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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贫富差距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现实，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与经济的发展往往产生互动作用。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提升、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轨道，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经济总量也有了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一面是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一面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停滞不前；一面是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的豪门酒宴，一面是为筹措子女学费而唉声叹气的伤心父母；一面是因股票上市而催生的千万、亿万富翁，一面是为区区几百元工资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打工仔；一面是为追求生活质量而一掷千金的的都市新贵，一面是为温饱而终日奔波的下岗职工。尽管经济的增长使我国居民收入有了整体的提高，但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还会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继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速度。
一、 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
就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而言，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与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着东南高、中西低的不平衡态势。由于东南沿海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及八十年代的政策倾斜，这些地区率先发起了“蓝色经济冲击波”，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及经济贡献率都高居全国之首，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经济带，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当代人们戏称的“孔雀东南飞”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人力资源的自然流动。据2003年最新统计，我国人均GDP是1087美元，而上海浦东地区人均GDP却高达近7000美元。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前十名城市中东南沿海地区就占七成，区域收入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呈不断扩大之势，这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加大。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化”特征，城乡差别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当时，城里人的吃、穿、用、住都由国家计划分配，生活的差异和心理的优越使得农民产生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可能就是一张城市户口。但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首先调整了农业产业政策，使得这种城乡差别有所缓解，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就已降低至历史最低点，为1.8∶1。1990年以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各种农业政策的不配套，这种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收入比扩大至2.90∶1，2002年又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更是扩大到3.23∶1。
(三)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37，且两个数字都有进一步扩大趋向。这说明我国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受到了“公平”这一问题的困扰。在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已出现了年收入上百万甚至千万的富人阶层和一大批中产阶层。这些人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重极小，但却掌握了财富总量的绝大部分，使得我国贫富分化的矛盾进一步凸现。
二、收入差距的成因
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需要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寻找答案。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转型，这使得我国的收入差距成因有其独特性。
(一)经济基础差异形成了区域不平衡发展。我国地大物博，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呈明显的区域分布。东部地势平缓，河流纵横，临近海域，交通便利，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且工业设施完备，经济基础雄厚，技术水平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注入，有着较高的经济起点。而中、西部地区虽然矿产资源较丰富，但在交通、技术、人力等方面却无法与东部相比，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
(二)“二元化”管理导致城乡差别明显。从建国至今，我国一直采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界限泾渭分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与城市良好的人力、技术、经济基础相比，我国广大农村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近几年国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没有及时跟进，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不够，造成了城乡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均等，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别迅速拉大。相比于城市工业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落后的农村经济已明显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具体表现在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正迅速下滑，广大农民已跌入收入的最底层，这种收入两极分化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势必会拖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国家政策影响收入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受惠的首先是一些东南沿海城市，这些地区发展起点早，经济环境好，各种优惠措施到位，使其经济腾飞有了较好的政策基础，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另外，由于国家对于一些特殊行业(如电信、航空、电力等)提供政策保护，实行垄断经营，形成这些部门、行业的高额利润，相应其职工平均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这种由政策影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丝不和谐因素。
(四)税收体系不健全拉大收入差距。虽然我国经历了历次税法改革，但税收体制还明显存在着制度缺陷。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和奢侈性消费没有建立有效的税收调节机制，形成了富者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率较低，反而是工薪阶层对国家税收贡献率较高的畸形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普通百姓收入来源渠道少，透明程度较高。而一些高收入者隐性收入较多，而且还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方式偷税漏税，形成了巨大的税收漏洞。轰动全国的“刘晓庆偷漏税案”就是最好的说明。挣得多，交得少；挣得少，却要交。这种不合理税收拉大了贫富差距，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也暴露了我国税收体制的一些弊端。
(五)知识经济彰显收入效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知识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创造力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知识创造财富的典范。在我国，知识对收入的影响作用也日渐显现。涌现出一批收入与教育程度成正比的高知富翁。北京中关村成为百万富翁的“摇篮”成就了知识创造财富的又一神话。海归派、博士、硕士、MBA一年收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已不是什么梦想。他们已处于“收入金字塔”的最顶端，也对知识即是财富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教育做为他们成就富翁之梦的又一选择。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导向，但也客观上形成了高素质人群与低层次群体巨大的收入落差。
(六)特殊群体演绎收入神话。由于人天资、禀赋的不同，以及生长环境和培养方式的差异，使得某些人拥有了某种特殊才能。由于这种才能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带来了“少则贵”的高额回报。比如演艺界人士、体育明星、作家等。尽管这些收入属阳光收入，是他们通过劳动、汗水、辛勤努力换来的，但毕竟与普通人的收入相比，那些天文数字还是让工薪阶层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从而加剧了贫富阶层的心理对撞。
(七)黑色收入扩大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使某些人产生了“金钱至上”的道德观，追逐金钱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他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贪污腐败、走私贩毒、卖淫涉黄、诈骗抢劫来获取高额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借国有企业改制之机变相侵吞国有财产，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牟取个人私利。厦门“远华案”的败露、近期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或携款外逃正说明了这些丑恶现象的猖獗程度。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种黑色收入在我国呈迅速上升之势，这无疑将加剧贫富分化的矛盾。
