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该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派关于形式与意义的翻译理论，以陶瓷文化为例，探讨了我国特色文化对外交流中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文中阐述了陶瓷文化习语的四种常用翻译方法，提出了图表、加词、模糊、变通等多种辅助译法，表达了對意识形态区别、文化习俗差异等的关注，为我国特色文化对外翻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对外翻译 形式与意义 特色文化 陶瓷文化
一、导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艺术，也是语言重构和文化生命再造的过程。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一对棘手的关系——形式与意义。形式与意义是矛盾的，但二者既不是平等的关系，也不是你多我少的平衡关系。在我国特色文化对外翻译中，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非常关键。
二、关于形式与意义的翻译学理论
1.关于“形式”理论：凡事物皆有一定的形式。关于语言的“形式”，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教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界定。他认为，“形式”是个层级概念，由外到内分别指语言文字的图像或一般的表现结构特征，词语、句式的语序，原文（或译文）的表现法（如各式修辞格等），词语的“字面意义”（本义）等。VanPatten 等人对“形式”的解释为：形式是指语言的表面特征，或是语言内在特征的表面体现，它包含词位、动词、名词性或形容词性屈折变化等形式。
可见，翻译学上的“形式”是指字、词、句、修辞等语言的表现形式、表面特征的总称，是表达“意义”的媒介和工具。
2.关于“意义”理论：意义是翻译学的核心概念。20世纪苏联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美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 更简洁地提出了翻译学名言：“翻译，即译意”。
可见，意义是翻译的起点和终点，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语际间意义的传达。翻译学上的“意义”是指语言及其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功能的总称，是语言“形式”的“中枢神经”或“蜂后”。
3.关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理论：
（1）“形式”与“ 意义”的联结：形式与意义的联结不是“一对一”匹配，其联结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同一种意义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体现不同的意义。二者还可以直接转化，有时表达一定意义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意义，如我国诗词歌赋中的双关、押韵等语言形式。
（2）“形式”与“意义”的矛盾：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茅盾先生在论述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在‘神韵’和‘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 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即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他在《On Translation》 第一章明确提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英国著名的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指出：意义产生过程，即“符号生成”。
可见，国内外诸多翻译学理论都认为，翻译不是翻译形式而是翻译意义。如果译者只关注原语和译入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必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因此在神韵和形貌不能兼得时，常常须“变形”以求得“神似”。
三、我国陶瓷文化对外交流中形式与意义的翻译策略
1.陶瓷习语的常用翻译方法。
（1）意译法：对于译入语中能找到对应词的陶瓷术语，应简洁意译。例如，陶瓷窑炉及机械：“电窑”译为“electric kiln”，“辊道窑”译为“roller-hearth kiln”，“练泥机”译为“pug mill”；陶瓷釉料：“影青”译为“shadowy blue”，“美人醉”译为“beauty’s flush”，“高温颜色釉”译为“high temperature coloured glaze”；陶瓷装饰：“釉上彩”“釉下彩”“釉中彩”分别译为“over-glaze decoration”“under-glaze decoration”“in-glaze decoration”等。
（2）意译加注法：对于意译后意犹未尽或读者可能存疑的，应加注予以诠释。如在2005年伦敦拍卖会上，以人民币约2.3亿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纪录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罐”。有人将其译为“The‘Gui Guzi Descends the Mountain’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Engraved Pattern of the Qinghua Porcelain”，翻译了朝代和装饰，但因对其主体纹饰“鬼谷子下山图”未解释而美中不足，因为外国读者不了解《鬼谷子下山》的典故。若对其适当加注，更显译文之雅美。
