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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新一代乡村歌手吉米·韦恩横空出世,首张个人专辑中就有两首歌曲荣登美国10大金曲排行榜。2008年,韦恩推出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中一首“你现在相信我”荣登美国10大金曲排行榜榜首。韦恩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从失败到成功,韦恩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里程。他的成功与一个人的帮助密不可分,那就是比衣·科斯特纳太太。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寻觅,想找一份能挣钱的零工。我走进一家小型木工场,看到一个老人正挥舞着锯子。“先生,”我小声问道,“这里有我能干的活吗?”
老人转过身,看了看我——一个16岁的逃学少年,长长的头发披到了肩膀,胳膊上刺满了文身。“你问问老板吧。”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老太太,回答道。
“孩子,”老太太对我说,“你看上去年纪还小,如果在这里工作,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好吧,谢谢。”我转身准备离开。“等等!”她忽然叫住我,“你会割草吗?”我急忙点点头。她微笑着说:“那你下午4点左右过来吧。”
下午4点钟,我准时报到,将割草机推到他们房子附近的草坪上,卖力工作起来。草割到一半,我注意到有个人站在不远处篱笆旁的苹果树下,朝这边张望。没错,就是那位老太太。等我割完草,她走过来对我说:“一口气干这么久,你一定又饥又渴。”说着,她递给我一瓶可乐和一个甜甜圈,还付给我几美元。
此后,每两个星期我都期待着去割那块草坪,期待着科斯特纳太太站在苹果树下等我,手中拿着一瓶可乐和一个甜甜圈。那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拥有可以期待的事情。
从小到大,我从不奢望明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妈妈再婚后,继父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毒品。我唯一能吃到的就是学校的免费午餐,到了周末,就只能饿肚子。虽然我从不惹麻烦,但还是经常遭到继父的毒打。从他那里,我学会了闭嘴,学会了装作若无其事。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斥着无尽的伤痛,这种伤痛甚至比饿肚子更不堪忍受。
12岁那年,我开始在纸上写一些类似小诗的东西。我将孤独变成文字,并且小心翼翼地藏着,不让任何人看到。很长一段时间,我流浪于孤儿院和收养孤儿的家庭之间,后来终于被送回妈妈那里。然而,在我16岁那年,妈妈给我留了张纸条,说我再也不能和她呆在一起了。我找到一辆废弃的拖车住了进去,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旧睡袋。我开始到处找零工挣钱。直到遇上科斯特纳夫妇,我才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天,像往常一样,科斯特纳太太手拿一杯可乐和一个甜甜圈,站在苹果树下等我。看着我吃完后,她对我说:“吉米,我们有一个空房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住进去。”“太好了!”我兴奋地回答,“我这就去搬东西。”当我拎着装有我所有物品的4个小包准备进屋时,科斯特纳先生拦住了我:“吉米,如果你想住在我的房子里,有两件事你必须要做:第一,和我们一起去教堂;第二,去理个发。”
在科斯特纳夫妇的照顾下,我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一直偷偷坚持写诗。经常去教堂对我写诗很有帮助,它让我学会了关注生活,思考人生。科斯特纳太太还介绍我去她朋友那里干活。每次,科斯特纳太太都会亲自开车送我过去。“等他干完活,记得给他一瓶可口可乐。”科斯特纳太太每次都会叮嘱她的朋友,“我待会儿开车来接他回去。”
在科斯特纳夫妇的资助下,我重新回到了学校。我感觉自己终于站在了坚实的地面上,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可是,不幸突然降临——科斯特纳先生被查出了癌症,很快便撒手人寰。我以为科斯特纳太太一定会让我离开,不再管我了。她却对我说:“吉米,我相信你被送到我们身边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希望你留下来。”
在我上12年级那年,一名囚犯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告诫我们远离犯罪。他带来了一把吉他,给我们演唱了不少乡村歌曲。“音乐让我说出了一些我从没说出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那种感觉或许就跟我写诗一样!我回到家,告诉了科斯特纳太太有关囚犯和音乐的故事,并且,我第一次跟她谈起了我的诗。“你应该去买一把吉他。”科斯特纳太太建议说。从此,我便一边刻苦学习如何演奏吉他,一边继续写我的抒情诗。
