆：桑德斯剧场。
普鸣教授认为，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一样，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他希望通过中国哲学思想赋予美国人具体的、反直觉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理念，指引他们成为好人，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通过这堂课，美国学生越过东西方文化鸿沟，感受到人生观、价值观的震撼。我也深受震动——被国人看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和方法震动了。如果说，美国大众对东方中国还更多是隔洋猜想，甚至不乏贬义的揣测，美国精英阶层尤其学术精英则已经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系统的研究。不仅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很多其他美国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对亚洲文明持一种肯定、客观的研究态度。
我们中国人又是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世界的呢？不得不承认，我们缺乏客观、理性的精神。我们对先进国家固然有溢美，但更多是夜郎自大、忽视和丑化，在看待强邻日本时尤其如此。就说研究日本吧，往往是先入为主地持一种否定、蔑视的态度，保证政治正确，再来谈研究。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呢？反观日本学界则对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进行大量研究，卷帙浩繁，把主观情绪和政治纷争放一边，先研究透问题。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研究，不管是睦邻友好，还是敌对状态下，都做到“知己知彼”，显然是更有建设性，对本族更有利的。
我们甚至做不到平心静气地看自己。对中国文化，我们采取了“移民”的态度。一种是地理上的移民，移到国外去，逃离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生活环境。一种是学术上的移民，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拒绝研究，拒绝面对。不可否认过，和中国的环境现状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缺点，而我们的种种缺点、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又与环境、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想找到答案，找到出路，我们必须到传统中去找原因，找解答。如果对身处的环境和传统采取逃避和拒绝的态度，怎么可能看得清自己，看得清现在呢？
过于自傲和过于自卑，其实都是一种封闭的观念。我的看法是，关于自己，关于强大的邻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值得你认真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传统文化不是有益无益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没法儿摆脱它。这是身份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确定，好也罢，不好也罢，是不可能摆脱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一体化。过去，我的心态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世界，向西方学习。但到了哈佛后，我发现自己还需要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作为中国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是从这传统中来的，所以我选了普鸣的课，重新学习“庖丁解牛”这些看似习以为常、实际似懂非懂的东西。我还会继续补这一课，这是一个身份辨别的问题，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问题。
现在，我能够很心平气和地看中国问题，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状。在国内的时候，总是觉得改革力度不够，到了国外，心情反而很容易沉静下来，更清晰地思考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所经历的第一个100年——可能，还会需要第二个100年。
求知的修道院
来到哈佛第一年，神经是紧绷的。到了第二年，我终于可以略放松下来，仔细打量所在的这个求知的修道院。
在波士顿剑桥镇，我住在哈佛广场附近，从这里步行到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也只需要15分钟。关于这些图书馆，有许多动人的故事，让人可以窥探美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是波士顿的著名旅游景点。好奇心重的游客会停留在一座铜像前合影。铜像是坐姿，深处的左脚鞋面被游客摩挲得闪闪发亮。据说，这是美国摄影留念最多的四大雕像之一，与自由女神像、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和费城自由纪念馆前的富兰克林塑像齐名。
记得2003年访问哈佛时，我在一位来自上海的哈佛本科生陪同下，参观了燕京图书馆、学校专供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以及规模最大的韦德纳图书馆。指着韦德纳图书馆内犹如迷宫的层层书架深处，这位本科生略带自嘲和得意地说：“哈佛本科生毕业前必做三件事：一、裸奔一次；二、在韦德纳图书做爱一次；三、在哈佛那座铜像的脚面上撒泡尿，哈哈，当然是晚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参观哈佛的游客，还少不了要到“哈佛桥”看看。哈佛桥横跨查尔斯河，连接波士顿市和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就位于大桥的北岸。问题来了，为什么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前的大桥却以“哈佛”命名呢？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就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哈佛大学认为，哈佛对教育的功效卓越，提议该桥命名为哈佛桥。麻省理工学院分析了桥的结构后，认为不稳固，出于不愿‘蹚浑水’的想法，就同意了哈佛大学的提议。哈佛桥建成后才5年，由于交通量剧增，桥居然真的垮了。”
现在的哈佛桥是后来重新兴建的。当年兴建的哈佛桥不够坚固这是事实，但这位留学生所说的八卦却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对哈佛的调侃。
