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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开发浦东，是我国在试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深圳实践”之后，为参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竞争的一个战略布局。为了下好这着棋，中央和上海在浦东做出建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4个核心功能区的重大举措。其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我国第一个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是落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讲话精神的一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谢黎萍、郭继、马婉、姚吉安等采访了1990年时曾担任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德同志。
临危受命，正式出任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浦东开发则是这个奇迹中的亮点之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更是浦东开发的画龙点睛之笔。我有缘从1990年到现在，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全程开发。
1990年4月，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市领导抽调了一批骨干到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工作，杨昌基同志当主任，下设5个处，我调进去当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跟我说：“要你去就是为了解决土地和整个开发的筹资机制，同时你还要动脑筋，整个政策研究怎么跟中央、上海市有关部门相协调。”也就是说我去之后，不仅要理解中央把开发开放浦东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意图和目标要求，吃透这个精神，而且还要为这些目标研究相关政策。任务艰巨！但正是有了这段政策研究的经历，我对浦东开发开放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使我在之后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建设中，心里有一盏灯，更容易理解金融贸易区的定位与目标。
1990年9月，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公司成立，我正式成为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我们公司总共就6个人，一正三副，加上两位办公室负责人，坐在向浦东开发办借的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几张课桌椅，3条长板凳，一个热水瓶，一张纸贴在门口，写着“陆家嘴开发公司”。看到这样的条件，大家当时心情很低落。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汪道涵老市长做浦东开发前期的国际联合咨询小组成员，关于土地问题，我们曾有所接触。有一次，他指着对岸的浦东，跟我说：‘小王你来看，对面的浦东像不像一个舞台？隔着黄浦江，我们这里就是包厢。如果那个地方能够开发起来，那这个戏就好看了。’”正如汪道涵老市长所料，30年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经逐渐长好，唱出了一台台好戏。我们几个也走过艰辛，按预期，甚至超预期，打造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1990年至1995年，我们集中做了规划、动迁，准备土地等；1995年至2000年，做基础开发、功能开发，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2000年到2010年，则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当然，现在又有了更高的目标。2018年，市委又提出来2035年的目标，成为全球杰出城市的创新型城市。应该说整个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成長的过程，基本上和当时市领导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概设想是相一致的，甚至比我们做基础开发和框架的时候，可能还稍稍提早了一点。
但是回到1990年9月，我们6个人拿着一张当时的浦东开发图纸，看着什么也没有的陆家嘴，面面相觑，又数了数几个最大困扰——5个“无”，心里更加没底了。一没有规划。金桥、外高桥全部有批准的规划，而陆家嘴的规划还没有完全确定；二没有土地。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划，所以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因此陆家嘴也没有具体的地。同时还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员工。真是一筹莫展！而且，大家还都不知道金融贸易区怎么建？在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上，我问国务院副秘书长、特区办主任何椿霖：“这个金融贸易区怎么做？”他跟我笑笑说：“你是第一次碰到，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大家一起探索。”确实，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探索中度过的。
