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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政府除了利用法制等手段强制社会成员遵守外，还通过一些引导性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奖赏无疑是一种使用广泛又极其有效的方法。文章通过对唐代奖赏的原因、形式、特点和影响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希望能对今天的奖赏制度产生借鉴作用。
关键词：唐代；奖赏；原因与对象；形式；评价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往往以某种制度化的形式，来引导规范整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而奖赏和惩罚即为两种最基本和有效的形式。作为封建社会繁荣阶段的唐代，更是把奖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史籍中留下的奖赏记载非常多，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文章就结合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一下唐代奖赏制度。
一、唐代奖赏的原因与对象
唐代的奖赏，原因多种，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功赏、绩赏、德赏、庆赏、贡赏。
功赏，即因立功而获赏。对象主要是功臣，包括开国功臣、拥立新君功臣、经略边疆平定叛乱功臣等。为了奖励他们的功绩，皇帝大肆封赏。如为李渊夺取天下立下大功的裴寂获得奖赏最为丰厚，“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唐太宗论功行赏，“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在平定黄巢之乱后，僖宗赐功臣郑畋“御袍犀带”。
绩赏，就是官员因自己的政绩而得到的奖赏。对象主要是良吏，包括奖励那些在官吏考核中的优秀者，为国家建言献策者和在文化科技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杨元琰“好为善政”，“前后九度清白升进，累降玺书褒美”。名臣魏征前后进谏二百余次，获得奖赏颇丰。大儒颜师古考订《五经》，“寻加通直郎、散骑常侍”。
德赏是唐代以德治国的主要手段。皇帝通过赏赐等手段提倡忠孝仁义，对象主要是高行（德行高尚者）。贞元元年（785），颜真卿被叛臣李希烈所害，唐德宗“追赠司徒，废朝五日，谥曰文忠。仍特授男頵、硕等官”。贞观三年四月，“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也给予奖赏。《旧唐书》记载：“道源虽历职九卿，身死日，唯有粟两石，高祖深异之，赐其家帛三百段”。
庆赏是国家以礼治国的重要体现。当国家有重大庆典、活动、吉兆时，应普天同庆，要对臣民进行丰厚的赏赐，以体现皇恩浩荡。如新君即位，要赏赐，皇帝大婚、生子、祭祖、祭天、出巡都要奖赏。对象主要是高寿者。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赏赐天下百姓“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绢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绢帛十段”。高宗永徽六年（655），立武则天为皇后，“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帛三段；百岁以上，各赐粟五段，帛十段”。
贡赏是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对象主要是外国朝贡者。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建立了广泛的朝贡贸易体系。周边国家定期向唐朝朝贡，而唐政府本着“厚彼薄来”的精神，给予各朝贡国以大量的赏赐。开元二十九年，新罗来朝，玄宗赐“级绞五百匹、帛二千五百匹”。
二、奖赏的形式
唐代奖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1、物质奖赏
这是奖赏的最普通、使用最频繁的形式。这里的物资有包括手工业品特别是绢帛、金银器物等，也有田宅、钱币和农畜产品。唐代手工业发达，绢帛的产量和质量很高，因此，绢帛成为皇帝赏赐臣民的主要物品。据统计，唐代有记载的“1029次赏赐中，797次有纺织品，占赏赐总数的77.5%”，纺织品就以绢帛为主，而且数量庞大，“赐万匹（段）的46次，十万以上24次，较多的一次是武德二年（619）四月，高祖‘出库物一百五十万段以分赐太原元从人’”。唐代赏赐金银器物有一百多次，但除了对皇子赏赐较多外，其他人并不多。对于钱币赏赐，多发生在后期，数量较大，从侧面也反映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2、精神奖赏
这包括封官拜爵、给予特权和一些荣誉性的奖励。臣民立功，加官进爵，以激励之。贞观年间，太宗击高丽，薛仁贵勇冠三军，即“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某些功臣，功勋卓著，还被赐与免死铁券。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郭子仪都曾经获赐铁券，图形凌烟阁，荣耀一时。此外，政府还通过增封官员祖宗、封妻荫子、赐姓名匾额、陪葬皇陵、入祠和配享太庙等来奖赏臣民。著名大将徐世勣降唐，唐高祖赐姓李氏。开国功臣房玄龄卒，太宗“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通过给予名誉性的封号，褒奖有功之臣，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忠君爱国的热情。
三、奖赏的特点和评价
从本质上来看，唐代奖赏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其统治，是为巩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而服务的。但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激励的手段之一，其应用十分广泛，无论赏赐的原因还是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目的性也更强，并且与唐代的盛衰紧密相连。
因此，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奖赏在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唐代的奖赏也有其消极面。如滥赏，安史之乱前，杨贵妃家族倍受宠幸，得到玄宗皇帝的大量赏赐，造成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转向奢侈，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无力镇压安史旧将，不得不以封赏的方式笼络之，但却“强化了藩镇军人唯利是图的意识，使之更加骄横跋扈”，加速了唐朝的衰亡。
