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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喜获解放。重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解放的最后一座特大城市；重庆的解放，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命令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企盼的“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阴谋的彻底破灭，同时为解放西南全境进而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被迫迁往广州。10月中旬，华南重镇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大多群集于此。重庆自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约三年半之后，再次成为国民党的“首都”和统治中心，成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命令，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从而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战役中，主要经历了以下重大战斗：一是突破川鄂湘边防线。二是突破乌江防线。三是突破白马山防线。宋希濂精心布置的三道防线被我军突破后，国民党盘踞多年的西南重镇、妄图借此再做“复兴”美梦的重庆，已门户洞穿，完全暴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所部，从湖南芷江直入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攻占遵义，并乘胜向黔北、黔西北、黔西南追歼逃敌，迅速解放贵州大部，切断了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逃往滇桂黔的退路。
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前，接受南京人民授旗
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川黔战役进行中的11月21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川、康、云、贵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并明确告知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是“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11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又致电所属第三、五兵团及第十、十一、十二军，希望“各军师团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四项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人”。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某部经过重庆市郊入城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与国民党防线的频频告急，蒋介石于1949年11月14日再次飞到重庆，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重庆的近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频频约见国民党军政要员，作“固守重庆、保卫西南”之美梦，并派儿子蒋经国赴川东前线视察督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到重庆增加防卫力量；美国参议员诺兰也飞抵重庆，为蒋介石鼓劲打气。但所有的这一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都是枉费心机，无济于事。在此情形下，国民党当局眼见重庆不保，不得不于11月21日做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再迁成都的决定。在逃离重庆之前，蒋介石亲自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屠杀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全部政治犯，同时破坏重庆的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为此，毛人凤多次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任务，还专门从台湾调来“东南技术总队”实施破坏活动。9月6日，国民党特务首先屠杀了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等6人，以后又分批屠杀了革命志士数十人。11月27日，当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传到歌乐山麓之际，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竟将各处关押的政治犯近200人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集体屠杀，然后又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惨案。
在国民党反動派屠杀革命志士、破坏城市建设与设施的同时，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则为保护重庆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中共川东暨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地将先前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引导到迎接解放、保护城市和配合接管的工作上。他们或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进行策反工作，以将敌人的破坏损失减到最小；或组织护厂队、护校队，保护工厂、学校和城市，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或想方设法，积极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重庆城市的安全，极大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为重庆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的5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喜获解放。至此，国民党政府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是重庆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以后，重庆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向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目标昂首迈进。
解放前的重慶，既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这一地区最为集中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前盘踞的最大城市和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全国性大城市相继解放之后，先前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各种反动势力都逃亡、聚集在重庆，使重庆成了各种反动势力聚集和活动的大本营。据重庆市公安部（后改为公安局）部长刘明辉1949年12月16日在重庆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次常委办公会议上报告，解放后的重庆的基本情况是：市区共有413保，801甲，212255户，1003756人；其中土匪、扒手、小偷，解放前约1万多人，大部持有枪支；袍哥约10多万人；解放前国民党收容在流民习艺所的有2000多人，街上零星的尚未计入；散兵游勇、失业军官、在乡军人具体数字虽然不详，但遍街皆是；职业特务约6000人，此数还不包括王陵基等地方系统的特务在内。因此，解放后的重庆，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热烈庆祝、欢声雷动、兴奋愉快；“另一方面是满目疮痍，特务匪徒到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插或处理，大批学校员生亦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遭受着大的破坏……城乡和内外的交流与商业亦在停滞状态中”。由此一来，在推翻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后，如何把重庆顺利地接管过来，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就成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重庆人民的首要、共同任务。
