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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封建史学家和理学家,无不贬斥桓温和刘裕为破坏“君臣之义”的“名教罪人”、王船山却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评价,一方面责其有乖彝伦,另一方面在谴责桓、刘时却盛赞其不可抹煞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历史功绩。透过船山对桓、刘的这些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船山史学思想的进步性,而且可以更清楚地把握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