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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文本解读是阅读教学的必经之路。解读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教学效益的高低。若从文白两类文体审视，文言文本解读的质量与数量均远不及白话文本。这种解读的严峻现状，催逼着我们去直面与突围。下面，我们先呈现文言文本解读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体表意义：文言文文本解读的现状
“语言体表意义”即“文本表层意义”，一般包含“字面意义”（某字、词、句、段、篇的表层信息），“形式意义”（某艺术手法、语言知识的概念、类型、作用及特点）两个方面。综观当下文言文本解读，多数都是在文言文本的语言体表意义中打圈绕弯，始终无法潜入文本深处理解分析，进而也无法得出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1.过分聚焦字面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则《游褒禅山记》教学简案：
（1）第1段主要写了什么，为何要写仆碑及碑上文字，这给我们哪些启示？
（2）第2段中，作者游洞经历给我们哪些启示，怎样安排详略其中有哪些对比，有何作用，段中描写有何作用？
（3）第3段可分为几层，“志、力、物”几方面中什么最重要，第3段议论与前文哪两处照应，作者“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第4段议论与前文何处照应，给我们什么启示，“古书之不存”“后世之其传”跟上文哪句话相照应，这两句话是不是专指碑文字迹模糊和“花山”被误传为“华山”这两件事说的呢，为什么？
（5）本文主旨是什么？现实中，王安石是否做到了文中提及的成功要素？
上述课例过于看重文本字面意义，具体表现为“重视文白转译”“提问开放粗犷”两方面。
综合看来，文言文文本解读的首要工作是文言向白话的转译。文白转译肯定会重视文言字词句的字面意义，但这项工作绝不是我们所指的文本解读主体，而仅是基础与首要。这种意识，目前看来，还显得并不普泛。很多教者过分看重转译工作，误以为：文言文文本解读的主要工作就是文白转译。例如，上述课例中“主要写了什么”“有哪些对比”“与前文哪两处照应”等问题，就属这类。过分倚重文白转译，就会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文本基本信息的提取与整合上，而弱化了更有价值的阅读能力训练。实际上，文本解读有很多值得训练的能力价值点，如理解、分析、推理等等，而提取、整合只是阅读能力的入门级。大量训练此类能力，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浪费了诸多宝贵的教学资源，最终无法根本提升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
另外，重视字面意义，忽视深层内容，常会造成“提问开放粗犷”。理想状态下的阅读教学，文本解读非常讲究“咬文嚼字”，在关键处咀嚼越细腻，往往收获越丰厚。而一味强调字面意义，解读常常会在文本范围内“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提问常常显得过于开放与粗犷。上述课例中，“给我们哪些启示”“主旨是什么”这类问题，价值本身巨大，但提问方式过于开放粗犷，无法有效触动文本解读关键，容易让学生思维信马由缰。
2.详解形式表层意义
就文言知识本身而言，文言文本存有大量可解读的空间。如何利用这些空间，是一项考验教学智慧的行为。我们看《游褒禅山记》的另一个教学片段。
师：同学们，这篇文章有大量的判断句，请同学们找出来。
（众生在文中寻找、勾画）
生（总结）：“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此余之所得也。”
生（补充）：还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句话也是判断句。
师：文言判断句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生：“……者……也”句式，“皆”“乃”句式。
生：还有“为”“是”句式。
师：嗯。文中，作者喜欢用哪种结构的判断句呢？
生（异口同声）：“……者……也”句式。
《游褒禅山记》一线教学中，我们常常会遇见上述师生对话片段，只是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不同变式而已，但“关注形式的表层意义”这一内核始终未变。以此推想，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文言知识教学场景同样在其他文言篇目中广泛存在。这种教学及其背后的文本解读，是一种驻留于语言体表意义的行为——重视文言知识形式的表层意义，深层意义的探究，如“判断句体现出一种什么思维品质？”“作者为何多用判断句？”这类问题几无涉及。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就是世界观”。我国语文教育家夏丏尊认为“在学习语文形式的时候，学习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由此看来，语言及其形式背后总蕴含着丰厚的意义。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对形式表层意义的过度解析之中，而无暇顾及其他。
二、语言功能意义：文言文文本解读的突围
1.语言功能的分类
按照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各种语言都固有着三大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语篇功能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文体风格。人际功能是指语言必须反映人与人间的关系。结合上述理论细细思量，我们的文本解读不正是在朝着这三方面去执着努力吗？透过具体的语言表达，弄清楚作者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赏析其独特文风，体悟其情思。