“什么时候可以为我演唱你的歌呢?”科斯特纳太太经常这样问我。终于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演唱了我的第一首歌。我用歌声讲述了我曾经的迷失和孤单,告诉人们这世上仍然存在真爱。当我演唱完毕,科斯特纳太太将我拉到近前,把我紧紧拥在怀里。她流着泪对我说:“你一定要继续你的音乐事业,吉米·韦恩,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歌手。”
此后,我创作了很多歌曲,每首歌都最先唱给科斯特纳太太听。不久,我开始在野餐会和小镇上的一些公众聚会中演出。虽然毕业之后,我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有了自己的住处,但我和科斯特纳太太依旧情同母子。她没有缺席过我的一场演出。只要听说我有演出,她就会打电话让我开车去接她。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就像以前她送我去她朋友家修割草坪一样。
科斯特纳太太最后一次来看我的演出是在一个中学的庆典上。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最前排。唱完几首歌后,我走近麦克风。“我希望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我说,“就是坐在最前排的那位,比衣·科斯特纳太太。”我向大家讲述了我的过去。我告诉孩子们,在科斯特纳夫妇收留我之前,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我哽咽着说:“如果没有这位女士,今天我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科斯特纳太太眼里闪着泪光,脸上洋溢着由衷的自豪之色。
演出结束后,我送科斯特纳太太回家。我对她说,再过几天,我会接她去看另一场演出。“再见,吉米。”她回答道。她的语气很特别,甚至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安。“好的,再见,科斯特纳太太。”我说。“再见,吉米,再见。”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她不停地挥手,直到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科斯特纳太太因中风被送进了医院。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一个月之后,她静静地走了。
我多么希望她还活着,能看到我得到唱片合同,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知道她一定会非常自豪的。可以说,是科斯特纳太太给了我成功的翅膀。她是对的,我被送到他们夫妇身边确实是有原因的。他们给予我每个孩子所能得到的爱、关心以及通往成功的道路。每当我喝着可乐、吃着甜甜圈或是看到一棵苹果树时,我便会忍不住想起他们。我要感谢上帝,把我带到了他们身边,让他们走进了我的生命。
冯国伟摘自《海外文摘》
编辑/刘杨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寻觅,想找一份能挣钱的零工。我走进一家小型木工场,看到一个老人正挥舞着锯子。“先生,”我小声问道,“这里有我能干的活吗?”
老人转过身,看了看我——一个16岁的逃学少年,长长的头发披到了肩膀,胳膊上刺满了文身。“你问问老板吧。”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老太太,回答道。
“孩子,”老太太对我说,“你看上去年纪还小,如果在这里工作,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好吧,谢谢。”我转身准备离开。“等等!”她忽然叫住我,“你会割草吗?”我急忙点点头。她微笑着说:“那你下午4点左右过来吧。”
下午4点钟,我准时报到,将割草机推到他们房子附近的草坪上,卖力工作起来。草割到一半,我注意到有个人站在不远处篱笆旁的苹果树下,朝这边张望。没错,就是那位老太太。等我割完草,她走过来对我说:“一口气干这么久,你一定又饥又渴。”说着,她递给我一瓶可乐和一个甜甜圈,还付给我几美元。
此后,每两个星期我都期待着去割那块草坪,期待着科斯特纳太太站在苹果树下等我,手中拿着一瓶可乐和一个甜甜圈。那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拥有可以期待的事情。
从小到大,我从不奢望明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妈妈再婚后,继父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毒品。我唯一能吃到的就是学校的免费午餐,到了周末,就只能饿肚子。虽然我从不惹麻烦,但还是经常遭到继父的毒打。从他那里,我学会了闭嘴,学会了装作若无其事。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斥着无尽的伤痛,这种伤痛甚至比饿肚子更不堪忍受。