为了接管好重庆，把旧有政权机构尽快地转移到人民手中，刘、邓首长及二野前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瞻远瞩，还在进军重庆途中，就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为接管重庆做了干部上的准备。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在拟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时，就在南京确定并任命了接管重庆的主要领导班子，决定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市市长，主管军管会工作；二野第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西南服务团副团长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府工作。与此同时，在解放上海、杭州后，二野又调遣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等地的进步青年学生，着手筹组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参加西南各城市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到湖南常德后，又对入城接管的干部队伍进行配套，共抽调2470名干部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这些负责接管重庆的干部，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华东局、川干队（其中一部分是延安、晋绥一带的四川籍老干部，一部分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从重庆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人员）、川东地下党、西南服务团及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有的参加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具有一定的城市工作经验；而绝大多数干部则是久经考验、对党忠诚的老干部、老战士，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热情，他们是重庆得以顺利接管的组织保障。
北碚大明纺织厂女工欢迎解放的队伍和标语
其次是对接管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规定了新解放区和城市接管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了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在嗣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党中央又对有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改造、建立新秩序、建立新城市而斗争的方针进行了强调。遵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刘、邓首长利用二野部队在常德休整的间隙，专门召开接管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分别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和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张霖之同志专门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就目前接管城市的有利条件、接管的方针方法与步骤、接管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及接管的组织领导等问题，分别作了详细说明，指出：“我们要依靠工人，并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大胆地吸收革命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工作，大胆地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的接管工作是完全可以搞好的。”从而为重庆的顺利接管做了思想上的保障。
与此同时，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也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将主要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积极开展“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护城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上层统战与策反工作，从而减小了敌人对重庆的破坏和军事抵抗，使重庆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这也为重庆的顺利接管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重庆解放初期主政西南的刘伯承与邓小平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的部分主要领导干部19人（加上警卫等共30余人）进入重庆市区，即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工作。重庆市军管会以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等12人为委员，张际春为主任委员，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委员。针对重庆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重庆市军管会采取了“稳步前进，有重点有步骤的接收”方法，并制定了正确的接管方针，即：自上而下按系统的接管，不准搞乱系统，乱抓乱接；“大力动员工人职员群众及地下党的力量参加接管，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工人，团结学生，进而争取团结各种职员、科学家、技术人员、进步的产业家、工商家等，向他们宣传解释我们的城市政策与接管方针、计划、办法等，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参加协助我们的接管工作。 依照“按系统接管”的接管方针，重庆的接管工作共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等七大系统，并组成军事、政务、财经、文教、交通、后勤、房地产七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分别接管与之相对应的原国民党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军事单位、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其所属单位的一切物资财产、档案材料和全部人员。北碚划归重庆后，又于12月12日设立重庆市军管会北碚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在接管的方法上，各接管部门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接管形式：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方式。
广泛地发动工人、职员与各界群众参加接管，是接管重庆的方针之一。在接管过程中，刘、邓首长及重庆市军管会的主要领导，始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他们分头出动，与重庆各界人民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接管政策并为广大群众解惑释疑，使他们充分了解接管重庆的方针政策，从而自觉地协助接管。12月9日，重庆市军管会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主要领导均亲自参加会议。刘伯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回顾了重庆工人阶级的光辉历史，号召重庆工人阶级发扬革命传统，挑起建设人民自己的新重庆的重担。在会上，针对一些工人要求发“解放金”、要求“消灭资本家”等过“左”要求，刘伯承耐心细致地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策与策略，号召广大工人阶级要有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的眼光，并对工人阶级关心的劳资关系、工农联盟、工资改革等问题，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刘伯承的这个讲话，不仅回应了广大人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让广大群众看到了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继工人代表座谈会之后，重庆市军管会又相继召开了学生代表、妇女代表、文教界代表、工商界代表四个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在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座谈会后，广大人民群众情绪高涨，他们纷纷出动，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协助接管。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此为标志，重庆的接管工作告一段落
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的接管工作》的报告
为了加强领导并集中一切力量搞好重庆的接管工作，在接管期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也都是通过军管会来实现的，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一致性、权威性和嚴肃性。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的逐渐建立，到1950年1月，重庆接管工作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尚在接管中的逐渐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接管；已接管完毕的则开始转向管理。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庆市整个接管工作的胜利结束，重庆从此走向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新阶段。