(八)经济成分多样化拉大收入差距。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使我国经济成分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些年来，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如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在我国可谓是风起云涌，形成了迅猛发展。由于这类型企业有着完善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系，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而其发展势头强劲，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普遍较高，相应其职工收入也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在最新公布的企业收入排行榜上，外资企业高居榜首，其平均年薪达47585元，比排名第二的中外合资企业还高出10%，与国有企业薪金水平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导致居民收入的多样化，这无疑成为贫富分化的又一股推动力量。
三、 应对措施
改革步伐的加快，使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大幅提高。但就在我们为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果而拍手叫好时，我们还必须正视问题的存在。过度的贫富分化将可能引发社会震荡，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国人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也是政府顺应民意、树立威信的关键所在。当前来看，政府应加大政策力度，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从根本上缓解贫富矛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公平竞争。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政府的职能只是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维护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市场体系可以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这样，合法、合理的差距才会进一步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而非法的、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则会随市场经济的发育而逐渐消除。因此，政府必须进行正确定位，以市场经济组织者和“裁判员”的身份来制定经营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优化竞争环境，从而打破由行政手段带来的人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形态，才可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打破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
(二)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实现平衡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政府先后对一些地区、行业、部门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能源行业的政策保护、城市建设的大力投资等。不可否认，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而且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但由此带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行业及广大农村进行政策扶持，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平衡发展战略。事实上，政府已在缩小贫富差距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西部大开发”战略口号的提出，2004年一系列农业利好政策的出台，都显示了政府关心百姓疾苦、倾听民众心声的工作作风和大力解决贫富矛盾的决心与勇气。相信随着政策效应的日渐显现，我们一定会看到西部的崛起、农村的富庶、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
(三)强化税收调节机制。我国现行税制对于贫富分化并没有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根据西方国家一些经验，完善的税收体系往往能对收入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有必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结合经济发展现实适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及时调整税率，并开征一些奢侈性消费税，这样不仅能增加国库收入，还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我国今年将对桑拿、高尔夫球等奢侈性消费开征的消费税正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同时，我们还须采取措施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减少由于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虽然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使这一状况得以缓解。因为，不管经济多么发达，也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总是客观存在着一些低收入群体。而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则体现了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关心，也使这一群体避免了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导致事实上的生活质量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一张严密的贫困救助网，能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种“保障”绝不是倡导“越穷越光荣”，而是从另一角度来防止贫富过度分化。
(五)加强廉政建设，大力惩治腐败。借助于权力获取高额收入所形成的贫富分化是一种性质最恶劣的社会现象。它往往能引起广大国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基础的稳固。因此必须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大力惩治腐败，通过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权力制约机制，避免权力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
一、 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
就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而言，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与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着东南高、中西低的不平衡态势。由于东南沿海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及八十年代的政策倾斜，这些地区率先发起了“蓝色经济冲击波”，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及经济贡献率都高居全国之首，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经济带，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当代人们戏称的“孔雀东南飞”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人力资源的自然流动。据2003年最新统计，我国人均GDP是1087美元，而上海浦东地区人均GDP却高达近7000美元。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前十名城市中东南沿海地区就占七成，区域收入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呈不断扩大之势，这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加大。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化”特征，城乡差别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当时，城里人的吃、穿、用、住都由国家计划分配，生活的差异和心理的优越使得农民产生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可能就是一张城市户口。但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首先调整了农业产业政策，使得这种城乡差别有所缓解，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就已降低至历史最低点，为1.8∶1。1990年以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各种农业政策的不配套，这种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收入比扩大至2.90∶1，2002年又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更是扩大到3.23∶1。
(三)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37，且两个数字都有进一步扩大趋向。这说明我国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受到了“公平”这一问题的困扰。在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已出现了年收入上百万甚至千万的富人阶层和一大批中产阶层。这些人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重极小，但却掌握了财富总量的绝大部分，使得我国贫富分化的矛盾进一步凸现。
二、收入差距的成因
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需要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寻找答案。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转型，这使得我国的收入差距成因有其独特性。
(一)经济基础差异形成了区域不平衡发展。我国地大物博，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呈明显的区域分布。东部地势平缓，河流纵横，临近海域，交通便利，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且工业设施完备，经济基础雄厚，技术水平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注入，有着较高的经济起点。而中、西部地区虽然矿产资源较丰富，但在交通、技术、人力等方面却无法与东部相比，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