总之，唐代的奖赏在维护王朝统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但由于专制体制的影响，其弊端难以克服。只有在民主政体下，它的积极作用才能完全发挥，这对今天我们完善奖惩制度，调动社会成员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邢启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唐代；奖赏；原因与对象；形式；评价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往往以某种制度化的形式，来引导规范整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而奖赏和惩罚即为两种最基本和有效的形式。作为封建社会繁荣阶段的唐代，更是把奖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史籍中留下的奖赏记载非常多，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文章就结合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一下唐代奖赏制度。
一、唐代奖赏的原因与对象
唐代的奖赏，原因多种，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功赏、绩赏、德赏、庆赏、贡赏。
功赏，即因立功而获赏。对象主要是功臣，包括开国功臣、拥立新君功臣、经略边疆平定叛乱功臣等。为了奖励他们的功绩，皇帝大肆封赏。如为李渊夺取天下立下大功的裴寂获得奖赏最为丰厚，“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唐太宗论功行赏，“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在平定黄巢之乱后，僖宗赐功臣郑畋“御袍犀带”。
绩赏，就是官员因自己的政绩而得到的奖赏。对象主要是良吏，包括奖励那些在官吏考核中的优秀者，为国家建言献策者和在文化科技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杨元琰“好为善政”，“前后九度清白升进，累降玺书褒美”。名臣魏征前后进谏二百余次，获得奖赏颇丰。大儒颜师古考订《五经》，“寻加通直郎、散骑常侍”。
德赏是唐代以德治国的主要手段。皇帝通过赏赐等手段提倡忠孝仁义，对象主要是高行（德行高尚者）。贞元元年（785），颜真卿被叛臣李希烈所害，唐德宗“追赠司徒，废朝五日，谥曰文忠。仍特授男頵、硕等官”。贞观三年四月，“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也给予奖赏。《旧唐书》记载：“道源虽历职九卿，身死日，唯有粟两石，高祖深异之，赐其家帛三百段”。
庆赏是国家以礼治国的重要体现。当国家有重大庆典、活动、吉兆时，应普天同庆，要对臣民进行丰厚的赏赐，以体现皇恩浩荡。如新君即位，要赏赐，皇帝大婚、生子、祭祖、祭天、出巡都要奖赏。对象主要是高寿者。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赏赐天下百姓“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绢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绢帛十段”。高宗永徽六年（655），立武则天为皇后，“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帛三段；百岁以上，各赐粟五段，帛十段”。
贡赏是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对象主要是外国朝贡者。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建立了广泛的朝贡贸易体系。周边国家定期向唐朝朝贡，而唐政府本着“厚彼薄来”的精神，给予各朝贡国以大量的赏赐。开元二十九年，新罗来朝，玄宗赐“级绞五百匹、帛二千五百匹”。
二、奖赏的形式
唐代奖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1、物质奖赏
这是奖赏的最普通、使用最频繁的形式。这里的物资有包括手工业品特别是绢帛、金银器物等，也有田宅、钱币和农畜产品。唐代手工业发达，绢帛的产量和质量很高，因此，绢帛成为皇帝赏赐臣民的主要物品。据统计，唐代有记载的“1029次赏赐中，797次有纺织品，占赏赐总数的77.5%”，纺织品就以绢帛为主，而且数量庞大，“赐万匹（段）的46次，十万以上24次，较多的一次是武德二年（619）四月，高祖‘出库物一百五十万段以分赐太原元从人’”。唐代赏赐金银器物有一百多次，但除了对皇子赏赐较多外，其他人并不多。对于钱币赏赐，多发生在后期，数量较大，从侧面也反映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2、精神奖赏
这包括封官拜爵、给予特权和一些荣誉性的奖励。臣民立功，加官进爵，以激励之。贞观年间，太宗击高丽，薛仁贵勇冠三军，即“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某些功臣，功勋卓著，还被赐与免死铁券。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郭子仪都曾经获赐铁券，图形凌烟阁，荣耀一时。此外，政府还通过增封官员祖宗、封妻荫子、赐姓名匾额、陪葬皇陵、入祠和配享太庙等来奖赏臣民。著名大将徐世勣降唐，唐高祖赐姓李氏。开国功臣房玄龄卒，太宗“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通过给予名誉性的封号，褒奖有功之臣，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忠君爱国的热情。
三、奖赏的特点和评价
从本质上来看，唐代奖赏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其统治，是为巩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而服务的。但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激励的手段之一，其应用十分广泛，无论赏赐的原因还是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目的性也更强，并且与唐代的盛衰紧密相连。
因此，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奖赏在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唐代的奖赏也有其消极面。如滥赏，安史之乱前，杨贵妃家族倍受宠幸，得到玄宗皇帝的大量赏赐，造成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转向奢侈，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无力镇压安史旧将，不得不以封赏的方式笼络之，但却“强化了藩镇军人唯利是图的意识，使之更加骄横跋扈”，加速了唐朝的衰亡。
总之，唐代的奖赏在维护王朝统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但由于专制体制的影响，其弊端难以克服。只有在民主政体下，它的积极作用才能完全发挥，这对今天我们完善奖惩制度，调动社会成员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邢启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