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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精神疾病，我们总是讳莫如深。愚昧的感到害怕、聪明的以为离自己很远，家属羞于提及、旁人不能言说……
然而，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精神疾病其实已经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活。
1600万的重症患者、每年约25万人自杀，这还只是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上世纪末的现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精神压力的加大以及人们对于精神健康的关注，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数字只会更加庞大。
这个数字的背后，往往还有精神疾病患者亲朋们沉重的经济压力、社会公众的担忧和误解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艰难前行。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不过，我们依然期待，随着社会职能的完善，精神疾患的生存状态也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因为一个好的社会，会将公民的健康放在很高的位置，其中自然包括精神健康。——本刊编辑部
孤独、害怕、焦虑、极度地失望以及信仰的迷失，种种心理问题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动和骤升的压力，让精神疾患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核心内容】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目前，医用纳米机器人还处在试验阶段，大到长几毫米，小到直径几微米；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内，纳米机器人将会带来一场医学革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造成日本大量中青年人因过度疲劳而猝死。如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一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巨大的工作压力是导致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中国之声》报道，我国职场人仅三成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最短。《生命时报》一项调查也显示，所有受访白领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核心内容】
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然而，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精神疾病其实已经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活。
1600万的重症患者、每年约25万人自杀，这还只是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上世纪末的现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精神压力的加大以及人们对于精神健康的关注，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数字只会更加庞大。
这个数字的背后，往往还有精神疾病患者亲朋们沉重的经济压力、社会公众的担忧和误解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艰难前行。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不过，我们依然期待，随着社会职能的完善，精神疾患的生存状态也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因为一个好的社会，会将公民的健康放在很高的位置，其中自然包括精神健康。——本刊编辑部
孤独、害怕、焦虑、极度地失望以及信仰的迷失，种种心理问题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动和骤升的压力，让精神疾患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核心内容】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目前，医用纳米机器人还处在试验阶段，大到长几毫米，小到直径几微米；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内，纳米机器人将会带来一场医学革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造成日本大量中青年人因过度疲劳而猝死。如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一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巨大的工作压力是导致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中国之声》报道，我国职场人仅三成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最短。《生命时报》一项调查也显示，所有受访白领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核心内容】
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2013年2月5日，离2013年的春节只差几天了，向平（化名）依然没有接到女儿是否回来过年的准确消息。和别的父母不一样，她担心的不是孩子回不回来这件事情，而是女儿的精神状态。在此之前的两个多月，女儿不断打电话回家，坚持认为家附近有人对自己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我怕她复发。”向平对记者说，十几年前，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精神抑郁去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抑郁症，时至今日，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精神疾病名词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因为其发生的广泛性和影响程度而备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1%，当前全球的抑郁症患者有3.4亿左右，约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抑郁症，有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考验，美国每7个成人中就有1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2005年，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总人口的10%，目前抑郁症在世界上常见的疾病中排第四位，在今后20年里抑郁症将会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疾病。
而这，还只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生活好了，“精神”病了
2013年1月29日中午，合肥汇林阁小区一陈姓女子从母亲居住的6楼家中坠下，抢救无效后身亡。
“我这两天生病，女儿28日从长丰县带着6岁的外孙一起过来照顾我。”该女子的母亲夏老太说，“女儿做好中饭，我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就在吃饭的时候，她自己一个走开了，去了阁楼里。”
当夏老太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在阁楼里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时，便赶紧跑去看看，“爬上阁楼，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从窗户往下看时，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地面上。”说到这里，夏老太的眼泪不住地流下。
据夏老太的儿子陈先生介绍，姐姐患有间歇性精神抑郁疾病。
“自杀是抑郁的重要特征。抑郁症是人类情感性精神疾患，呈慢性、反复性、症状多样性发作。如情绪低落、食欲和睡眠障碍、厌世和自杀意念等，常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能损害甚至完全使人丧失劳动、工作能力，对社会和家庭均有多种负面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对记者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把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根据目前各类精神障碍所至疾病负担的排序，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者分别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7%～2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左右。WHO的推测，中国大陆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即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卫生部估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780万人。
像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每20人中就有一个，抑郁导致的自杀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抑郁症的界定模糊，导致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在我们门诊过程中，对每一个前来问诊的人，都必须做自杀风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专门的精神研究单位，作为该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华丽在老年精神障碍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罹患精神抑郁的老人中，有消极观念的不少，光是门诊临床中就有40%左右的人有过自杀的想法。