事实是，该桥建于1891年，而此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址还远在波士顿市的后湾区。25年之后的1916年，麻省理工学院才从后湾区迁址到现在的地方。为什么从波士顿迁到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会继续调侃“因为哈佛实在太糟糕了”——虽然是笑话，但对哈佛的微妙情绪却表现出两个美国名校的竞争姿态。
相对而言，哈佛的学生更为正统，有才华、有能力，出了许多政治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总统就出了8位。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汇聚了一批最聪明的人，创造了无数令人称奇的产品和设计。例如建筑方面，国防部五角大楼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作，即使其中一个角被袭击严重破损，其他四个角仍照常使用；成功登月的4位美国宇航员也全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哈佛城市规划学院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常征，选择的3位博士生导师中既有哈佛教授，也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名师。实际上，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对方学校注册，而不需增加学费，获得的学分也被各自学校承认。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颇类似中国名校北大和清华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也以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最多。而这两所美国顶级高校竞争合作的关系，也值得我们学习——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
站在当下 思索未来
2013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主任科尔比教授在哈佛商学院开设中国企业案例系列课，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作为案例之一。受教授邀请，我开设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自我更新”的讲座，讲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三个非政府组织故事。
故事一：1999年，由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万科王石作为发起人，创建了中国城市发展商网络联盟（简称：中城联盟），我为首任轮值主席，一任两年。2002年初任期满，许多会员建议我连任，因为新创建的民间商会组织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婉言拒绝，因为章程规定轮值主席只任一期不能连任，新任主席由原任主席推荐，理事成员表决通过。第二任、第三任主席分别为冯仑和胡葆森。之后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两年一期的新任轮值主席由将卸任的主席和已卸任的前主席共同推举，但要至少一半以上的理事会员通过方生效。既然是选举，至少两名候选人，但其中一名心知肚明，只是陪衬。不言而喻，每次都是大佬们推举的候选人当选，持续了六届。表面上是民主选举，没等大佬们推出新的候选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理事们自由报名参选的气氛，出现四名候选人，并在选前进行拉票游说。选情突变。“后大佬时代”的候选人实力比较平均，选举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大家认为实力较强、拜票工作比较到位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反而是更年轻、更具有服务意识的候选人获最多票数，当选中城联盟第七届主席。意识不到的选举结果，却令人高兴，因为中城联盟建设提高了一大步，但这一大步走了整整12年。一个商会组织如此，更何况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中国的民主道路漫漫，企业家从自己做起，任重道远。
故事二：2004年6月3日，刘晓光等67位来自内地、港澳台、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聚会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月亮湖，筹建阿拉善沙漠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简称：SEE）。当晚筹备会要通过协会章程并选举出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会长。晚上八点半开会，预计一个半小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对章程草稿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修改，很难达成统一意见。刘晓光提议：“是不是先原则上通过章程？如果章程不能通过，如何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什么叫原则性通过？”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质疑。来自内地的本土企业家很容易理解“原则性通过”的含义，赞成刘晓光的提议；但“海龟”和来自海外的企业家却不依不饶，坚决反对章程含含糊糊地“原则性通过”。会议陷入僵局。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不能统一的条款写到白板上，逐一表决通过或否定，待章程修改完成时已过了零点。接着，参会代表又对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的候选名单提出质疑：谁定的候选名单？能不能自己报名参选？是等额还是差额？会议再次失控，七嘴八舌中决定重新推举候选人。会议持续到半夜……
组织发起人当晚几乎一晚没睡。没想到辛辛苦苦设计的组织模式，就这么容易被推翻了，原有的公共生活方式遭到了挑战。但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却在乱哄哄的意见中寻找到共同语言——最基本的民主程序。正是这一晚上的会议奠定了SEE今后的文化基因。经多年成长，SEE成为公认最规范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多次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亦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沙漠生物多样性环保组织，SEE遵循“罗伯特议事规程”的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标杆，它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环保层面。 故事三：自2011年到哈佛访学，我便决定集中精力进修，不再参加国内企业家的社会活动。但2012年4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我做下一年的轮值主席时，我却应承了。