“烂泥渡路”是当时陆家嘴的真实存在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于我们6个不是浦东地区土生土长的开发者来说，要真正能在陆家嘴扎下根开展工作，必须对陆家嘴的基本状况有个清楚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到派出所，到居委会，到农村的大队，一家一家去“抄户表”，通过抄户籍、房屋产权、房产租赁的存根等资料，摸清了陆家嘴的人口、建筑、企业、土地等基本状况。
小陆家嘴1.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居民16945户，常住人口49234人，还有39个大型的央企和上海市重点企业，如烟草机械厂、联合毛纺厂、上海钢球厂、上海肠衣厂、立新船厂、上海船厂等；有14个码头仓库，如上粮一库等；250多家小型的企业商店。这无不说明，陆家嘴的待开发土地不像金桥、外高桥两个开发区那样以农田为主，也预示着未来陆家嘴开发的动迁任务非常繁重。不仅如此，陆家嘴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很好，“烂泥渡路”不仅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名，也是当时陆家嘴状况的一种生动写照。如果按1980年《动迁法》规定的每户平均住房60平方米来算，仅小陆家嘴居民动迁房就要102万平方米，再加上工厂的搬迁，费用巨大。更不要说整个42平方公里的陆家嘴地区有人口65万，162个居民小区，153个居委会，布满建筑和居民，可以开发的农地只有3平方公里。
1990年10月，当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上去，朱镕基市长听了非常着急。他说：“坏了，这不是旧城改造吗？怎么还叫建设CBD？金融贸易区哪年哪月才能建成？”倪天增副市长向他解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相结合的地方。朱市长说：“哪天我们弄个直升机上去看看，该怎么做？怎么做得成功？金融贸易区到底放哪里？”
目光聚焦陆家嘴，规划要求25年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反复比较调查研究，1990年11月27日，我给朱市长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几个想法：一个是陆家嘴开发的确有3个困难条件。同时也分析，还有3个有利的因素。第一，大家对设立金融贸易区有兴趣，内资银行、各省市都有这个意愿，外资也在观望；第二，地下的管道基础好；第三，虽然动迁量大，但是开发集中，容易形成气候，有利于树立浦东开发开放的形象。此外，信里我还对朱市长提出的关于吸引内资和外资关系、起步地价以及陆家嘴统一规划等问题做了回答。这封信上去以后，浦东开发办和规划院马上做了很多的比较工作，最后大家还是把目光聚焦到陆家嘴。1990年12月20日，朱镕基、黄菊、倪天增等领导一起来听整个浦东的规划和项目启动建设问题。在这个会上，朱市长说金融贸易区还是要建在陆家嘴。他说：“好肉长在骨头上，骨头边上慢慢啃，要啃一啃。”
既然要啃硬骨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来了。陆家嘴的规划怎么做？规划非常关键，规划做得好可以管100年；如果做得不好，实施后永远没有机会重新再来，这一步走偏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一定要“事成于思”“谋定而动”。
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的要求，陆家嘴地区要与“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的目标相适应，就必须建成面向国际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它的规划，也必须与世界一流CBD相媲美。对此，朱镕基市长指出：“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面孔，我们紧锣密鼓地搞起来，总体规划可以搞国际设计招标、搞规划竞赛，这也是一种宣传。”
1992年5月，我们出资200万元参与组织和启动由法国政府公共工程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上海市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历经1年左右时间，1993年由市规划设计院、华东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和陆家嘴开发公司等多方力量组成的规划深化工作小组拿出了送审的规划深化方案。这个国际规划设计方案的咨询和深化设计，一共进行了3轮，逐步集聚精华形成共识。到1993年5月前后，我们最终拿出了一个做到东方和西方、历史和未来、浦东和浦西相结合的深化方案，后经市人大、市政协和市委常委会审查后，在1993年12月28日获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