文本解读的工作始终不能回避“读者”“作者”“文本”“世界”等几者关系的处置。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置其中复杂的关系呢？“功能语言学理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在文本解读中，功能语言学“概念”侧重于引导我们去关注文本内容上的异变，也即是：作者笔下的人、事、物、理等内容与客观世界中相应对象的常态之间，有何不同？这是文本解读的一个重要路向。“語篇”功能给予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些，需要解读者从“一篇文本”向“一类文本”去跨越，对比、分析，这一思路在文本解读中容易被忽略。“人际”功能强调关注作者与他人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厘清需要结合前两种功能，综合处置。 2.语言功能的价值
为了进一步阐析“语言功能”的价值意义，我们仍以《游褒禅山记》为例说明。
一般看来，《游褒禅山记》是一篇游记散文。那么，还原一下客观世界中游记散文可能涉及到的常见内容有哪些呢？山、水、鸟、兽等等。正是这种文体及写作对象的制约，作家一般会大量“描写”，辅以“叙事”，其间还会积极运用“比喻”“拟人”“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基于上述常理的铺垫，我们来梳理一下《游褒禅山记》的内容及表达。
首先，异于常理的是，文中没有一句运用“比喻”修辞的句子，反倒多了很多“判断句”。这是基于“语言概念功能”得出的一条文本解读的线索。一般人认为，“比喻”是一种体现语言表达功底的修辞手法，会用“比喻”的人比不会用“比喻”的人语言功底要强。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结论似乎并不如此。近代学人梁启超在其《王安石传》中有段言论：
“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而不知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在梁公看来，苏轼文中常有“比喻”，是其“笔力之不足”的体现。换言之，如果不通过比喻，却达到了使用比喻时所产生的效力，显然其笔力功底便卓然于常人。所以，不用“比喻”实际上是王安石语言表达能力超逸的一种彰显，而非示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似乎并不是王安石不会用比喻、用不好比喻的问题，而是他根本不想用的问题。其次，那么为何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判断句”呢？“判断句”中的判断思维是一种理性色彩浓厚的思维类型，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一般出现在议论类文本中。由此，我们能窥得王荆公是一个长于理性，弱于感性的人，“较真求实”是其性格的特点之一。
其次，“语篇功能”的审视。比较同类文章后，读者不难发现，本应大量出现的“描写”篇幅被“议论”所侵占。这成为解读的第二个方向。议论与描写比重失衡，撼动了本文在“游记散文”中的地位，有人甚而怀疑其根本就不是“游记散文”，而是一篇“议论散文”。主人公“余”竟然拖沓至文章第三段才出现，“游洞”过程简之又简，用笔最勤的一段全然由“议论”主宰。这些异象一则强化了荆公的理性人格，二则不得不迫使我们透过文本表象，去深度关注其人生经历与情感心理。后者的思考已然介入到了语言“人际功能”的层面。
根据文章末尾“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的字样，我们可知这篇名文是作者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写下的，当时作者34岁。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了此文。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便写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变法主张。王安石追忆写下的《游褒禅山记》离其变法主张的提出，时间只距五年。
《游褒禅山记》中，作者谈及游玩的收获：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作者认为，做事需要“力”“物”“志”三者的加入。就文本内容来看，“力”既指游洞的“能力”，还指不随众的“定力”，后者是解读中常忽视的，却是作者所看重的，“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后观荆公的变法过程，坚定决绝，义无反顾，文如其人，人如其行。虽然拥有定力固然是好，但却不能不顾自身条件、所处环境，甚而是性格缺失。《游褒禅山记》中存有几处跳脱、急转的地方。
第一，“……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前句言古人，后句言自己，中间应有过渡语句。第二，“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中，“至焉”后应加“却不至”之类的话。诸如此类，细细推读，还有很多。难怪于此，个别地方，教材已加注说明。这既是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反映出其性格的缺陷。带着这样的性格去谈“力”“志”，难免让自己的人生经历蹭蹬坎坷不少。其辛苦经营的变法事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自然有社会、制度、时代的缘由，但也不能否认其人格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改革急进，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用人失当，只重死的法制，忽视活的人事等等。命运的走势如此奇诡，一篇《游褒禅山记》似乎早已言明。
近代学者林纾在选评《古文辞类纂》卷九中亦曾有类似评说：
“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始终不肯认过之意，溢于言表，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未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 但以文字决之，已足为公一生之行述。”
论述至此，具体教学中，除了围绕“讲了什么”学习之外，我们可在以下两层面多下点功夫：
第一，关注言语形式，分析作者是“怎么讲”的，也即是：与苏轼的《石钟山记》类比阅读，比较“比喻”“判断句”方面的异同。重点阅读第四段，找出语言跳脱、急转之处，可增补后对比阅读，感受增补前后的语言表达的不同。第二，由文及人，了解作者人生经历，学习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补充“王安石变法”的资料，与文本主旨構建联系，进而了解作者，给予学生多角度看问题的材料与可能。
