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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哪位人物的故事让你感到最兴奋，或者哪位的手艺让你感到最震惊？
绿妖：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各有各的魅力。
我采访铜器组的王有亮师傅的时候，他就讲他的师傅。我发现这些老师傅的上一代的师傅，就是老先生吧，都有一个特点——淡然。因为是建国后第一批进入文物修复组工作的，他们当时经手的都是一级文物，全是国宝。但是身为他们的徒弟，很多时候师傅没有告诉你我修过什么，有的徒弟是从别的师傅那儿知道自己的师傅修过哪个可了不起了，有的时候也从自己师傅那儿听到过一言半语。这些都可以感觉到老先生们很淡然。
问：老师傅们修复时是在非常认真仔细地打磨，不知道二位在创作自己作品的时候，分别都有过多少遍的打磨？
萧寒：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拍这个片子我们等待了五年，才被允许进入故宫。如果没有故宫博物院90周年大庆的机缘，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可惜的是给我拍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拍了4个月，100多天，如果能让我拍一年，拍那个小院的春夏秋冬，春天的颜色、冬天的颜色，夏天结杏了，秋天结柿子了……就非常非常棒。这些人物一年当中做的事，就能拍得更完整。有些事其实开始拍的时候已经晚了，比如王津老师修的那个钟，“乡村音乐水法钟”，我进去的时候已经4个月了，他总共修了8个月，我从第4个月开始拍到他修好，我沒有拍到之前那4个月。其实他刚见到这个钟的时候就是一堆齿轮、一千多个零件散在那儿，全是一堆齿轮，你很难想象那个齿轮最后变成水流动、小鸡可以啄米的景象。
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一个作品，我们心里很没底的，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受宠若惊。
问：传统工匠的手艺在后工业时代似乎不可避免会没落，能怎么抵抗吗？
萧寒：我想呈现的不是手艺，电影版很大的一个改变是更少地去讲修文物这个技艺和文物本身，更多是呈现人物的生命状态。
一部片子、一本书，它最朴素、最直接、最好的一个价值是让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
问：对于匠人，除了在文艺作品中看，或只是一个和我们无关的、纯属欣赏的故事外，还有没有把它发扬传承下去的可能？
绿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产业问题。很多人喜欢修复师的工作状态，但是你问他愿不愿意从事这一行，他可能会犹豫。我们都看到了修复师们的状态，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从何而来，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下子很喧嚣的节奏进入一个很沉静的节奏，你可能觉得我不适合、不适应、会闷，收入也并不高。
匠人经过长期基本功的训练，长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之后，智慧手上开悟，我觉得他们是接触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侯孝贤导演拍的《台北故宫》的纪录片里的一句话，“技艺是人在宇宙间为自己找到的位置”，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所在，我非常羡慕那样的面容。
采访漆器组的闵俊嵘时，我说这个工作到底给了你什么？他犹豫了很久，他说刚毕业的时候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老师说故宫不错，你去吧。当他在故宫做这份工作做到第12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知道了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我觉得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你有定力来对抗外面的这种喧嚣，你不会向外寻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不要真的做一个匠人可能还在其次，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安身立命的那个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实习生李一丁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6年底，《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成电影火热上映，又出版了同名的书。
由纪录片和电影的导演萧寒主编、绿妖撰写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从浩如烟波的采访资料中“搓”出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十万字。绿妖说：“由暑热难耐的伏天写到寒冬将至，时常感到我也在搓着一张看不见的命纸，在枯燥而平静的手感中一点点接近手艺人的世界。”
2016年12月27日，《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的读者见面会于西单大悦城单向空间书店举行。
绿妖：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各有各的魅力。
我采访铜器组的王有亮师傅的时候，他就讲他的师傅。我发现这些老师傅的上一代的师傅，就是老先生吧，都有一个特点——淡然。因为是建国后第一批进入文物修复组工作的，他们当时经手的都是一级文物，全是国宝。但是身为他们的徒弟，很多时候师傅没有告诉你我修过什么，有的徒弟是从别的师傅那儿知道自己的师傅修过哪个可了不起了，有的时候也从自己师傅那儿听到过一言半语。这些都可以感觉到老先生们很淡然。
问：老师傅们修复时是在非常认真仔细地打磨，不知道二位在创作自己作品的时候，分别都有过多少遍的打磨？
萧寒：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拍这个片子我们等待了五年，才被允许进入故宫。如果没有故宫博物院90周年大庆的机缘，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可惜的是给我拍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拍了4个月，100多天，如果能让我拍一年，拍那个小院的春夏秋冬，春天的颜色、冬天的颜色，夏天结杏了，秋天结柿子了……就非常非常棒。这些人物一年当中做的事，就能拍得更完整。有些事其实开始拍的时候已经晚了，比如王津老师修的那个钟，“乡村音乐水法钟”，我进去的时候已经4个月了，他总共修了8个月，我从第4个月开始拍到他修好，我沒有拍到之前那4个月。其实他刚见到这个钟的时候就是一堆齿轮、一千多个零件散在那儿，全是一堆齿轮，你很难想象那个齿轮最后变成水流动、小鸡可以啄米的景象。
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一个作品，我们心里很没底的，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受宠若惊。
问：传统工匠的手艺在后工业时代似乎不可避免会没落，能怎么抵抗吗？
萧寒：我想呈现的不是手艺，电影版很大的一个改变是更少地去讲修文物这个技艺和文物本身，更多是呈现人物的生命状态。
一部片子、一本书，它最朴素、最直接、最好的一个价值是让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
问：对于匠人，除了在文艺作品中看，或只是一个和我们无关的、纯属欣赏的故事外，还有没有把它发扬传承下去的可能？
绿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产业问题。很多人喜欢修复师的工作状态，但是你问他愿不愿意从事这一行，他可能会犹豫。我们都看到了修复师们的状态，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从何而来，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下子很喧嚣的节奏进入一个很沉静的节奏，你可能觉得我不适合、不适应、会闷，收入也并不高。
匠人经过长期基本功的训练，长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之后，智慧手上开悟，我觉得他们是接触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侯孝贤导演拍的《台北故宫》的纪录片里的一句话，“技艺是人在宇宙间为自己找到的位置”，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所在，我非常羡慕那样的面容。
采访漆器组的闵俊嵘时，我说这个工作到底给了你什么？他犹豫了很久，他说刚毕业的时候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老师说故宫不错，你去吧。当他在故宫做这份工作做到第12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知道了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我觉得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你有定力来对抗外面的这种喧嚣，你不会向外寻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不要真的做一个匠人可能还在其次，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安身立命的那个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实习生李一丁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6年底，《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成电影火热上映，又出版了同名的书。
由纪录片和电影的导演萧寒主编、绿妖撰写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从浩如烟波的采访资料中“搓”出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十万字。绿妖说：“由暑热难耐的伏天写到寒冬将至，时常感到我也在搓着一张看不见的命纸，在枯燥而平静的手感中一点点接近手艺人的世界。”
2016年12月27日，《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的读者见面会于西单大悦城单向空间书店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