通过做规划，我们解决了陆家嘴开发在规划方面的为什么要建中国的金融贸易区、金融贸易区的选址、要不要建轴线大道以及如何功能开发等4大战略性问题，以及4个技术性、战术层面上的问题。黄菊曾说：“希望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能够25年不变，一张图纸干到底。”如今25年早已过去，最终实施的这张规划蓝图的确没有大的修改，只有很少的局部优化，最大的修改就是上海中心这幢楼，它增高了，面积也增加了。
创新使“无米之炊”巧变可为之作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有了规划，但是我们没资金，也没有土地，怎么开发？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房子、办公用品都是借来的，浦东开发办借给我们20万元的临时办公用品用款额度，但要求在注册资本到位后还清。这20万元，我们连办公用的租车费也不舍得从中开销，车子都是向外单位无偿借的。记得第一次为金融中心功能建设请银行家座谈的会场，也是汪雅谷到他老单位友谊商店赊账借用的。后来，工商银行浦东分行行长姜建清知道了我们的困难，给我们3个开发公司每家贷款200万作为开办费。当时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可作抵押、担保。他说：“我就用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和决心做担保吧。如果浦东开发搞不成，那么我们这个分行也搞不成了。”
至于政府投资，最初朱镕基跟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说：“一个公司给3个亿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后来由于财政紧张，就改成一個公司1个亿，最后直接变为3个公司1个亿，浦东开发办分配给每家3000万元，余下的1000万元留浦东开发办。而且这笔钱是贷款，是要还的。说实话，无论是20万、200万，还是3000万，对大范围开发的开发公司来说，都是杯水车薪。没办法，我们只能在绝境中找出路，走改革创新的路。
当时，我们第一个创新模式是“土地空转，滚动开发”，就是用“财政—公司—土地”三级之间互冲流转资本和土地要素，从而把启动资金和土地开发权问题解决了。当时这些合同是在川沙县政府礼堂签的。先签一份我跟财政局合同，借款6.7亿；再跟土地局签一份土地出让的毛地有偿使用合同。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夏克强就站在我们后面，我们3个公司，一个个上去签。轮到我上去签的时候，夏克强开玩笑说：“你想想清楚，一个字2亿多。”第二个创新模式，是用获得的毛地按一定的价值吸收外资直接资金投入进行联合开发的模式。比如富都世界地块的开发，就是通过和泰国正大集团一起合资成立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的中外合资企业——“富都世界”进行开发的。第三个创新模式是创建上市公司。我们跟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建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中房上海公司一起，组建“上海众城实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9月份获得批准，成为全国第一家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此外，我们还通过实业投资经营、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融资、借贷和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使无米之炊变成可为之作。
有了资金，有了土地，我们就可以真正实质性地开展开发建设了。为了使毛地变成可供开发的熟地，我们开展了大量动迁工作。
当时，对位于陆家嘴隧道附近、承担全国所需大部分轴承钢珠生产的上海钢球厂有文件：这个厂如果动迁造成停产就会造成全国的轴承生产损失，你们要负责。最后，在大家共同协作下，全部搬迁。搬迁的时候，他们还挂出一个横幅“让我们笑着向陆家嘴告别”。
立新船厂是百年老厂，占了最大一片地。因为涉及部门较多，谈得非常艰难，又是交通部，又是上海海运局，最后谈好了。到了签约的那一天，厂长拿着笔迟迟不肯签，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说：“我签不下去，近百年的老厂要断送在我手上。”当时，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也参加这次签约仪式，他即兴站起来说：“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仪式，为什么高兴？我不由想到一个典故，就是凤凰涅槃的故事。”接着，他讲了凤凰涅槃重生的故事，告诉厂长说：“你不要难过，你应该想到这是凤凰涅槃。你不但结束了一段历史，你更是创造了一段历史。立新船厂会更好、更辉煌，你们老的设备可以更新，老的布局可以优化……”厂长释然了，开心地签了字。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至今都非常打动我。就是这些企业、居民对国家大战略的支持，我们才能做成这些事情。
在居民动迁方面，我们除了建造动迁房，还开动脑筋从长远考虑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我们通过创办安置农民的企业吸收他们就业，使他们变成浦东开发的生力军；我们跟严桥乡和洋泾乡组成经济联合体，他们用被动迁的补偿和土地作资本和我们一起建立开发公司，按浦东开发的城市规划进行联合开发，解决了农民的失地问题和长期养老资金来源问题；另外，我们还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再就业。 总之，我们把有可能出现的动迁阻力，千方百计变成一种大家为浦东开发出力的动力，最后变成一种居民和企业对开发浦东的信心而共同参与的历史性贡献。