根据上世纪末，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
【随着社会发展，受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国民众对精神疾患的认识很不够，医疗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近些年国家为增进精神健康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各方面条件制约，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3年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
33岁的被申请人付强是资溪县嵩市镇某村委会的农民，有着近20年的精神病史。2012年11月30日16时许，付强从山上挖好冬笋回家时，在家门口遇见其姑姑。姑姑询问其是否挖到了笋，付强却感觉对方是在挖苦他，便从院子里拿来锄头追打姑姑。姑姑急忙逃避，付强追打不放，却未能追上。付强回到家后，在厨房看见自己的奶奶正在切菜，感觉奶奶也在骂他，便用锄头将奶奶打死。经江西省精神病鉴定，付强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是临床最为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都具有较高的患病率、复发率、再住院率以及致残率，且病程较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这两个疾病对北京市精神障碍的防治至关重要。”马辛对记者说。
与抑郁症不同的是，精神分裂往往会被当作为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犯病时没有自控意识，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案件，近年来在新闻中就频频出现。
“这不是事实，公众完全被误导了！” 马辛并不认为精神疾患是导致社会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长期的研究发现，真正被诊断为精神病症的患者，事实上往往也丧失了行为能力了。所以，对精神疾患的判断，还需要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普通人的心中，精神病人等于潜在的危险这样的认识相当普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前澳大利亚精神病研究协会主席安东尼·约尔姆在他的一篇关于精神病人如何被误解的论文中这样说道。
那么，导致公众这一误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同样作为媒体，我们不得不很惭愧地承认，是媒体。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2011年，美国的拉夫纳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全世界的消极感知。也就是说，媒体热衷于将社会恶性事件和嫌疑人精神异常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在宣传精神病歧视。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
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而且，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1/4，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
“近几年，媒体尤其热衷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马辛说。她认为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无形中增加精神患者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有一些重型精神疾患确实是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但是社会上这些事件用精神障碍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用精神疾患来解释社会案件是不对的，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形成机制的。”王华丽说。
被忽视的伤痛
目前的困境是，由于宣传的力度，和长久以来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僵化认识，往往导致了治疗的滞后，给大量的病患、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伤痛和负担。
“来我们这边看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科室的医生介绍来的。”王华丽统计发现，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时，很少有病人或其家属会意识到是因为精神疾患的问题，往往会去医院的其他科室看诊，直到实在找不出致病原因时，才会由医生建议他们来看精神科。而这，也需要看诊的医生本身有这方面的意识。
“有一个病人是发生自杀行为之后，才被家人带来我们这里看病。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吊着胳膊进来的。伤口看起来很残忍，也许是想割腕，但是他是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叙述这个场景的时候，王华丽重复了好几次“他是砍的”这句话，她认为，那是精神疾患已经对病人造成极大痛苦的表现。 “还有很多人不会跟你暴露他有这个计划。”王华丽对记者说，很多人自杀后，也没有人追究他们行为的原因，其实，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到医院了一般都是比较典型了。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疾病的表现，往往不是专业的人不会知道这是抑郁症，会当成别的什么疾病来看，或者以为是个性上的变化，或者别的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精神科主任医生，王华丽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很多精神科医生门诊发现，接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家属并没有意识到是精神疾患的发生，而当作其他疾病在治疗。这样一来，往往就延误了诊断，等到精神科医生接诊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都已经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了。
“有些人恨不得胃镜都做好几次，我有个病人因为心脏不舒服，临床治疗效果又不好，都要上手术台做冠脉造影了，结果医生发现，血管好的很。最后建议他来看精神科，我们一看，是典型的燥郁症。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作为专业的医生，王丽华对此非常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北京相对别的地方要好一些，通常急诊室只要接收到自杀的病人都会找精神科会诊。” 王华丽认为，这是社会对精神疾患的认识不足，和长久以来的排斥导致了对疾病治疗的滞后，“不过，即使这样，精神疾患能最终得到治疗的所占比例还是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疾患的发生还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导致精神疾患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压力导致精神疾患的发生不同，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非生理性的孤独症倾向，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因为 “现在的孩子更加个性”这样的观点，被掩盖了。
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电子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没有电子产品，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无聊。”这是很多孩子的心声。不过，黄洪基认为，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有专家指出，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样“与世隔绝”长大的孩子，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有数据显示，目前孤独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教授表示，孤独症的特点是无法与人沟通，思维刻板。其病因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环境因素，其中不排除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当前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到了20%，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维持精神健康就像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样，要有健康的体魄，需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营养均衡、呼吸新鲜空气；要保持精神健康，需要坚持与人交流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人、家庭和社会需要尽量减轻对个体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益龙对记者说。