为什么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民营企业的个体成长，行业商会性质的组织也在成长，只是在政府的监管下，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成长得较为缓慢，较具影响力的有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阿拉善、欧美2005同学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但就广泛性和对企业家群体的号召力来说，都有局限性。2008年汶川大地震，8家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曾以“拉住孩子的手”的题目联手行动，帮助汶川灾后重建，行动有效率并较为成功，但之后的联手活动没有持续。要为跨行业的民营企业代言，上述非政府组织有局限性：中城联盟只局限房地产行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功成名就的小圈子，阿拉善局限于环保公益活动；2005欧美同学会把没有留学背景的企业家拒之门外……较为开放的、有10年历史并有条件来推动联合的是亚布力论坛，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过去7年轮值主席中有5位是北京的企业家；70位企业家理事成员中，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只有3位，显然参与活动的骨干成员偏重于北京和北方地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血缘、地缘关系，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其局限性多于发起人所在地区和学习工作背景。从学历背景上，亚布力论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博士生，且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背景，我调侃亚布力论坛的核心为“武大帮”。但第七届轮值主席由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来担任，却使论坛结构有了更合理的分布，改变了偏重北方企业家群的格局。
这一届亚布力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新局”，显示出企业家群体对国家大环境的强烈期许——论坛许多发言在后来都被很大范围传播，引起强烈共鸣。随之引发的讨论是，企业家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说话？想不到，这个讨论几乎持续了未来整整一年。
在轮值主席的开幕发言中，我所谈的主题是企业家的“自我更新”。
我跟企业家们说，就像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样，亚布力论坛也是一个聪明脑袋瓜聚集的地方。不过，聪明的脑袋瓜子也有迷茫的时候。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在差不多100年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洛克菲勒也曾面临同样的痛苦。他的做法是，用企业的成功和公益慈善来回应社会。许多年之后，洛克菲勒才赢得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形象，赢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今天我们也在走过同样的道路，企业家不要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我鼓励企业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教育成才，我更呼吁企业家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那是没有希望的。
我与企业家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那是四年前，我到金沙江漂流。我们对金沙江的印象都是水流湍急，但是后来会来到一段水面非常平静的河道。在平静的水流上，筏子漂得非常慢，我可以从容地看见，非常陡峭的两岸有一股一股的涓涓细水汇入金沙江。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滔滔江水就是由一股一股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有希望，需要我们每个人就像那涓涓细水，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我们汇集成的，就是那滔滔江水。
最后寄语：企业家阶层应该更多自省、自律、自我更新，还有自我保护。明天和未来就在肩上，请承担起我们的责任，面向未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的期盼，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万科企业文化的要点：简单、透明、规范、责任。就中国传统文化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要做到上述几点不容易。正是不容易，才值得去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许就是万科精神吧。”
2012年初，由哈佛亚洲中心主办的“亚洲企业伦理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我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家一起，探讨各自企业伦理的形成机制。与会的学者除了哈佛商学院、亚洲中心的教授们，也有杜维明教授这样的中国海峡两岸“新儒学”大师。按计划，这是我在哈佛参与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因为生病不能前来中国，就在家中通过视频发言，介绍中西传统哲学伦理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凯博文教授认为，道德经验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往往是从地方立场出发的，但地方立场需要收到伦理的评判，包括外部的审视，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经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道德生活与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伦理观念要求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追求有道德生活的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身处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会站出来批评或者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的事情，而不管形势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管这个选择会为自己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包围下，这常常会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对不道德的政策有意见公开场合却随大流附和。而当他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蒙受伤害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谴责自己错误效忠。