（3）直译法：对于意译效果不佳的陶瓷术语，应采用直译法。如景德镇的“玲珑瓷”译为“rice-pattern decorated porcelain”，表达了“玲珑瓷”的“米”状（俗称“米通瓷”），但未体现清澈剔透的效果，应直译为“Linglong porcelain”。其它如“定窑”（Dingyao kiln）、“均窑”（Junyao kiln）等均可照用此译法。
（4）直译加注法：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或特殊含义的陶瓷术语，应直译后再加注释。如“高岭土”因最早发现于景德镇的高岭村而得名，有人笼统地意译为“white clay”或“china clay”。其实早在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根就将其译为“Kaolin”，建议我们延续这一直译法。为了让读者深入理解“高岭土”，可加注“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porcelain making，was named after Kaolin village where it was discovered”。 2.其它翻译方法。
（1）图表辅译法：即通过直观的方式方法进行辅助翻译，包括使用图片、表格、公式等手段。正如翻译中国功夫一样，如果仅凭文字来翻译陶瓷，有时难以充分表达其具体形象和深刻内涵；但如果輔以图表，则一目了然。
早于明代的《天工开物》就记载，景德镇制瓷过手72工序方可成器。有些制瓷工艺复杂难懂，如，“利坯”（billet processing）是指对拉坯制成的半干坯进行打磨，使器表光洁，厚薄均匀的制作工序（如下图）。
景德镇瓷器的色釉驰名全球，如“斗彩”（Doucai）又称逗彩，是釉下彩（青花轮廓）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即在高温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进行二次施彩，再低温烘烤而成的装饰风格。（如下图）
（2）加词翻译法：某些陶瓷（特别是古董陶瓷）冗长却有讲究，翻译时需要借用介词、形容词、副词等。一般来说，整器造型多用shape 翻译，附件造型须在器形名称后加with或in短语。如“绿釉贴花凤首壶”应译为“green-glazed pot with/in applique-shaped like a phoenix head”，因为“凤首”是该器皿上部装饰（附件）的造型，只因为壶体上部装饰酷似鸡冠而称为凤首壶。翻译陶瓷如“罐”“尊”“盏”“注”等整器造型及“系”“流”“耳”“鋬”等附件造型时，译者必须先搞清楚这些陶瓷器件的形态、主次、历史等。
（3）模糊翻译法：对于有多种颜色或技法的陶瓷术语，可选择主要方面表述，其它的进行模糊处理。如约定俗成的“唐三彩”（three color-glazed ware）中的“三彩”不单指黄、绿、白三种主要颜色，同时还有红、黑、蓝、紫等颜色，其它如“素三彩”“三阳开泰”“五彩”等亦如此。又如工艺技法，纹饰在器物表面通体以绘画来表现，应用“painted”；纹饰既有平面的描绘又有立体的雕塑， 使用“designed”；纹饰以刻划为主，则用“carved”或“incised”。
（4）变通翻译法。明清瓷器上有一种常见的纹饰——梵文（Sanskrit），多为佛教咒语。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有些梵文术语已经不通行了，可进行变通翻译。如“送子观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传统雕塑，建议避开生僻的“观音”梵文“Avalokitesvara”，将其译为“Guangyin carrying a lad”。此外，还有“如来”（Tathagatas）、“菩萨”（Bodhisattva）、“活佛”（Rinpoche）等生僻而冗长的梵文。也有一些梵文早已进入英语语料库，如“佛”（Buddha）、“和尚”（Monk）、“寺庙”（Temple）等，译者可直接借用。
3.相关翻译技巧。
（1）区别意识形态差异，准确传达中国声音。在我国特殊时期，出现了“主席用瓷”“中央机关专用瓷”以及馈赠外国元首的礼品瓷等“红色官窑”。在不同时代，还有以政治为主题的政治艺术瓷，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Paper Tigers”（纸老虎）、“Iron Rice Bowl”
（铁饭碗）、“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等富有政治色彩的名词，也逐渐被英语世界所接受。在此，是否保留原语的“形式”不仅是翻译方法问题，也是事关文化态度的翻译策略问题，译者应谨慎对待，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其“意义”。
（2）尊重译入语文化习俗，擅用灵活的翻译技巧。如翻译带“龙”字的器件、窑炉、公司等涉及特定习俗的词句，不可简单处理。“龙纹盘”可意译为“dish with dragon design”，因为不置换“形式”难以表达图纹的“意义”；而“龙窑”“某龙陶瓷有限公司”等名称则应考虑中西方对“龙”形象的不同理解，将“龙”直译为“Long”。在陶瓷文化对外交流中，若遇到此类对方忌讳或可能有误解的颜色、动物、数字等习俗时，应根据情况灵活把握。
四、结语
陶瓷、中医、茶等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些特色文化对外翻译兼具科技翻译和文化翻译，其关键是处理好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译者应坚持准确传达“意义”优先的原则，根据翻译理论和实际情形灵活选择“形式”，科学翻译和大力宣扬我国悠久灿烂的陶瓷等特色文化。
参考文献：
[1]H.P.Grice.Meaning[J].Philosophical Review，1971：436-444.
[2][苏]巴尔胡达罗夫.蔡毅，虞杰，段京华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4]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
[5]朱竹芳.陶瓷英语基础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95-362.