从重庆解放到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整个重庆的接管工作历时50余天，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员工（包括学生）100647人；接收的物资主要有黄金10796两、白银8555两另777公斤、银元148690元、美钞50218元、食米6762石另17吨、稻谷15561石、食盐95758担、大小好坏汽车1883辆。这在当时接管干部缺乏、形势错综复杂，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它为重庆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重庆社会秩序的整顿和恢复、为重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
（作者为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一、挺进大西南，解放大重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被迫迁往广州。10月中旬，华南重镇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大多群集于此。重庆自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约三年半之后，再次成为国民党的“首都”和统治中心，成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命令，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从而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战役中，主要经历了以下重大战斗：一是突破川鄂湘边防线。二是突破乌江防线。三是突破白马山防线。宋希濂精心布置的三道防线被我军突破后，国民党盘踞多年的西南重镇、妄图借此再做“复兴”美梦的重庆，已门户洞穿，完全暴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所部，从湖南芷江直入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攻占遵义，并乘胜向黔北、黔西北、黔西南追歼逃敌，迅速解放贵州大部，切断了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逃往滇桂黔的退路。
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川黔战役进行中的11月21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川、康、云、贵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并明确告知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是“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11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又致电所属第三、五兵团及第十、十一、十二军，希望“各军师团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四项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人”。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与国民党防线的频频告急，蒋介石于1949年11月14日再次飞到重庆，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重庆的近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频频约见国民党军政要员，作“固守重庆、保卫西南”之美梦，并派儿子蒋经国赴川东前线视察督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到重庆增加防卫力量；美国参议员诺兰也飞抵重庆，为蒋介石鼓劲打气。但所有的这一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都是枉费心机，无济于事。在此情形下，国民党当局眼见重庆不保，不得不于11月21日做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再迁成都的决定。在逃离重庆之前，蒋介石亲自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屠杀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全部政治犯，同时破坏重庆的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为此，毛人凤多次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任务，还专门从台湾调来“东南技术总队”实施破坏活动。9月6日，国民党特务首先屠杀了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等6人，以后又分批屠杀了革命志士数十人。11月27日，当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传到歌乐山麓之际，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竟将各处关押的政治犯近200人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集体屠杀，然后又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惨案。
在国民党反動派屠杀革命志士、破坏城市建设与设施的同时，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则为保护重庆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中共川东暨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地将先前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引导到迎接解放、保护城市和配合接管的工作上。他们或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进行策反工作，以将敌人的破坏损失减到最小；或组织护厂队、护校队，保护工厂、学校和城市，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或想方设法，积极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重庆城市的安全，极大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为重庆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的5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喜获解放。至此，国民党政府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是重庆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以后，重庆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向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目标昂首迈进。
二、多重准备，顺利接管重庆
解放前的重慶，既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这一地区最为集中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前盘踞的最大城市和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全国性大城市相继解放之后，先前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各种反动势力都逃亡、聚集在重庆，使重庆成了各种反动势力聚集和活动的大本营。据重庆市公安部（后改为公安局）部长刘明辉1949年12月16日在重庆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次常委办公会议上报告，解放后的重庆的基本情况是：市区共有413保，801甲，212255户，1003756人；其中土匪、扒手、小偷，解放前约1万多人，大部持有枪支；袍哥约10多万人；解放前国民党收容在流民习艺所的有2000多人，街上零星的尚未计入；散兵游勇、失业军官、在乡军人具体数字虽然不详，但遍街皆是；职业特务约6000人，此数还不包括王陵基等地方系统的特务在内。因此，解放后的重庆，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热烈庆祝、欢声雷动、兴奋愉快；“另一方面是满目疮痍，特务匪徒到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插或处理，大批学校员生亦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遭受着大的破坏……城乡和内外的交流与商业亦在停滞状态中”。由此一来，在推翻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后，如何把重庆顺利地接管过来，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就成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重庆人民的首要、共同任务。