凤凰涅槃，陆家嘴步入全球金融中心行列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城市形态和功能开发上。特别是功能开发这个题目很大，不是陆家嘴开发公司一家可以单独做成的。
为推动陆家嘴金融功能培育，我们抓的第一个“领头羊”项目，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大楼。这个项目是我们帮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立项的。为促成该项目的完成，我们公司全力以赴，全程跟进，不仅自己专门招聘代建工程队伍，还把我们第一批拿到的注册资本买了3万平方米动迁房支持他们，贴作地价的一部分。
大楼竣工营业的第一天，浦东新区管委会送了一个木雕的羊。赵启正副市长很会制造气氛，让我们找了一只小白羊，洗干净，用红布兜着，到了揭幕的时候，把红布一揭，露出一只小白羊。确实，在这个领头羊的带动下，领进了一群“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包括外资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大华银行以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上海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等，都进来了。
除了抓住内资领头羊的项目，我们吸引外资项目也有自己的一套，例如，日本的环球中心。它的规模是492米的高度，9.8亿美元的投资。投资额高，设计标准高，周期长。从1992年初他们来访，到2008年9月2日竣工营业，差不多16年。在这16年中，还发生3次大的波折，我们最后都用实际行动来感动他，最后让他认定一定要在中国做下去。
1992年10月，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社长森稔第一次来考察，看中金茂大厦边上这块地。这块地骨头最硬，不好动迁。于是，我们就给他推荐其他地块，但他非这块地不可。而且，还要求动迁后才签约。我就让他明年来签约，他很吃惊，因为日本土地拆迁没个十年八年的下不来。到了1994年年初，他来上海一看，果然已经基本拆好了。因此，就在同年9月签了土地协议，地价1.7亿美元。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签约以后，他们碰到第二个投资商，一个美国很大的投资商，兩家商量一起做。但是，后来美国经济情况不好，美商退出，我们中国这边也正经济调控。他就有点萌生退意，但是我们依然坚持。于是他就提出：“我要再做可以，要先把你们图纸上的轴线大道建好。”正好，我们要做轴线大道样板段。很快，我们又做了他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样板段做完后，他们的公司就正式注册了，算是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但是，一波三折，到了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他又提要求了，要求中心绿地做好后，才继续推进。也巧，我们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浦东要推进4个一工程，其中一个就是中心绿地。我跟他说：“1997年会完成。”他不信，还跟我打赌，觉得他们日本羽田机场跑道为了一个钉子户，动迁了20多年，最后跑道还因此偏掉了，所以我们肯定不行。结果，我们中心绿地用了不到8个月，全部竣工。至此，他不禁叹服：“你们规划真的是说到做到。”之后，这个项目就开始大踏步推进了。这个外资项目，我们并不是像对内资一样，靠贴钱吸引他进来，而是靠我们的开发力度、开发诚意和始终如一的推进服务协调，来感动他。
在功能开发中，光靠抓领头羊，跟进服务来吸引项目是不够的，还需要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为此，我们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实践，例如，世纪大道、滨江大道等等。就是地下的基础设施我们也动了不少脑筋，进行了一些探索。我们在现在的张杨路下面建了上海市第一条真正的城市管线共用管廊，俗称“共同沟”。那是在路面下做一个几米宽、2米多高的混凝土结构，管线放在两边，人可以走下去。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到浦东视察时，当看到路边一个个像地铁入口一样的比较小的玻璃房子，得知是装管线的“共同沟”时，坚持要下去看看。这完全是计划外的视察内容。江泽民总书记还对曾庆红说：“他把我们平时说要装的‘马路拉链’装上了。”因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对上海城市街道不停开挖很有意见，曾说过：“你们赶紧装一个拉链算了，拉开把管线装下去，不要就拉起来。现在开开挖挖，烦死了，扰民。”所以，他看到我们做成的“共同沟”很感兴趣，还戴着安全帽下去看了。除了“共同沟”，我们早在1994年做小陆家嘴地下管廊的时候，还把地下光纤24孔导管全部放下去，这在上海也是最早的。
总之，我们经过10多年的开发探索，到2001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商贸、会展、旅游、现代居住功能得到全面拓展。中外金融机构达到123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60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国家级要素市场和25家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相继进入，现代化服务中心功能逐步凸显。