“不过现在很多人很容易把一时的心情低落理解成抑郁症，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抑郁状况，远远达不到症的地步。”王华丽认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早期表现，但不一定是病，不过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过，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她也希望大家敏感度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呼吁，第一当然是要加大疾病的研究，将疾病的特征掌握得更清楚一些；第二通过研究能够将这些规律总结出来，以后能够有机会推广和转化，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和技术；第三，加大科普宣教的机会，加大老百姓和非专业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的机会就会增加。只要诊断出来，治疗上就不会耽误了。”
目前王华丽和她的同事正在着手做一个推广计划，让更多的医院的医生、小区的医生、普通的民众能对精神疾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早期诊断的机会。
复杂的成因
“从回来之后就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一起床就躲进厕所里，几乎一整天都不出来。已经持续几年了。”王琳（化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好好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两年后会变成这样，“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孩子，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是精神抑郁，可是为什么就抑郁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就罹患精神疾患了？是因为本身就带有的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突然受到了巨大打击？】
“现在有很多大脑机制的研究，比如做大脑的影像啊，研究发现，患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在医学的镜像上，大脑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肉眼看不见。”王华丽介绍说，对于精神疾患，我们肉眼看不见大脑里的变化，但其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已经出现了紊乱，比如一个地方活动、另一个地方不活动，就失去了联系，或者不该活动的活动了，大脑正常的频率被打乱，这就是精神疾患产生的生物学原因。
不过，比起生物学因素，更受大众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精神的影响。 “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造成精神疾患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坎儿”或“结”，有些人迈不过这个“坎儿”或解不开这个‘心结’，往往会形成心理或精神疾患。”陆益龙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精神疾患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具体的精神精病有着复杂的原因，但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增加、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风险。就像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风险有高度正相关一样，社会环境压力过大也就会增加精神疾患的发生可能。
【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对抑郁的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难以分开，所以，在精神疾患的研究上要进行这两者的交互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如果家族没有遗传，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只要是复发的话，还是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啊，大脑里的部件运行机制等。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刺激，大脑里的部件运行就会出问题，然后就诱发了疾病。但是也有人，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华丽说，从他们的接诊的案例，和长久以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上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只不过可能这次是生物因素占主导，下一次可能环境因素会更大。有国外研究发现，很多人得病，病程中会有变化，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环境因素非常大，但是之后复发，就是他自己生物学因素占主导，环境影响越来越小。
不过王华丽也认为，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心理疾患是怎么形成的，还无法用于预防心理疾患。
“关于精神或心理疾患的研究，国外有多个学科会涉入，如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在医学领域，可以说还比较落后。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加强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陆益龙说。
沉重的负担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精神病院呢？
“住不起”，是很多病人家属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
据了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左右，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第一。面对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望而却步。
“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疾病。意大利精神分裂症每月的花费几乎是其他精神障碍的2倍，德国精神分裂症年人均花费近3万马克。欧洲不同疾病（2004）年人均花费进行统计，精神分裂症为7688欧元，高于帕金森氏病（7577欧元）、双相障碍（ 6081欧元）、癫痫（5352欧元）和抑郁症（3826欧元）。抑郁症的经济负担也非常重。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分别为831亿美元和90亿英镑。”马辛对记者说。
2007年，国内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年人均总花费为16482元人民币，直接花费为5360元（32.5%），间接花费为12346.5元（67.5%）。我国大陆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完善的治疗体制，是更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好的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在我国，相关的医疗机构也非常少，只有547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000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比较低，而在国内，同其他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也是最低的。
“精神疾患往往病程较长，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不及时，将迁延不愈，转为慢性病程。如何让患者得到合适的全病程治疗，基本上也是所有相关研究项目中关注的一个方面。”
全病程指的是从患者发病就诊于门诊—住院—院外康复的全过程。研究表明，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和发病住院期间予以规范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如果药物治疗不规范、不及时，极易导致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衰退病程，但是单一药物治疗尚未能解决患者的全面康复问题。康复技术和各种干预技术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和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复发率、再住院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社会功能。
以北京市为例，最好的方案是，患者发病就诊于专科和综合医院门诊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三级专科医院和区二级专科医院治疗，出院后康复阶段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化程度，就需要，门诊治疗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在疾病严重发作时或急性期入住专科医院期间需要住院临床路径治疗或规范化治疗为预后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出院后康复阶段患者在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的指导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康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需要各种心理、康复治疗。
“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个性化、后期康复的规范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马辛说。
