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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三分毒”，长时间的无下限宽松，全球金融稳定和货币体系在后危机时代进入了一个“疯子辈出”的脆弱时代。危机和萧条时，每个国家都在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溢出影响，极易出现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所谓“谁比谁更烂”。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办。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中方作为主办方，把今年峰会主题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紧锣密鼓地进入会议倒计时阶段。
G20峰会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海啸让世界主要体都认识到经济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机制的重要，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有建设性的讨论，寻求国际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提出，务必要建立一种对话沟通机制，为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各主要经济体经常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前十年，对话议题主要还是在相关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11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G20）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共同携手，增进对话合作，面对全球挑战。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上，发起成立的G20全球经济合作论坛，标志着G20在务实推进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G20穿越了二十年间的两次大危机，从这一机制诞生起，就历史性地肩负起反危机和为危机后全球经济保驾护航的特殊使命。在2009年9月领导人峰会的官方声明中，他们表示将“采取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评估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此后一系列高能、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在G20领导人“热线机制”下由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推出，成为反危机强有力的“火箭筒”和核武器，无论是危机时期类格林斯潘“直升机撒钱”的多轮量化宽松、还是当下日本“黑田魔法”的负利率，都是这种机制的必然结果。
过去八年时间，各种反危机“火箭筒”一起上，各种金融创新极大地扩张货币和信用规模，加速了债务规模的扩张和更高的杠杆率，虽然阶段性地拯救了资产价格，实现了经济弱复苏，但以高能货币的大水漫灌和超高债务的累积为代价，这种复苏总体上还是十分脆弱的、平庸的复苏，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到靠债务堆积的“庞氏状态”，这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是药三分毒”，长时间的无下限宽松，全球金融稳定和货币体系在后危机时代进入了一个“疯子辈出”的脆弱时代。危机和萧条时，每个国家都在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溢出影响，极易出现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所谓“谁比谁更烂”。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但全球经济复苏困难、贸易磨擦加剧、去全球化浪潮升腾，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推进艰难，此次G20领导人峰会如何面对当前重要而紧迫的经济金融问题，直面挑战，加强多边协调，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寻求经济重回稳定增长和再平衡的轨道，这考验着政治领导人的智慧、责任、勇气和担当。
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举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和借鉴的宝贵机会。中国经济在三期迭加的过程中下行压力较大，转型经济体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如果处置不当，脆弱环节的风险就会暴露，压力就会向世界传导。
一个稳定、健康、繁荣的中国经济是对世界的贡献，面对全球化中出现的新挑战，面对国内经济转型中的新问题，必须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各国央行和财政当局的交流对话，加强政策透明度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的转型经济体，一些“小麻烦”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就会成为大麻烦，如流动性过剩下的资产泡沫、政府债务、房地产问题、去杠杆化与金融风险、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如何科学谋划、精准实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真诚多听取各方意见，迎接挑战是必要的。
记得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朱总理多次接待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等专业人士，就涉及金融安全的若干问题请教他们。他坦承我们在金融监管的薄弱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他对格林斯潘说，您是有世界影响的央行行长，我只是一个工程师出身的央行行长（朱曾亲自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索罗斯委婉地说，金融体系如果出问题，“会输得只剩内衣”，朱总理接过话说“您没说输得只剩内裤是客气的了。”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当谦虚谨慎、如履薄冰、不耻下问、坦承交流、勇于纠错，面对可能会触发市场剧烈波动或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隐患，要坚持底线思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至今还未散去，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出现了新特点，新的全球治理格局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要摆脱两难困境，必须充分吸取这两年调整中的教训，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加强与市场沟通，完善风险纠偏机制，坚持底线思维。
去年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汇改带来人民币汇率大幅震荡，对资产价格和市场信心产生较大冲击和影响。一个转型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监管水平还有待完善，重大金融改革要精心设计，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如果仓促上阵，没有风险预案推演，没有紧急状态下“在线修复”机制，频繁的“异常波动”和冲击代价是很高昂的，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管道、系统的安全和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当慎之又慎。