现如今，陆家嘴金融中心正三十而立，步入旺年，迈向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指日可待。在这个时刻，我想这个中国奇迹的诞生，可以告诉世界，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中国未来也必将更加美好！
（整理者为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谢黎萍、郭继、马婉、姚吉安等采访了1990年时曾担任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德同志。
临危受命，正式出任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浦东开发则是这个奇迹中的亮点之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更是浦东开发的画龙点睛之笔。我有缘从1990年到现在，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全程开发。
1990年4月，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市领导抽调了一批骨干到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工作，杨昌基同志当主任，下设5个处，我调进去当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跟我说：“要你去就是为了解决土地和整个开发的筹资机制，同时你还要动脑筋，整个政策研究怎么跟中央、上海市有关部门相协调。”也就是说我去之后，不仅要理解中央把开发开放浦东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意图和目标要求，吃透这个精神，而且还要为这些目标研究相关政策。任务艰巨！但正是有了这段政策研究的经历，我对浦东开发开放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使我在之后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建设中，心里有一盏灯，更容易理解金融贸易区的定位与目标。
1990年9月，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公司成立，我正式成为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我们公司总共就6个人，一正三副，加上两位办公室负责人，坐在向浦东开发办借的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几张课桌椅，3条长板凳，一个热水瓶，一张纸贴在门口，写着“陆家嘴开发公司”。看到这样的条件，大家当时心情很低落。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汪道涵老市长做浦东开发前期的国际联合咨询小组成员，关于土地问题，我们曾有所接触。有一次，他指着对岸的浦东，跟我说：‘小王你来看，对面的浦东像不像一个舞台？隔着黄浦江，我们这里就是包厢。如果那个地方能够开发起来，那这个戏就好看了。’”正如汪道涵老市长所料，30年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经逐渐长好，唱出了一台台好戏。我们几个也走过艰辛，按预期，甚至超预期，打造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1990年至1995年，我们集中做了规划、动迁，准备土地等；1995年至2000年，做基础开发、功能开发，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2000年到2010年，则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当然，现在又有了更高的目标。2018年，市委又提出来2035年的目标，成为全球杰出城市的创新型城市。应该说整个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成長的过程，基本上和当时市领导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概设想是相一致的，甚至比我们做基础开发和框架的时候，可能还稍稍提早了一点。
但是回到1990年9月，我们6个人拿着一张当时的浦东开发图纸，看着什么也没有的陆家嘴，面面相觑，又数了数几个最大困扰——5个“无”，心里更加没底了。一没有规划。金桥、外高桥全部有批准的规划，而陆家嘴的规划还没有完全确定；二没有土地。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划，所以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因此陆家嘴也没有具体的地。同时还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员工。真是一筹莫展！而且，大家还都不知道金融贸易区怎么建？在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上，我问国务院副秘书长、特区办主任何椿霖：“这个金融贸易区怎么做？”他跟我笑笑说：“你是第一次碰到，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大家一起探索。”确实，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探索中度过的。