为了接管好重庆，把旧有政权机构尽快地转移到人民手中，刘、邓首长及二野前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瞻远瞩，还在进军重庆途中，就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为接管重庆做了干部上的准备。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在拟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时，就在南京确定并任命了接管重庆的主要领导班子，决定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市市长，主管军管会工作；二野第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西南服务团副团长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府工作。与此同时，在解放上海、杭州后，二野又调遣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等地的进步青年学生，着手筹组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参加西南各城市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到湖南常德后，又对入城接管的干部队伍进行配套，共抽调2470名干部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这些负责接管重庆的干部，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华东局、川干队（其中一部分是延安、晋绥一带的四川籍老干部，一部分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从重庆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人员）、川东地下党、西南服务团及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有的参加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具有一定的城市工作经验；而绝大多数干部则是久经考验、对党忠诚的老干部、老战士，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热情，他们是重庆得以顺利接管的组织保障。
其次是对接管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规定了新解放区和城市接管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了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在嗣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党中央又对有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改造、建立新秩序、建立新城市而斗争的方针进行了强调。遵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刘、邓首长利用二野部队在常德休整的间隙，专门召开接管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分别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和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张霖之同志专门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就目前接管城市的有利条件、接管的方针方法与步骤、接管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及接管的组织领导等问题，分别作了详细说明，指出：“我们要依靠工人，并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大胆地吸收革命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工作，大胆地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的接管工作是完全可以搞好的。”从而为重庆的顺利接管做了思想上的保障。
与此同时，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也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将主要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积极开展“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护城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上层统战与策反工作，从而减小了敌人对重庆的破坏和军事抵抗，使重庆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这也为重庆的顺利接管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接管方式灵活多样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的部分主要领导干部19人（加上警卫等共30余人）进入重庆市区，即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工作。重庆市军管会以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等12人为委员，张际春为主任委员，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委员。针对重庆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重庆市军管会采取了“稳步前进，有重点有步骤的接收”方法，并制定了正确的接管方针，即：自上而下按系统的接管，不准搞乱系统，乱抓乱接；“大力动员工人职员群众及地下党的力量参加接管，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工人，团结学生，进而争取团结各种职员、科学家、技术人员、进步的产业家、工商家等，向他们宣传解释我们的城市政策与接管方针、计划、办法等，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参加协助我们的接管工作。 依照“按系统接管”的接管方针，重庆的接管工作共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等七大系统，并组成军事、政务、财经、文教、交通、后勤、房地产七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分别接管与之相对应的原国民党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军事单位、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其所属单位的一切物资财产、档案材料和全部人员。北碚划归重庆后，又于12月12日设立重庆市军管会北碚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在接管的方法上，各接管部门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接管形式：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方式。
广泛地发动工人、职员与各界群众参加接管，是接管重庆的方针之一。在接管过程中，刘、邓首长及重庆市军管会的主要领导，始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他们分头出动，与重庆各界人民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接管政策并为广大群众解惑释疑，使他们充分了解接管重庆的方针政策，从而自觉地协助接管。12月9日，重庆市军管会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主要领导均亲自参加会议。刘伯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回顾了重庆工人阶级的光辉历史，号召重庆工人阶级发扬革命传统，挑起建设人民自己的新重庆的重担。在会上，针对一些工人要求发“解放金”、要求“消灭资本家”等过“左”要求，刘伯承耐心细致地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策与策略，号召广大工人阶级要有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的眼光，并对工人阶级关心的劳资关系、工农联盟、工资改革等问题，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刘伯承的这个讲话，不仅回应了广大人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让广大群众看到了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继工人代表座谈会之后，重庆市军管会又相继召开了学生代表、妇女代表、文教界代表、工商界代表四个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在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座谈会后，广大人民群众情绪高涨，他们纷纷出动，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协助接管。
为了加强领导并集中一切力量搞好重庆的接管工作，在接管期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也都是通过军管会来实现的，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一致性、权威性和嚴肃性。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的逐渐建立，到1950年1月，重庆接管工作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尚在接管中的逐渐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接管；已接管完毕的则开始转向管理。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庆市整个接管工作的胜利结束，重庆从此走向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新阶段。
从重庆解放到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整个重庆的接管工作历时50余天，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员工（包括学生）100647人；接收的物资主要有黄金10796两、白银8555两另777公斤、银元148690元、美钞50218元、食米6762石另17吨、稻谷15561石、食盐95758担、大小好坏汽车1883辆。这在当时接管干部缺乏、形势错综复杂，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它为重庆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重庆社会秩序的整顿和恢复、为重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
（作者为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