[6]王慧.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英语演讲的语篇模式探讨[J].北方文学，2012（9）：100-1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6YB119）、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YYQ03）和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景德镇对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慧，景德镇陶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语言学和翻译。
【关键词】对外翻译 形式与意义 特色文化 陶瓷文化
一、导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艺术，也是语言重构和文化生命再造的过程。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一对棘手的关系——形式与意义。形式与意义是矛盾的，但二者既不是平等的关系，也不是你多我少的平衡关系。在我国特色文化对外翻译中，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非常关键。
二、关于形式与意义的翻译学理论
1.关于“形式”理论：凡事物皆有一定的形式。关于语言的“形式”，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教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界定。他认为，“形式”是个层级概念，由外到内分别指语言文字的图像或一般的表现结构特征，词语、句式的语序，原文（或译文）的表现法（如各式修辞格等），词语的“字面意义”（本义）等。VanPatten 等人对“形式”的解释为：形式是指语言的表面特征，或是语言内在特征的表面体现，它包含词位、动词、名词性或形容词性屈折变化等形式。
可见，翻译学上的“形式”是指字、词、句、修辞等语言的表现形式、表面特征的总称，是表达“意义”的媒介和工具。
2.关于“意义”理论：意义是翻译学的核心概念。20世纪苏联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美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 更简洁地提出了翻译学名言：“翻译，即译意”。
可见，意义是翻译的起点和终点，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语际间意义的传达。翻译学上的“意义”是指语言及其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功能的总称，是语言“形式”的“中枢神经”或“蜂后”。
3.关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理论：
（1）“形式”与“ 意义”的联结：形式与意义的联结不是“一对一”匹配，其联结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同一种意义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体现不同的意义。二者还可以直接转化，有时表达一定意义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意义，如我国诗词歌赋中的双关、押韵等语言形式。
（2）“形式”与“意义”的矛盾：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茅盾先生在论述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在‘神韵’和‘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 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即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他在《On Translation》 第一章明确提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英国著名的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指出：意义产生过程，即“符号生成”。
可见，国内外诸多翻译学理论都认为，翻译不是翻译形式而是翻译意义。如果译者只关注原语和译入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必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因此在神韵和形貌不能兼得时，常常须“变形”以求得“神似”。
三、我国陶瓷文化对外交流中形式与意义的翻译策略
1.陶瓷习语的常用翻译方法。
（1）意译法：对于译入语中能找到对应词的陶瓷术语，应简洁意译。例如，陶瓷窑炉及机械：“电窑”译为“electric kiln”，“辊道窑”译为“roller-hearth kiln”，“练泥机”译为“pug mill”；陶瓷釉料：“影青”译为“shadowy blue”，“美人醉”译为“beauty’s flush”，“高温颜色釉”译为“high temperature coloured glaze”；陶瓷装饰：“釉上彩”“釉下彩”“釉中彩”分别译为“over-glaze decoration”“under-glaze decoration”“in-glaze decoration”等。
（2）意译加注法：对于意译后意犹未尽或读者可能存疑的，应加注予以诠释。如在2005年伦敦拍卖会上，以人民币约2.3亿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纪录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罐”。有人将其译为“The‘Gui Guzi Descends the Mountain’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Engraved Pattern of the Qinghua Porcelain”，翻译了朝代和装饰，但因对其主体纹饰“鬼谷子下山图”未解释而美中不足，因为外国读者不了解《鬼谷子下山》的典故。若对其适当加注，更显译文之雅美。
（3）直译法：对于意译效果不佳的陶瓷术语，应采用直译法。如景德镇的“玲珑瓷”译为“rice-pattern decorated porcelain”，表达了“玲珑瓷”的“米”状（俗称“米通瓷”），但未体现清澈剔透的效果，应直译为“Linglong porcelain”。其它如“定窑”（Dingyao kiln）、“均窑”（Junyao kiln）等均可照用此译法。