【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同时，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访对象都提到，家庭才是患者生活和康复的核心，这就需要患者家属具备疾病相关知识和帮助患者康复的技能，以促进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而这一点，因为地域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原因，往往也是所有环节中最难实现的。 “虽然说我们有抗抑郁治疗，可是用了之后，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不好，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等等。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活动和外面接触的就比年轻人要少，自然得到的外界支持也要少。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有了抑郁的情绪但是不到疾病的地步，或者已经是抑郁症了，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通过交流让他缓解这样的情绪，或者教会他和外界的这样一种交流，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他的情绪就会好一些。”
“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谁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大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但肯定是薛宝钗的社会支持好，黛玉没人亲没人疼，社会支持肯定不好。精神压力也就不同了。”
王华丽认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支持度，既是病人能够完全康复、减少复发几率的重要条件，也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产生的重要条件。
“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社会能力要恢复。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疾病的研究中，发病机制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发病之后的干预以及发病前的征兆，这种减少得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认为这点更加重要。”
科研，克疾？
长期服药，是治疗精神疾患一个逃不开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科研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难题。
【抑郁症的病人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水平出现了紊乱。用药物主要是帮助这个回复到正常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在支持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抗抑郁药多为进口药和仿制药，且价格较为昂贵，以20mg盐酸弗西汀胶囊和片剂为例，每粒胶囊（片剂）价格为7.5～12.8元，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极少，而抗抑郁的中药创新药尚未见到，因此，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确切且价格较为便宜的抗抑郁创新药，已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北京市科委和同仁堂投入6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原定于2012年年底完成的抗抑郁新药的研制，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被延长至2014年。对于记者采访的要求，同仁堂方面的回应是：在相关领域没有研究，不能接受采访。
【如何逐步完善针对精神疾患的医疗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而完善的治疗和恢复服务，是社会职能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挺少的。”王华丽说。
除了新药之外，由于我国精神障碍所致疾病负担（BD）已占总BD的20%而排位第一，已成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防治的适宜技术研究”，开始了探索之路。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研究出提高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临床诊治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规范2套和相关适宜技术4项。”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马辛对记者介绍说。
项目组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技术水平的精神卫生防治网络示范区，即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三级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的示范区，为进一步的全市推广提供经验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覆盖“3级—2级—社区”的多层次、广覆盖、双向信息流动的精神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网络平台和技术转化平台。此外，还计划根据项目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仅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防治和促进患者身心康复，而且对首都未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没有诊断就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帮助，完全是家里人在承受痛苦。所以，我认为发病机制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用什么办法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更加重要。”王华丽也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探讨转诊机制，找到让更多病人得到治疗的规律。
【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更好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精神疾患相关的研究依然亟待得到关注和立项。
“我一看见看诊名单上那个家属的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那天并不是病人过来复查的时间。”王华丽说那是她记忆非常深的一个病人，因为家里条件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看护照顾，所以，经过再三衡量之后，她同意了家属带病人回去照顾的请求，“家属进来就说‘王医生，我非常对不起您，我父亲自杀了’。明明之前病情都已经开始好转了。”
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王华丽依然心情沉重。
“中国到现在老年自杀研究做得也比较少。老人走了，你再说也不合适，没有走，家属也不高兴你说自杀这个词。”这虽然是全世界都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王华丽谈到数据收集的困难也难免会头痛，但是她还是坚持，“希望以后这个能成为支持的方向。”
在实现该希望之前，王华丽所在的北医六院已经决定从2013年开始做一个试点，建立社区精神健康档案。同时，他们做了专门针对社区医院和家庭的精神疾患知识小册子，希望能让社区里的精神疾病患者更早得到帮助。
“如果这方法得到推广的话，我们国家得不到医治的精神疾患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比例了。家人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她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北京市科委和很多卫生部门有联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合做，我们做技术支持，看这个在社区的推广的成果。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就能做全国的一个典范。”
2012年年底，美国医学学会发布消息称，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发布第五版《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这是19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DSM系列一直被视为诊断精神疾病方面的权威和标准。而第五版中势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研究的争议，比如在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全新诊断。
“事实上对于精神疾患的判断，在全世界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过，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文化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研究的原因，这样也便于大家做交流，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王华丽说。
药物治疗是基于生物机制，现在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未必就是神经递质水平出现了紊乱，也许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