经济运行处在弱区间时，制定任何重大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必须对现存制度中的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刻的理解，高杠杆的金融体系本质是脆弱的，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牢固树立底线思维，要在降低不安全性、提升稳定性，在鼓励政策透明度、与市场充分对话上多下功夫。（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办。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中方作为主办方，把今年峰会主题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紧锣密鼓地进入会议倒计时阶段。
G20峰会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海啸让世界主要体都认识到经济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机制的重要，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有建设性的讨论，寻求国际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提出，务必要建立一种对话沟通机制，为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各主要经济体经常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前十年，对话议题主要还是在相关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11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G20）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共同携手，增进对话合作，面对全球挑战。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上，发起成立的G20全球经济合作论坛，标志着G20在务实推进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G20穿越了二十年间的两次大危机，从这一机制诞生起，就历史性地肩负起反危机和为危机后全球经济保驾护航的特殊使命。在2009年9月领导人峰会的官方声明中，他们表示将“采取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评估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此后一系列高能、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在G20领导人“热线机制”下由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推出，成为反危机强有力的“火箭筒”和核武器，无论是危机时期类格林斯潘“直升机撒钱”的多轮量化宽松、还是当下日本“黑田魔法”的负利率，都是这种机制的必然结果。
过去八年时间，各种反危机“火箭筒”一起上，各种金融创新极大地扩张货币和信用规模，加速了债务规模的扩张和更高的杠杆率，虽然阶段性地拯救了资产价格，实现了经济弱复苏，但以高能货币的大水漫灌和超高债务的累积为代价，这种复苏总体上还是十分脆弱的、平庸的复苏，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到靠债务堆积的“庞氏状态”，这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是药三分毒”，长时间的无下限宽松，全球金融稳定和货币体系在后危机时代进入了一个“疯子辈出”的脆弱时代。危机和萧条时，每个国家都在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溢出影响，极易出现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所谓“谁比谁更烂”。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但全球经济复苏困难、贸易磨擦加剧、去全球化浪潮升腾，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推进艰难，此次G20领导人峰会如何面对当前重要而紧迫的经济金融问题，直面挑战，加强多边协调，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寻求经济重回稳定增长和再平衡的轨道，这考验着政治领导人的智慧、责任、勇气和担当。
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举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和借鉴的宝贵机会。中国经济在三期迭加的过程中下行压力较大，转型经济体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如果处置不当，脆弱环节的风险就会暴露，压力就会向世界传导。
一个稳定、健康、繁荣的中国经济是对世界的贡献，面对全球化中出现的新挑战，面对国内经济转型中的新问题，必须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各国央行和财政当局的交流对话，加强政策透明度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的转型经济体，一些“小麻烦”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就会成为大麻烦，如流动性过剩下的资产泡沫、政府债务、房地产问题、去杠杆化与金融风险、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如何科学谋划、精准实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真诚多听取各方意见，迎接挑战是必要的。
记得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朱总理多次接待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等专业人士，就涉及金融安全的若干问题请教他们。他坦承我们在金融监管的薄弱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他对格林斯潘说，您是有世界影响的央行行长，我只是一个工程师出身的央行行长（朱曾亲自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索罗斯委婉地说，金融体系如果出问题，“会输得只剩内衣”，朱总理接过话说“您没说输得只剩内裤是客气的了。”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当谦虚谨慎、如履薄冰、不耻下问、坦承交流、勇于纠错，面对可能会触发市场剧烈波动或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隐患，要坚持底线思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至今还未散去，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出现了新特点，新的全球治理格局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要摆脱两难困境，必须充分吸取这两年调整中的教训，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加强与市场沟通，完善风险纠偏机制，坚持底线思维。
去年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汇改带来人民币汇率大幅震荡，对资产价格和市场信心产生较大冲击和影响。一个转型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监管水平还有待完善，重大金融改革要精心设计，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如果仓促上阵，没有风险预案推演，没有紧急状态下“在线修复”机制，频繁的“异常波动”和冲击代价是很高昂的，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管道、系统的安全和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当慎之又慎。
经济运行处在弱区间时，制定任何重大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必须对现存制度中的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刻的理解，高杠杆的金融体系本质是脆弱的，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牢固树立底线思维，要在降低不安全性、提升稳定性，在鼓励政策透明度、与市场充分对话上多下功夫。（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