（4）直译加注法：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或特殊含义的陶瓷术语，应直译后再加注释。如“高岭土”因最早发现于景德镇的高岭村而得名，有人笼统地意译为“white clay”或“china clay”。其实早在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根就将其译为“Kaolin”，建议我们延续这一直译法。为了让读者深入理解“高岭土”，可加注“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porcelain making，was named after Kaolin village where it was discovered”。 2.其它翻译方法。
（1）图表辅译法：即通过直观的方式方法进行辅助翻译，包括使用图片、表格、公式等手段。正如翻译中国功夫一样，如果仅凭文字来翻译陶瓷，有时难以充分表达其具体形象和深刻内涵；但如果輔以图表，则一目了然。
早于明代的《天工开物》就记载，景德镇制瓷过手72工序方可成器。有些制瓷工艺复杂难懂，如，“利坯”（billet processing）是指对拉坯制成的半干坯进行打磨，使器表光洁，厚薄均匀的制作工序（如下图）。
景德镇瓷器的色釉驰名全球，如“斗彩”（Doucai）又称逗彩，是釉下彩（青花轮廓）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即在高温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进行二次施彩，再低温烘烤而成的装饰风格。（如下图）
（2）加词翻译法：某些陶瓷（特别是古董陶瓷）冗长却有讲究，翻译时需要借用介词、形容词、副词等。一般来说，整器造型多用shape 翻译，附件造型须在器形名称后加with或in短语。如“绿釉贴花凤首壶”应译为“green-glazed pot with/in applique-shaped like a phoenix head”，因为“凤首”是该器皿上部装饰（附件）的造型，只因为壶体上部装饰酷似鸡冠而称为凤首壶。翻译陶瓷如“罐”“尊”“盏”“注”等整器造型及“系”“流”“耳”“鋬”等附件造型时，译者必须先搞清楚这些陶瓷器件的形态、主次、历史等。
（3）模糊翻译法：对于有多种颜色或技法的陶瓷术语，可选择主要方面表述，其它的进行模糊处理。如约定俗成的“唐三彩”（three color-glazed ware）中的“三彩”不单指黄、绿、白三种主要颜色，同时还有红、黑、蓝、紫等颜色，其它如“素三彩”“三阳开泰”“五彩”等亦如此。又如工艺技法，纹饰在器物表面通体以绘画来表现，应用“painted”；纹饰既有平面的描绘又有立体的雕塑， 使用“designed”；纹饰以刻划为主，则用“carved”或“incised”。
（4）变通翻译法。明清瓷器上有一种常见的纹饰——梵文（Sanskrit），多为佛教咒语。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有些梵文术语已经不通行了，可进行变通翻译。如“送子观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传统雕塑，建议避开生僻的“观音”梵文“Avalokitesvara”，将其译为“Guangyin carrying a lad”。此外，还有“如来”（Tathagatas）、“菩萨”（Bodhisattva）、“活佛”（Rinpoche）等生僻而冗长的梵文。也有一些梵文早已进入英语语料库，如“佛”（Buddha）、“和尚”（Monk）、“寺庙”（Temple）等，译者可直接借用。
3.相关翻译技巧。
（1）区别意识形态差异，准确传达中国声音。在我国特殊时期，出现了“主席用瓷”“中央机关专用瓷”以及馈赠外国元首的礼品瓷等“红色官窑”。在不同时代，还有以政治为主题的政治艺术瓷，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Paper Tigers”（纸老虎）、“Iron Rice Bowl”
（铁饭碗）、“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等富有政治色彩的名词，也逐渐被英语世界所接受。在此，是否保留原语的“形式”不仅是翻译方法问题，也是事关文化态度的翻译策略问题，译者应谨慎对待，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其“意义”。
（2）尊重译入语文化习俗，擅用灵活的翻译技巧。如翻译带“龙”字的器件、窑炉、公司等涉及特定习俗的词句，不可简单处理。“龙纹盘”可意译为“dish with dragon design”，因为不置换“形式”难以表达图纹的“意义”；而“龙窑”“某龙陶瓷有限公司”等名称则应考虑中西方对“龙”形象的不同理解，将“龙”直译为“Long”。在陶瓷文化对外交流中，若遇到此类对方忌讳或可能有误解的颜色、动物、数字等习俗时，应根据情况灵活把握。
四、结语
陶瓷、中医、茶等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些特色文化对外翻译兼具科技翻译和文化翻译，其关键是处理好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译者应坚持准确传达“意义”优先的原则，根据翻译理论和实际情形灵活选择“形式”，科学翻译和大力宣扬我国悠久灿烂的陶瓷等特色文化。
参考文献：
[1]H.P.Grice.Meaning[J].Philosophical Review，1971：436-444.
[2][苏]巴尔胡达罗夫.蔡毅，虞杰，段京华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4]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
[5]朱竹芳.陶瓷英语基础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95-362.
[6]王慧.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英语演讲的语篇模式探讨[J].北方文学，2012（9）：100-1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6YB119）、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YYQ03）和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景德镇对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慧，景德镇陶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语言学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