“烂泥渡路”是当时陆家嘴的真实存在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于我们6个不是浦东地区土生土长的开发者来说，要真正能在陆家嘴扎下根开展工作，必须对陆家嘴的基本状况有个清楚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到派出所，到居委会，到农村的大队，一家一家去“抄户表”，通过抄户籍、房屋产权、房产租赁的存根等资料，摸清了陆家嘴的人口、建筑、企业、土地等基本状况。
小陆家嘴1.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居民16945户，常住人口49234人，还有39个大型的央企和上海市重点企业，如烟草机械厂、联合毛纺厂、上海钢球厂、上海肠衣厂、立新船厂、上海船厂等；有14个码头仓库，如上粮一库等；250多家小型的企业商店。这无不说明，陆家嘴的待开发土地不像金桥、外高桥两个开发区那样以农田为主，也预示着未来陆家嘴开发的动迁任务非常繁重。不仅如此，陆家嘴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很好，“烂泥渡路”不仅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名，也是当时陆家嘴状况的一种生动写照。如果按1980年《动迁法》规定的每户平均住房60平方米来算，仅小陆家嘴居民动迁房就要102万平方米，再加上工厂的搬迁，费用巨大。更不要说整个42平方公里的陆家嘴地区有人口65万，162个居民小区，153个居委会，布满建筑和居民，可以开发的农地只有3平方公里。
1990年10月，当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上去，朱镕基市长听了非常着急。他说：“坏了，这不是旧城改造吗？怎么还叫建设CBD？金融贸易区哪年哪月才能建成？”倪天增副市长向他解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相结合的地方。朱市长说：“哪天我们弄个直升机上去看看，该怎么做？怎么做得成功？金融贸易区到底放哪里？”
目光聚焦陆家嘴，规划要求25年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反复比较调查研究，1990年11月27日，我给朱市长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几个想法：一个是陆家嘴开发的确有3个困难条件。同时也分析，还有3个有利的因素。第一，大家对设立金融贸易区有兴趣，内资银行、各省市都有这个意愿，外资也在观望；第二，地下的管道基础好；第三，虽然动迁量大，但是开发集中，容易形成气候，有利于树立浦东开发开放的形象。此外，信里我还对朱市长提出的关于吸引内资和外资关系、起步地价以及陆家嘴统一规划等问题做了回答。这封信上去以后，浦东开发办和规划院马上做了很多的比较工作，最后大家还是把目光聚焦到陆家嘴。1990年12月20日，朱镕基、黄菊、倪天增等领导一起来听整个浦东的规划和项目启动建设问题。在这个会上，朱市长说金融贸易区还是要建在陆家嘴。他说：“好肉长在骨头上，骨头边上慢慢啃，要啃一啃。”
既然要啃硬骨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来了。陆家嘴的规划怎么做？规划非常关键，规划做得好可以管100年；如果做得不好，实施后永远没有机会重新再来，这一步走偏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一定要“事成于思”“谋定而动”。
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的要求，陆家嘴地区要与“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的目标相适应，就必须建成面向国际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它的规划，也必须与世界一流CBD相媲美。对此，朱镕基市长指出：“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面孔，我们紧锣密鼓地搞起来，总体规划可以搞国际设计招标、搞规划竞赛，这也是一种宣传。”
1992年5月，我们出资200万元参与组织和启动由法国政府公共工程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上海市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历经1年左右时间，1993年由市规划设计院、华东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和陆家嘴开发公司等多方力量组成的规划深化工作小组拿出了送审的规划深化方案。这个国际规划设计方案的咨询和深化设计，一共进行了3轮，逐步集聚精华形成共识。到1993年5月前后，我们最终拿出了一个做到东方和西方、历史和未来、浦东和浦西相结合的深化方案，后经市人大、市政协和市委常委会审查后，在1993年12月28日获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
通过做规划，我们解决了陆家嘴开发在规划方面的为什么要建中国的金融贸易区、金融贸易区的选址、要不要建轴线大道以及如何功能开发等4大战略性问题，以及4个技术性、战术层面上的问题。黄菊曾说：“希望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能够25年不变，一张图纸干到底。”如今25年早已过去，最终实施的这张规划蓝图的确没有大的修改，只有很少的局部优化，最大的修改就是上海中心这幢楼，它增高了，面积也增加了。