现场与会者围坐，四块液晶显示屏近距离与远隔重洋的凯博文对话，感觉十分亲切。现代社会高科技可以拉近人们的距离，也可让人们封闭自己，更加疏离，从而加速伦理的崩塌。古代社会伦理，更多体现为宗教、国家、家庭等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大量出现，成为社会肌体最重要的组成分子之一，其伦理形成、演变，深刻影响每一个人——企业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意义。
聆听大师，回望传统
第三学期开始，我选听了一门很特别的课程：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授课的是普鸣教授，这是哈佛大学第三受欢迎的课程，仅次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及计算机科学原理课程。在几年前第二次开这门课时，报名学生多达1000人，最后不得不把课堂移到哈佛最大的场馆：桑德斯剧场。
普鸣教授认为，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一样，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他希望通过中国哲学思想赋予美国人具体的、反直觉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理念，指引他们成为好人，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通过这堂课，美国学生越过东西方文化鸿沟，感受到人生观、价值观的震撼。我也深受震动——被国人看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和方法震动了。如果说，美国大众对东方中国还更多是隔洋猜想，甚至不乏贬义的揣测，美国精英阶层尤其学术精英则已经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系统的研究。不仅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很多其他美国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对亚洲文明持一种肯定、客观的研究态度。
我们中国人又是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世界的呢？不得不承认，我们缺乏客观、理性的精神。我们对先进国家固然有溢美，但更多是夜郎自大、忽视和丑化，在看待强邻日本时尤其如此。就说研究日本吧，往往是先入为主地持一种否定、蔑视的态度，保证政治正确，再来谈研究。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呢？反观日本学界则对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进行大量研究，卷帙浩繁，把主观情绪和政治纷争放一边，先研究透问题。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研究，不管是睦邻友好，还是敌对状态下，都做到“知己知彼”，显然是更有建设性，对本族更有利的。
我们甚至做不到平心静气地看自己。对中国文化，我们采取了“移民”的态度。一种是地理上的移民，移到国外去，逃离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生活环境。一种是学术上的移民，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拒绝研究，拒绝面对。不可否认过，和中国的环境现状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缺点，而我们的种种缺点、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又与环境、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想找到答案，找到出路，我们必须到传统中去找原因，找解答。如果对身处的环境和传统采取逃避和拒绝的态度，怎么可能看得清自己，看得清现在呢？
过于自傲和过于自卑，其实都是一种封闭的观念。我的看法是，关于自己，关于强大的邻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值得你认真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传统文化不是有益无益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没法儿摆脱它。这是身份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确定，好也罢，不好也罢，是不可能摆脱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一体化。过去，我的心态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世界，向西方学习。但到了哈佛后，我发现自己还需要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作为中国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是从这传统中来的，所以我选了普鸣的课，重新学习“庖丁解牛”这些看似习以为常、实际似懂非懂的东西。我还会继续补这一课，这是一个身份辨别的问题，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问题。
现在，我能够很心平气和地看中国问题，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状。在国内的时候，总是觉得改革力度不够，到了国外，心情反而很容易沉静下来，更清晰地思考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所经历的第一个100年——可能，还会需要第二个100年。
求知的修道院
来到哈佛第一年，神经是紧绷的。到了第二年，我终于可以略放松下来，仔细打量所在的这个求知的修道院。