[本文系四川省2017年度省级课题“高中古诗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通联：四川乐至中学]
一、语言体表意义：文言文文本解读的现状
“语言体表意义”即“文本表层意义”，一般包含“字面意义”（某字、词、句、段、篇的表层信息），“形式意义”（某艺术手法、语言知识的概念、类型、作用及特点）两个方面。综观当下文言文本解读，多数都是在文言文本的语言体表意义中打圈绕弯，始终无法潜入文本深处理解分析，进而也无法得出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1.过分聚焦字面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则《游褒禅山记》教学简案：
（1）第1段主要写了什么，为何要写仆碑及碑上文字，这给我们哪些启示？
（2）第2段中，作者游洞经历给我们哪些启示，怎样安排详略其中有哪些对比，有何作用，段中描写有何作用？
（3）第3段可分为几层，“志、力、物”几方面中什么最重要，第3段议论与前文哪两处照应，作者“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第4段议论与前文何处照应，给我们什么启示，“古书之不存”“后世之其传”跟上文哪句话相照应，这两句话是不是专指碑文字迹模糊和“花山”被误传为“华山”这两件事说的呢，为什么？
（5）本文主旨是什么？现实中，王安石是否做到了文中提及的成功要素？
上述课例过于看重文本字面意义，具体表现为“重视文白转译”“提问开放粗犷”两方面。
综合看来，文言文文本解读的首要工作是文言向白话的转译。文白转译肯定会重视文言字词句的字面意义，但这项工作绝不是我们所指的文本解读主体，而仅是基础与首要。这种意识，目前看来，还显得并不普泛。很多教者过分看重转译工作，误以为：文言文文本解读的主要工作就是文白转译。例如，上述课例中“主要写了什么”“有哪些对比”“与前文哪两处照应”等问题，就属这类。过分倚重文白转译，就会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文本基本信息的提取与整合上，而弱化了更有价值的阅读能力训练。实际上，文本解读有很多值得训练的能力价值点，如理解、分析、推理等等，而提取、整合只是阅读能力的入门级。大量训练此类能力，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浪费了诸多宝贵的教学资源，最终无法根本提升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
另外，重视字面意义，忽视深层内容，常会造成“提问开放粗犷”。理想状态下的阅读教学，文本解读非常讲究“咬文嚼字”，在关键处咀嚼越细腻，往往收获越丰厚。而一味强调字面意义，解读常常会在文本范围内“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提问常常显得过于开放与粗犷。上述课例中，“给我们哪些启示”“主旨是什么”这类问题，价值本身巨大，但提问方式过于开放粗犷，无法有效触动文本解读关键，容易让学生思维信马由缰。
2.详解形式表层意义
就文言知识本身而言，文言文本存有大量可解读的空间。如何利用这些空间，是一项考验教学智慧的行为。我们看《游褒禅山记》的另一个教学片段。
师：同学们，这篇文章有大量的判断句，请同学们找出来。
（众生在文中寻找、勾画）
生（总结）：“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此余之所得也。”
生（补充）：还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句话也是判断句。
师：文言判断句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生：“……者……也”句式，“皆”“乃”句式。
生：还有“为”“是”句式。
师：嗯。文中，作者喜欢用哪种结构的判断句呢？
生（异口同声）：“……者……也”句式。
《游褒禅山记》一线教学中，我们常常会遇见上述师生对话片段，只是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不同变式而已，但“关注形式的表层意义”这一内核始终未变。以此推想，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文言知识教学场景同样在其他文言篇目中广泛存在。这种教学及其背后的文本解读，是一种驻留于语言体表意义的行为——重视文言知识形式的表层意义，深层意义的探究，如“判断句体现出一种什么思维品质？”“作者为何多用判断句？”这类问题几无涉及。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就是世界观”。我国语文教育家夏丏尊认为“在学习语文形式的时候，学习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由此看来，语言及其形式背后总蕴含着丰厚的意义。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对形式表层意义的过度解析之中，而无暇顾及其他。
二、语言功能意义：文言文文本解读的突围
1.语言功能的分类
按照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各种语言都固有着三大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语篇功能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文体风格。人际功能是指语言必须反映人与人间的关系。结合上述理论细细思量，我们的文本解读不正是在朝着这三方面去执着努力吗？透过具体的语言表达，弄清楚作者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赏析其独特文风，体悟其情思。
文本解读的工作始终不能回避“读者”“作者”“文本”“世界”等几者关系的处置。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置其中复杂的关系呢？“功能语言学理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在文本解读中，功能语言学“概念”侧重于引导我们去关注文本内容上的异变，也即是：作者笔下的人、事、物、理等内容与客观世界中相应对象的常态之间，有何不同？这是文本解读的一个重要路向。“語篇”功能给予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些，需要解读者从“一篇文本”向“一类文本”去跨越，对比、分析，这一思路在文本解读中容易被忽略。“人际”功能强调关注作者与他人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厘清需要结合前两种功能，综合处置。 2.语言功能的价值