创新使“无米之炊”巧变可为之作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有了规划，但是我们没资金，也没有土地，怎么开发？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房子、办公用品都是借来的，浦东开发办借给我们20万元的临时办公用品用款额度，但要求在注册资本到位后还清。这20万元，我们连办公用的租车费也不舍得从中开销，车子都是向外单位无偿借的。记得第一次为金融中心功能建设请银行家座谈的会场，也是汪雅谷到他老单位友谊商店赊账借用的。后来，工商银行浦东分行行长姜建清知道了我们的困难，给我们3个开发公司每家贷款200万作为开办费。当时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可作抵押、担保。他说：“我就用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和决心做担保吧。如果浦东开发搞不成，那么我们这个分行也搞不成了。”
至于政府投资，最初朱镕基跟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说：“一个公司给3个亿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后来由于财政紧张，就改成一個公司1个亿，最后直接变为3个公司1个亿，浦东开发办分配给每家3000万元，余下的1000万元留浦东开发办。而且这笔钱是贷款，是要还的。说实话，无论是20万、200万，还是3000万，对大范围开发的开发公司来说，都是杯水车薪。没办法，我们只能在绝境中找出路，走改革创新的路。
当时，我们第一个创新模式是“土地空转，滚动开发”，就是用“财政—公司—土地”三级之间互冲流转资本和土地要素，从而把启动资金和土地开发权问题解决了。当时这些合同是在川沙县政府礼堂签的。先签一份我跟财政局合同，借款6.7亿；再跟土地局签一份土地出让的毛地有偿使用合同。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夏克强就站在我们后面，我们3个公司，一个个上去签。轮到我上去签的时候，夏克强开玩笑说：“你想想清楚，一个字2亿多。”第二个创新模式，是用获得的毛地按一定的价值吸收外资直接资金投入进行联合开发的模式。比如富都世界地块的开发，就是通过和泰国正大集团一起合资成立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的中外合资企业——“富都世界”进行开发的。第三个创新模式是创建上市公司。我们跟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建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中房上海公司一起，组建“上海众城实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9月份获得批准，成为全国第一家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此外，我们还通过实业投资经营、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融资、借贷和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使无米之炊变成可为之作。
有了资金，有了土地，我们就可以真正实质性地开展开发建设了。为了使毛地变成可供开发的熟地，我们开展了大量动迁工作。
当时，对位于陆家嘴隧道附近、承担全国所需大部分轴承钢珠生产的上海钢球厂有文件：这个厂如果动迁造成停产就会造成全国的轴承生产损失，你们要负责。最后，在大家共同协作下，全部搬迁。搬迁的时候，他们还挂出一个横幅“让我们笑着向陆家嘴告别”。
立新船厂是百年老厂，占了最大一片地。因为涉及部门较多，谈得非常艰难，又是交通部，又是上海海运局，最后谈好了。到了签约的那一天，厂长拿着笔迟迟不肯签，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说：“我签不下去，近百年的老厂要断送在我手上。”当时，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也参加这次签约仪式，他即兴站起来说：“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仪式，为什么高兴？我不由想到一个典故，就是凤凰涅槃的故事。”接着，他讲了凤凰涅槃重生的故事，告诉厂长说：“你不要难过，你应该想到这是凤凰涅槃。你不但结束了一段历史，你更是创造了一段历史。立新船厂会更好、更辉煌，你们老的设备可以更新，老的布局可以优化……”厂长释然了，开心地签了字。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至今都非常打动我。就是这些企业、居民对国家大战略的支持，我们才能做成这些事情。
在居民动迁方面，我们除了建造动迁房，还开动脑筋从长远考虑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我们通过创办安置农民的企业吸收他们就业，使他们变成浦东开发的生力军；我们跟严桥乡和洋泾乡组成经济联合体，他们用被动迁的补偿和土地作资本和我们一起建立开发公司，按浦东开发的城市规划进行联合开发，解决了农民的失地问题和长期养老资金来源问题；另外，我们还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再就业。 总之，我们把有可能出现的动迁阻力，千方百计变成一种大家为浦东开发出力的动力，最后变成一种居民和企业对开发浦东的信心而共同参与的历史性贡献。
凤凰涅槃，陆家嘴步入全球金融中心行列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城市形态和功能开发上。特别是功能开发这个题目很大，不是陆家嘴开发公司一家可以单独做成的。