在波士顿剑桥镇，我住在哈佛广场附近，从这里步行到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也只需要15分钟。关于这些图书馆，有许多动人的故事，让人可以窥探美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是波士顿的著名旅游景点。好奇心重的游客会停留在一座铜像前合影。铜像是坐姿，深处的左脚鞋面被游客摩挲得闪闪发亮。据说，这是美国摄影留念最多的四大雕像之一，与自由女神像、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和费城自由纪念馆前的富兰克林塑像齐名。
记得2003年访问哈佛时，我在一位来自上海的哈佛本科生陪同下，参观了燕京图书馆、学校专供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以及规模最大的韦德纳图书馆。指着韦德纳图书馆内犹如迷宫的层层书架深处，这位本科生略带自嘲和得意地说：“哈佛本科生毕业前必做三件事：一、裸奔一次；二、在韦德纳图书做爱一次；三、在哈佛那座铜像的脚面上撒泡尿，哈哈，当然是晚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参观哈佛的游客，还少不了要到“哈佛桥”看看。哈佛桥横跨查尔斯河，连接波士顿市和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就位于大桥的北岸。问题来了，为什么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前的大桥却以“哈佛”命名呢？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就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哈佛大学认为，哈佛对教育的功效卓越，提议该桥命名为哈佛桥。麻省理工学院分析了桥的结构后，认为不稳固，出于不愿‘蹚浑水’的想法，就同意了哈佛大学的提议。哈佛桥建成后才5年，由于交通量剧增，桥居然真的垮了。”
现在的哈佛桥是后来重新兴建的。当年兴建的哈佛桥不够坚固这是事实，但这位留学生所说的八卦却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对哈佛的调侃。
事实是，该桥建于1891年，而此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址还远在波士顿市的后湾区。25年之后的1916年，麻省理工学院才从后湾区迁址到现在的地方。为什么从波士顿迁到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会继续调侃“因为哈佛实在太糟糕了”——虽然是笑话，但对哈佛的微妙情绪却表现出两个美国名校的竞争姿态。
相对而言，哈佛的学生更为正统，有才华、有能力，出了许多政治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总统就出了8位。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汇聚了一批最聪明的人，创造了无数令人称奇的产品和设计。例如建筑方面，国防部五角大楼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作，即使其中一个角被袭击严重破损，其他四个角仍照常使用；成功登月的4位美国宇航员也全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哈佛城市规划学院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常征，选择的3位博士生导师中既有哈佛教授，也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名师。实际上，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对方学校注册，而不需增加学费，获得的学分也被各自学校承认。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颇类似中国名校北大和清华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也以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最多。而这两所美国顶级高校竞争合作的关系，也值得我们学习——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
站在当下 思索未来
2013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主任科尔比教授在哈佛商学院开设中国企业案例系列课，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作为案例之一。受教授邀请，我开设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自我更新”的讲座，讲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三个非政府组织故事。
故事一：1999年，由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万科王石作为发起人，创建了中国城市发展商网络联盟（简称：中城联盟），我为首任轮值主席，一任两年。2002年初任期满，许多会员建议我连任，因为新创建的民间商会组织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婉言拒绝，因为章程规定轮值主席只任一期不能连任，新任主席由原任主席推荐，理事成员表决通过。第二任、第三任主席分别为冯仑和胡葆森。之后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两年一期的新任轮值主席由将卸任的主席和已卸任的前主席共同推举，但要至少一半以上的理事会员通过方生效。既然是选举，至少两名候选人，但其中一名心知肚明，只是陪衬。不言而喻，每次都是大佬们推举的候选人当选，持续了六届。表面上是民主选举，没等大佬们推出新的候选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理事们自由报名参选的气氛，出现四名候选人，并在选前进行拉票游说。选情突变。“后大佬时代”的候选人实力比较平均，选举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大家认为实力较强、拜票工作比较到位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反而是更年轻、更具有服务意识的候选人获最多票数，当选中城联盟第七届主席。意识不到的选举结果，却令人高兴，因为中城联盟建设提高了一大步，但这一大步走了整整12年。一个商会组织如此，更何况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中国的民主道路漫漫，企业家从自己做起，任重道远。