为了进一步阐析“语言功能”的价值意义，我们仍以《游褒禅山记》为例说明。
一般看来，《游褒禅山记》是一篇游记散文。那么，还原一下客观世界中游记散文可能涉及到的常见内容有哪些呢？山、水、鸟、兽等等。正是这种文体及写作对象的制约，作家一般会大量“描写”，辅以“叙事”，其间还会积极运用“比喻”“拟人”“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基于上述常理的铺垫，我们来梳理一下《游褒禅山记》的内容及表达。
首先，异于常理的是，文中没有一句运用“比喻”修辞的句子，反倒多了很多“判断句”。这是基于“语言概念功能”得出的一条文本解读的线索。一般人认为，“比喻”是一种体现语言表达功底的修辞手法，会用“比喻”的人比不会用“比喻”的人语言功底要强。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结论似乎并不如此。近代学人梁启超在其《王安石传》中有段言论：
“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而不知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在梁公看来，苏轼文中常有“比喻”，是其“笔力之不足”的体现。换言之，如果不通过比喻，却达到了使用比喻时所产生的效力，显然其笔力功底便卓然于常人。所以，不用“比喻”实际上是王安石语言表达能力超逸的一种彰显，而非示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似乎并不是王安石不会用比喻、用不好比喻的问题，而是他根本不想用的问题。其次，那么为何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判断句”呢？“判断句”中的判断思维是一种理性色彩浓厚的思维类型，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一般出现在议论类文本中。由此，我们能窥得王荆公是一个长于理性，弱于感性的人，“较真求实”是其性格的特点之一。
其次，“语篇功能”的审视。比较同类文章后，读者不难发现，本应大量出现的“描写”篇幅被“议论”所侵占。这成为解读的第二个方向。议论与描写比重失衡，撼动了本文在“游记散文”中的地位，有人甚而怀疑其根本就不是“游记散文”，而是一篇“议论散文”。主人公“余”竟然拖沓至文章第三段才出现，“游洞”过程简之又简，用笔最勤的一段全然由“议论”主宰。这些异象一则强化了荆公的理性人格，二则不得不迫使我们透过文本表象，去深度关注其人生经历与情感心理。后者的思考已然介入到了语言“人际功能”的层面。
根据文章末尾“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的字样，我们可知这篇名文是作者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写下的，当时作者34岁。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了此文。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便写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变法主张。王安石追忆写下的《游褒禅山记》离其变法主张的提出，时间只距五年。
《游褒禅山记》中，作者谈及游玩的收获：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作者认为，做事需要“力”“物”“志”三者的加入。就文本内容来看，“力”既指游洞的“能力”，还指不随众的“定力”，后者是解读中常忽视的，却是作者所看重的，“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后观荆公的变法过程，坚定决绝，义无反顾，文如其人，人如其行。虽然拥有定力固然是好，但却不能不顾自身条件、所处环境，甚而是性格缺失。《游褒禅山记》中存有几处跳脱、急转的地方。
第一，“……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前句言古人，后句言自己，中间应有过渡语句。第二，“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中，“至焉”后应加“却不至”之类的话。诸如此类，细细推读，还有很多。难怪于此，个别地方，教材已加注说明。这既是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反映出其性格的缺陷。带着这样的性格去谈“力”“志”，难免让自己的人生经历蹭蹬坎坷不少。其辛苦经营的变法事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自然有社会、制度、时代的缘由，但也不能否认其人格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改革急进，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用人失当，只重死的法制，忽视活的人事等等。命运的走势如此奇诡，一篇《游褒禅山记》似乎早已言明。
近代学者林纾在选评《古文辞类纂》卷九中亦曾有类似评说：
“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始终不肯认过之意，溢于言表，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未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 但以文字决之，已足为公一生之行述。”
论述至此，具体教学中，除了围绕“讲了什么”学习之外，我们可在以下两层面多下点功夫：
第一，关注言语形式，分析作者是“怎么讲”的，也即是：与苏轼的《石钟山记》类比阅读，比较“比喻”“判断句”方面的异同。重点阅读第四段，找出语言跳脱、急转之处，可增补后对比阅读，感受增补前后的语言表达的不同。第二，由文及人，了解作者人生经历，学习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补充“王安石变法”的资料，与文本主旨構建联系，进而了解作者，给予学生多角度看问题的材料与可能。
[本文系四川省2017年度省级课题“高中古诗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通联：四川乐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