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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三年来，64岁的肝病患者张重生成了病房里的名人。15次介护手术，每一次都仿佛是过鬼门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症患者，却成为其他病友的精神支柱。他的乐观精神，不仅打动其他患者，打动医生，也打动旁观的人。每次到了该做手术时，他一出场，医生和护士们就会竖起大拇指：“勇敢大叔又来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吧。
2014年10月，单位组织体检，我查出肝内有异物。复查后发现肝内有一个血管瘤，15.5厘米×14.8厘米，因为瘤太大，整个向下脱落，已经压得看不到右肾了。医生要求我马上住院。“你太没数了，一旦破裂，都无法施救，打120也不行。”这是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刹那，我仿佛就在生死临界点。
我问怎么治疗，他说只能保守治疗，做介护手术，遏制血管瘤的生长。做手术前还要做肝穿刺，做活检化验，取出样本看发展到什么地步，再做介护手术。做穿刺那天，几乎所有的亲友都来陪我。但被推進手术室的那一刻，我还是感觉到深深的无助。
做完第一次介护手术，我高烧不退，最高时40%，24小时持续不断地发高烧。第一次高烧烧了半个月，再加上身体疼痛，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时我心中满是绝望，医生每天来查房，我也打不起精神。19天下来，体重从164斤掉到140斤，我都脱相了。
办完出院手续后，我寻思着回家好好养病就行，谁知大夫说：“一个月后回来复查。”复查显示，因为瘤子体积太大，肝内血管又丰富，这个瘤子一直在疯长。必须继续做介护手术，逐渐阻断血管给瘤体的供给。就这样，每次做完介护手术后，医生都重复一句话：“一个月后回来复查。”
每次做完介护手术，我总是要发高烧、呕吐，还伴随着疼痛。疼得不行的时候，必须用杜冷丁来止疼。连医生看着我都流泪了。这样的介护手术，做一次已经受不了，我却要一个月做一次。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让我开始对生没有了盼望。活着太受罪，这样的受罪，还有必要吗？
人在生死临界点上，大脑中只有“听天由命”这样消极的念头。一旦把生死置之度外，心情反而平静下来。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等待复查的日子里，我渐渐不再恐惧，开始平静地面对现实。反正我已经想通了，把命交出去，爱怎样就怎样吧。
就在那段日子里，我无意问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重大疾病的精神疗法，说很多疾病都是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只要免疫力提高，疾病治愈率就会大大提升，而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免疫力的高低。文章说，对抗重大疾病，精神的作用能占到50%以上。我突然警醒了，我的绝望，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消极态度，只会让身体免疫力下降，加速病情恶化。
我开始积极面对病情。一方面遵医嘱，一方面自己查资料研究病情。从饮食到情绪，我来了个彻底的转变。不该吃的不吃，不该生气的不生气，不该管的不管，然后积极配合治疗。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我内心深处升起一个信念：要做一个有知识的病人。我把每天学习疾病知识、调整生活习惯，看作是一项必须的工作。人有了事做，精神就充实了。反正是不怕死了，每一次的介护手术，我就当是“检验工作成效”。
渐渐地，原来令我恐惧的手术，我越来越勇于面对了。从那以后，我慢慢在医院里“出名”了。他们都说：“从这个大叔身上看不到疾病的痛苦，他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病房里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压根儿想不到我是病号，当了解到我的病情时，他们都惊讶得不行。
现在，经我劝慰过的病友有好几十人，有时医生查房，也拿我的事例去激励其他患者。
（摘自《老同志之友·下半月》2018年第5期图/谭希光）
深感无助
2014年10月，单位组织体检，我查出肝内有异物。复查后发现肝内有一个血管瘤，15.5厘米×14.8厘米，因为瘤太大，整个向下脱落，已经压得看不到右肾了。医生要求我马上住院。“你太没数了，一旦破裂，都无法施救，打120也不行。”这是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刹那，我仿佛就在生死临界点。
我问怎么治疗，他说只能保守治疗，做介护手术，遏制血管瘤的生长。做手术前还要做肝穿刺，做活检化验，取出样本看发展到什么地步，再做介护手术。做穿刺那天，几乎所有的亲友都来陪我。但被推進手术室的那一刻，我还是感觉到深深的无助。
生不如死
做完第一次介护手术，我高烧不退，最高时40%，24小时持续不断地发高烧。第一次高烧烧了半个月，再加上身体疼痛，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时我心中满是绝望，医生每天来查房，我也打不起精神。19天下来，体重从164斤掉到140斤，我都脱相了。
办完出院手续后，我寻思着回家好好养病就行，谁知大夫说：“一个月后回来复查。”复查显示，因为瘤子体积太大，肝内血管又丰富，这个瘤子一直在疯长。必须继续做介护手术，逐渐阻断血管给瘤体的供给。就这样，每次做完介护手术后，医生都重复一句话：“一个月后回来复查。”
每次做完介护手术，我总是要发高烧、呕吐，还伴随着疼痛。疼得不行的时候，必须用杜冷丁来止疼。连医生看着我都流泪了。这样的介护手术，做一次已经受不了，我却要一个月做一次。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让我开始对生没有了盼望。活着太受罪，这样的受罪，还有必要吗？
成了名人
人在生死临界点上，大脑中只有“听天由命”这样消极的念头。一旦把生死置之度外，心情反而平静下来。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等待复查的日子里，我渐渐不再恐惧，开始平静地面对现实。反正我已经想通了，把命交出去，爱怎样就怎样吧。
就在那段日子里，我无意问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重大疾病的精神疗法，说很多疾病都是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只要免疫力提高，疾病治愈率就会大大提升，而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免疫力的高低。文章说，对抗重大疾病，精神的作用能占到50%以上。我突然警醒了，我的绝望，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消极态度，只会让身体免疫力下降，加速病情恶化。
我开始积极面对病情。一方面遵医嘱，一方面自己查资料研究病情。从饮食到情绪，我来了个彻底的转变。不该吃的不吃，不该生气的不生气，不该管的不管，然后积极配合治疗。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我内心深处升起一个信念：要做一个有知识的病人。我把每天学习疾病知识、调整生活习惯，看作是一项必须的工作。人有了事做，精神就充实了。反正是不怕死了，每一次的介护手术，我就当是“检验工作成效”。
渐渐地，原来令我恐惧的手术，我越来越勇于面对了。从那以后，我慢慢在医院里“出名”了。他们都说：“从这个大叔身上看不到疾病的痛苦，他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病房里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压根儿想不到我是病号，当了解到我的病情时，他们都惊讶得不行。
现在，经我劝慰过的病友有好几十人，有时医生查房，也拿我的事例去激励其他患者。
（摘自《老同志之友·下半月》2018年第5期图/谭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