故事二：2004年6月3日，刘晓光等67位来自内地、港澳台、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聚会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月亮湖，筹建阿拉善沙漠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简称：SEE）。当晚筹备会要通过协会章程并选举出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会长。晚上八点半开会，预计一个半小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对章程草稿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修改，很难达成统一意见。刘晓光提议：“是不是先原则上通过章程？如果章程不能通过，如何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什么叫原则性通过？”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质疑。来自内地的本土企业家很容易理解“原则性通过”的含义，赞成刘晓光的提议；但“海龟”和来自海外的企业家却不依不饶，坚决反对章程含含糊糊地“原则性通过”。会议陷入僵局。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不能统一的条款写到白板上，逐一表决通过或否定，待章程修改完成时已过了零点。接着，参会代表又对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的候选名单提出质疑：谁定的候选名单？能不能自己报名参选？是等额还是差额？会议再次失控，七嘴八舌中决定重新推举候选人。会议持续到半夜……
组织发起人当晚几乎一晚没睡。没想到辛辛苦苦设计的组织模式，就这么容易被推翻了，原有的公共生活方式遭到了挑战。但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却在乱哄哄的意见中寻找到共同语言——最基本的民主程序。正是这一晚上的会议奠定了SEE今后的文化基因。经多年成长，SEE成为公认最规范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多次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亦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沙漠生物多样性环保组织，SEE遵循“罗伯特议事规程”的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标杆，它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环保层面。 故事三：自2011年到哈佛访学，我便决定集中精力进修，不再参加国内企业家的社会活动。但2012年4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我做下一年的轮值主席时，我却应承了。
为什么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民营企业的个体成长，行业商会性质的组织也在成长，只是在政府的监管下，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成长得较为缓慢，较具影响力的有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阿拉善、欧美2005同学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但就广泛性和对企业家群体的号召力来说，都有局限性。2008年汶川大地震，8家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曾以“拉住孩子的手”的题目联手行动，帮助汶川灾后重建，行动有效率并较为成功，但之后的联手活动没有持续。要为跨行业的民营企业代言，上述非政府组织有局限性：中城联盟只局限房地产行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功成名就的小圈子，阿拉善局限于环保公益活动；2005欧美同学会把没有留学背景的企业家拒之门外……较为开放的、有10年历史并有条件来推动联合的是亚布力论坛，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过去7年轮值主席中有5位是北京的企业家；70位企业家理事成员中，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只有3位，显然参与活动的骨干成员偏重于北京和北方地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血缘、地缘关系，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其局限性多于发起人所在地区和学习工作背景。从学历背景上，亚布力论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博士生，且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背景，我调侃亚布力论坛的核心为“武大帮”。但第七届轮值主席由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来担任，却使论坛结构有了更合理的分布，改变了偏重北方企业家群的格局。
这一届亚布力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新局”，显示出企业家群体对国家大环境的强烈期许——论坛许多发言在后来都被很大范围传播，引起强烈共鸣。随之引发的讨论是，企业家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说话？想不到，这个讨论几乎持续了未来整整一年。
在轮值主席的开幕发言中，我所谈的主题是企业家的“自我更新”。
我跟企业家们说，就像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样，亚布力论坛也是一个聪明脑袋瓜聚集的地方。不过，聪明的脑袋瓜子也有迷茫的时候。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在差不多100年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洛克菲勒也曾面临同样的痛苦。他的做法是，用企业的成功和公益慈善来回应社会。许多年之后，洛克菲勒才赢得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形象，赢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今天我们也在走过同样的道路，企业家不要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我鼓励企业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教育成才，我更呼吁企业家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那是没有希望的。
我与企业家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那是四年前，我到金沙江漂流。我们对金沙江的印象都是水流湍急，但是后来会来到一段水面非常平静的河道。在平静的水流上，筏子漂得非常慢，我可以从容地看见，非常陡峭的两岸有一股一股的涓涓细水汇入金沙江。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滔滔江水就是由一股一股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有希望，需要我们每个人就像那涓涓细水，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我们汇集成的，就是那滔滔江水。
最后寄语：企业家阶层应该更多自省、自律、自我更新，还有自我保护。明天和未来就在肩上，请承担起我们的责任，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