12岁那年,我开始在纸上写一些类似小诗的东西。我将孤独变成文字,并且小心翼翼地藏着,不让任何人看到。很长一段时间,我流浪于孤儿院和收养孤儿的家庭之间,后来终于被送回妈妈那里。然而,在我16岁那年,妈妈给我留了张纸条,说我再也不能和她呆在一起了。我找到一辆废弃的拖车住了进去,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旧睡袋。我开始到处找零工挣钱。直到遇上科斯特纳夫妇,我才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天,像往常一样,科斯特纳太太手拿一杯可乐和一个甜甜圈,站在苹果树下等我。看着我吃完后,她对我说:“吉米,我们有一个空房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住进去。”“太好了!”我兴奋地回答,“我这就去搬东西。”当我拎着装有我所有物品的4个小包准备进屋时,科斯特纳先生拦住了我:“吉米,如果你想住在我的房子里,有两件事你必须要做:第一,和我们一起去教堂;第二,去理个发。”
在科斯特纳夫妇的照顾下,我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一直偷偷坚持写诗。经常去教堂对我写诗很有帮助,它让我学会了关注生活,思考人生。科斯特纳太太还介绍我去她朋友那里干活。每次,科斯特纳太太都会亲自开车送我过去。“等他干完活,记得给他一瓶可口可乐。”科斯特纳太太每次都会叮嘱她的朋友,“我待会儿开车来接他回去。”
在科斯特纳夫妇的资助下,我重新回到了学校。我感觉自己终于站在了坚实的地面上,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可是,不幸突然降临——科斯特纳先生被查出了癌症,很快便撒手人寰。我以为科斯特纳太太一定会让我离开,不再管我了。她却对我说:“吉米,我相信你被送到我们身边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希望你留下来。”
在我上12年级那年,一名囚犯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告诫我们远离犯罪。他带来了一把吉他,给我们演唱了不少乡村歌曲。“音乐让我说出了一些我从没说出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那种感觉或许就跟我写诗一样!我回到家,告诉了科斯特纳太太有关囚犯和音乐的故事,并且,我第一次跟她谈起了我的诗。“你应该去买一把吉他。”科斯特纳太太建议说。从此,我便一边刻苦学习如何演奏吉他,一边继续写我的抒情诗。
“什么时候可以为我演唱你的歌呢?”科斯特纳太太经常这样问我。终于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演唱了我的第一首歌。我用歌声讲述了我曾经的迷失和孤单,告诉人们这世上仍然存在真爱。当我演唱完毕,科斯特纳太太将我拉到近前,把我紧紧拥在怀里。她流着泪对我说:“你一定要继续你的音乐事业,吉米·韦恩,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歌手。”
此后,我创作了很多歌曲,每首歌都最先唱给科斯特纳太太听。不久,我开始在野餐会和小镇上的一些公众聚会中演出。虽然毕业之后,我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有了自己的住处,但我和科斯特纳太太依旧情同母子。她没有缺席过我的一场演出。只要听说我有演出,她就会打电话让我开车去接她。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就像以前她送我去她朋友家修割草坪一样。
科斯特纳太太最后一次来看我的演出是在一个中学的庆典上。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最前排。唱完几首歌后,我走近麦克风。“我希望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我说,“就是坐在最前排的那位,比衣·科斯特纳太太。”我向大家讲述了我的过去。我告诉孩子们,在科斯特纳夫妇收留我之前,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我哽咽着说:“如果没有这位女士,今天我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科斯特纳太太眼里闪着泪光,脸上洋溢着由衷的自豪之色。
演出结束后,我送科斯特纳太太回家。我对她说,再过几天,我会接她去看另一场演出。“再见,吉米。”她回答道。她的语气很特别,甚至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安。“好的,再见,科斯特纳太太。”我说。“再见,吉米,再见。”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她不停地挥手,直到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科斯特纳太太因中风被送进了医院。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一个月之后,她静静地走了。
我多么希望她还活着,能看到我得到唱片合同,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知道她一定会非常自豪的。可以说,是科斯特纳太太给了我成功的翅膀。她是对的,我被送到他们夫妇身边确实是有原因的。他们给予我每个孩子所能得到的爱、关心以及通往成功的道路。每当我喝着可乐、吃着甜甜圈或是看到一棵苹果树时,我便会忍不住想起他们。我要感谢上帝,把我带到了他们身边,让他们走进了我的生命。
冯国伟摘自《海外文摘》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