为推动陆家嘴金融功能培育，我们抓的第一个“领头羊”项目，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大楼。这个项目是我们帮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立项的。为促成该项目的完成，我们公司全力以赴，全程跟进，不仅自己专门招聘代建工程队伍，还把我们第一批拿到的注册资本买了3万平方米动迁房支持他们，贴作地价的一部分。
大楼竣工营业的第一天，浦东新区管委会送了一个木雕的羊。赵启正副市长很会制造气氛，让我们找了一只小白羊，洗干净，用红布兜着，到了揭幕的时候，把红布一揭，露出一只小白羊。确实，在这个领头羊的带动下，领进了一群“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包括外资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大华银行以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上海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等，都进来了。
除了抓住内资领头羊的项目，我们吸引外资项目也有自己的一套，例如，日本的环球中心。它的规模是492米的高度，9.8亿美元的投资。投资额高，设计标准高，周期长。从1992年初他们来访，到2008年9月2日竣工营业，差不多16年。在这16年中，还发生3次大的波折，我们最后都用实际行动来感动他，最后让他认定一定要在中国做下去。
1992年10月，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社长森稔第一次来考察，看中金茂大厦边上这块地。这块地骨头最硬，不好动迁。于是，我们就给他推荐其他地块，但他非这块地不可。而且，还要求动迁后才签约。我就让他明年来签约，他很吃惊，因为日本土地拆迁没个十年八年的下不来。到了1994年年初，他来上海一看，果然已经基本拆好了。因此，就在同年9月签了土地协议，地价1.7亿美元。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签约以后，他们碰到第二个投资商，一个美国很大的投资商，兩家商量一起做。但是，后来美国经济情况不好，美商退出，我们中国这边也正经济调控。他就有点萌生退意，但是我们依然坚持。于是他就提出：“我要再做可以，要先把你们图纸上的轴线大道建好。”正好，我们要做轴线大道样板段。很快，我们又做了他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样板段做完后，他们的公司就正式注册了，算是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但是，一波三折，到了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他又提要求了，要求中心绿地做好后，才继续推进。也巧，我们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浦东要推进4个一工程，其中一个就是中心绿地。我跟他说：“1997年会完成。”他不信，还跟我打赌，觉得他们日本羽田机场跑道为了一个钉子户，动迁了20多年，最后跑道还因此偏掉了，所以我们肯定不行。结果，我们中心绿地用了不到8个月，全部竣工。至此，他不禁叹服：“你们规划真的是说到做到。”之后，这个项目就开始大踏步推进了。这个外资项目，我们并不是像对内资一样，靠贴钱吸引他进来，而是靠我们的开发力度、开发诚意和始终如一的推进服务协调，来感动他。
在功能开发中，光靠抓领头羊，跟进服务来吸引项目是不够的，还需要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为此，我们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实践，例如，世纪大道、滨江大道等等。就是地下的基础设施我们也动了不少脑筋，进行了一些探索。我们在现在的张杨路下面建了上海市第一条真正的城市管线共用管廊，俗称“共同沟”。那是在路面下做一个几米宽、2米多高的混凝土结构，管线放在两边，人可以走下去。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到浦东视察时，当看到路边一个个像地铁入口一样的比较小的玻璃房子，得知是装管线的“共同沟”时，坚持要下去看看。这完全是计划外的视察内容。江泽民总书记还对曾庆红说：“他把我们平时说要装的‘马路拉链’装上了。”因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对上海城市街道不停开挖很有意见，曾说过：“你们赶紧装一个拉链算了，拉开把管线装下去，不要就拉起来。现在开开挖挖，烦死了，扰民。”所以，他看到我们做成的“共同沟”很感兴趣，还戴着安全帽下去看了。除了“共同沟”，我们早在1994年做小陆家嘴地下管廊的时候，还把地下光纤24孔导管全部放下去，这在上海也是最早的。
总之，我们经过10多年的开发探索，到2001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商贸、会展、旅游、现代居住功能得到全面拓展。中外金融机构达到123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60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国家级要素市场和25家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相继进入，现代化服务中心功能逐步凸显。
现如今，陆家嘴金融中心正三十而立，步入旺年，迈向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指日可待。在这个时刻，我想这个中国奇迹的诞生，可以告诉世界，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中国未来也必将更加美好！
（整理者为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