(二)“二元化”管理导致城乡差别明显。从建国至今，我国一直采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界限泾渭分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与城市良好的人力、技术、经济基础相比，我国广大农村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近几年国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没有及时跟进，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不够，造成了城乡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均等，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别迅速拉大。相比于城市工业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落后的农村经济已明显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具体表现在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正迅速下滑，广大农民已跌入收入的最底层，这种收入两极分化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势必会拖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国家政策影响收入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受惠的首先是一些东南沿海城市，这些地区发展起点早，经济环境好，各种优惠措施到位，使其经济腾飞有了较好的政策基础，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另外，由于国家对于一些特殊行业(如电信、航空、电力等)提供政策保护，实行垄断经营，形成这些部门、行业的高额利润，相应其职工平均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这种由政策影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丝不和谐因素。
(四)税收体系不健全拉大收入差距。虽然我国经历了历次税法改革，但税收体制还明显存在着制度缺陷。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和奢侈性消费没有建立有效的税收调节机制，形成了富者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率较低，反而是工薪阶层对国家税收贡献率较高的畸形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普通百姓收入来源渠道少，透明程度较高。而一些高收入者隐性收入较多，而且还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方式偷税漏税，形成了巨大的税收漏洞。轰动全国的“刘晓庆偷漏税案”就是最好的说明。挣得多，交得少；挣得少，却要交。这种不合理税收拉大了贫富差距，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也暴露了我国税收体制的一些弊端。
(五)知识经济彰显收入效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知识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创造力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知识创造财富的典范。在我国，知识对收入的影响作用也日渐显现。涌现出一批收入与教育程度成正比的高知富翁。北京中关村成为百万富翁的“摇篮”成就了知识创造财富的又一神话。海归派、博士、硕士、MBA一年收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已不是什么梦想。他们已处于“收入金字塔”的最顶端，也对知识即是财富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教育做为他们成就富翁之梦的又一选择。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导向，但也客观上形成了高素质人群与低层次群体巨大的收入落差。
(六)特殊群体演绎收入神话。由于人天资、禀赋的不同，以及生长环境和培养方式的差异，使得某些人拥有了某种特殊才能。由于这种才能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带来了“少则贵”的高额回报。比如演艺界人士、体育明星、作家等。尽管这些收入属阳光收入，是他们通过劳动、汗水、辛勤努力换来的，但毕竟与普通人的收入相比，那些天文数字还是让工薪阶层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从而加剧了贫富阶层的心理对撞。
(七)黑色收入扩大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使某些人产生了“金钱至上”的道德观，追逐金钱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他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贪污腐败、走私贩毒、卖淫涉黄、诈骗抢劫来获取高额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借国有企业改制之机变相侵吞国有财产，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牟取个人私利。厦门“远华案”的败露、近期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或携款外逃正说明了这些丑恶现象的猖獗程度。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种黑色收入在我国呈迅速上升之势，这无疑将加剧贫富分化的矛盾。
(八)经济成分多样化拉大收入差距。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使我国经济成分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些年来，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如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在我国可谓是风起云涌，形成了迅猛发展。由于这类型企业有着完善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系，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而其发展势头强劲，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普遍较高，相应其职工收入也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在最新公布的企业收入排行榜上，外资企业高居榜首，其平均年薪达47585元，比排名第二的中外合资企业还高出10%，与国有企业薪金水平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导致居民收入的多样化，这无疑成为贫富分化的又一股推动力量。
三、 应对措施
改革步伐的加快，使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大幅提高。但就在我们为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果而拍手叫好时，我们还必须正视问题的存在。过度的贫富分化将可能引发社会震荡，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国人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也是政府顺应民意、树立威信的关键所在。当前来看，政府应加大政策力度，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从根本上缓解贫富矛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公平竞争。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政府的职能只是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维护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市场体系可以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这样，合法、合理的差距才会进一步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而非法的、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则会随市场经济的发育而逐渐消除。因此，政府必须进行正确定位，以市场经济组织者和“裁判员”的身份来制定经营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优化竞争环境，从而打破由行政手段带来的人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形态，才可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打破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
(二)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实现平衡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政府先后对一些地区、行业、部门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能源行业的政策保护、城市建设的大力投资等。不可否认，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而且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但由此带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行业及广大农村进行政策扶持，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平衡发展战略。事实上，政府已在缩小贫富差距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西部大开发”战略口号的提出，2004年一系列农业利好政策的出台，都显示了政府关心百姓疾苦、倾听民众心声的工作作风和大力解决贫富矛盾的决心与勇气。相信随着政策效应的日渐显现，我们一定会看到西部的崛起、农村的富庶、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
(三)强化税收调节机制。我国现行税制对于贫富分化并没有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根据西方国家一些经验，完善的税收体系往往能对收入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有必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结合经济发展现实适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及时调整税率，并开征一些奢侈性消费税，这样不仅能增加国库收入，还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我国今年将对桑拿、高尔夫球等奢侈性消费开征的消费税正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同时，我们还须采取措施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减少由于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虽然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使这一状况得以缓解。因为，不管经济多么发达，也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总是客观存在着一些低收入群体。而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则体现了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关心，也使这一群体避免了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导致事实上的生活质量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一张严密的贫困救助网，能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种“保障”绝不是倡导“越穷越光荣”，而是从另一角度来防止贫富过度分化。
(五)加强廉政建设，大力惩治腐败。借助于权力获取高额收入所形成的贫富分化是一种性质最恶劣的社会现象。它往往能引起广大国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基础的稳固。因此必须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大力惩治腐败，通过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权力制约机制，避免权力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