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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六十多年前，我到北京考大学，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夜里回到公寓小屋中，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
但是，我们这一帮穷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黄昏，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耳听铿锵清脆、悠扬有致的京腔，如闻仙乐。此时鼻管里会蓦地涌一股幽香，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回到公寓，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驴肉!驴肉!”“王致和的臭豆腐!”其声悠扬、深邃，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
将近五十年前。我在欧洲呆了十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囚禁、拷打、杀害所谓“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他们的鬼魂据说常出来显灵。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
然则这样复杂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
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时，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砖棺，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拜访我。我“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木。有一个夏日的晚上，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缨弦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将近二十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
不管是六十多年，还是五十年，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层楼摩天，国道宽敞。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却日渐消逝，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这是不可抗御的，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可是我仍然执著地关心我的小胡同。就让它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永远，永远。（摘自《我的一辈子》，重庆出版社，2011年7月）
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10岁时，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里转悠。
胡同里从早到晚都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车。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甜螺蛳”，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 “算灵卦”的。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摘自《萧乾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
王蒙
六十年代以前，我曾经住在西城区的小绒线胡同。小绒线胡同确实是一条小胡同，倒不是说它有多么窄，比它窄的胡同——如养蜂夹道、百花深处……有的是。小绒线胡同，作为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却只有西口没有东口。它的东口是裤裆里放屁两里走，一头伸入报子胡同，一头伸进帅府胡同。从东面西四北大街来看，是没有小绒线胡同的踪影的，只有西面的北沟沿才有小绒线胡同。
最初，只有土路，除了几个倒污水的渗沟眼以外，没有泄水系统。也好，夏天雨大了，胡同里能积没膝的水，很增加大雨的气势，也增加蹚水的趣味。雨后，会招来许多老琉璃——蜻蜓。入夜，则是提灯行走的萤火虫。
后来修了柏油路，这些个都没有了。
去东口我一般都是走报子胡同，可能是因为报子胡同那边有个电车站的缘故。小绒线胡同往东，改向北通报子胡同处，有几株大槐树。大槐树很美，五六月间有时候树上垂下来许多小幼虫，我们称为吊死鬼。甚至吊死鬼的恶名也不能减少我对于大槐树的喜爱。
报子胡同东口有一家日本式的房屋，可以想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投降前这里住过日方人员。抗战胜利不久，我才十一岁，有一次在收音机里收听唐若青演的话剧《钗头凤》（顺便说一下，我们家的话匣子也是买的急于回国的日本人甩卖的便宜货）。听着听着没了电，可把我急坏了。我一口气跑到报子胡同东口，从那家日本房子的后窗，透出了《钗头凤》的对白。可喜的是，我刚刚听了几句，这位不知名的房主就把收音机关上了。这样至今，我对于这个话剧的印象也是不完全的了。（摘自《王蒙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六十多年前，我到北京考大学，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夜里回到公寓小屋中，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
但是，我们这一帮穷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黄昏，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耳听铿锵清脆、悠扬有致的京腔，如闻仙乐。此时鼻管里会蓦地涌一股幽香，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回到公寓，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驴肉!驴肉!”“王致和的臭豆腐!”其声悠扬、深邃，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
将近五十年前。我在欧洲呆了十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囚禁、拷打、杀害所谓“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他们的鬼魂据说常出来显灵。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
然则这样复杂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
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时，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砖棺，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拜访我。我“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木。有一个夏日的晚上，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缨弦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将近二十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
不管是六十多年，还是五十年，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层楼摩天，国道宽敞。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却日渐消逝，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这是不可抗御的，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可是我仍然执著地关心我的小胡同。就让它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永远，永远。（摘自《我的一辈子》，重庆出版社，2011年7月）
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10岁时，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里转悠。
胡同里从早到晚都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车。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甜螺蛳”，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 “算灵卦”的。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摘自《萧乾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
王蒙
六十年代以前，我曾经住在西城区的小绒线胡同。小绒线胡同确实是一条小胡同，倒不是说它有多么窄，比它窄的胡同——如养蜂夹道、百花深处……有的是。小绒线胡同，作为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却只有西口没有东口。它的东口是裤裆里放屁两里走，一头伸入报子胡同，一头伸进帅府胡同。从东面西四北大街来看，是没有小绒线胡同的踪影的，只有西面的北沟沿才有小绒线胡同。
最初，只有土路，除了几个倒污水的渗沟眼以外，没有泄水系统。也好，夏天雨大了，胡同里能积没膝的水，很增加大雨的气势，也增加蹚水的趣味。雨后，会招来许多老琉璃——蜻蜓。入夜，则是提灯行走的萤火虫。
后来修了柏油路，这些个都没有了。
去东口我一般都是走报子胡同，可能是因为报子胡同那边有个电车站的缘故。小绒线胡同往东，改向北通报子胡同处，有几株大槐树。大槐树很美，五六月间有时候树上垂下来许多小幼虫，我们称为吊死鬼。甚至吊死鬼的恶名也不能减少我对于大槐树的喜爱。
报子胡同东口有一家日本式的房屋，可以想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投降前这里住过日方人员。抗战胜利不久，我才十一岁，有一次在收音机里收听唐若青演的话剧《钗头凤》（顺便说一下，我们家的话匣子也是买的急于回国的日本人甩卖的便宜货）。听着听着没了电，可把我急坏了。我一口气跑到报子胡同东口，从那家日本房子的后窗，透出了《钗头凤》的对白。可喜的是，我刚刚听了几句，这位不知名的房主就把收音机关上了。这样至今，我对于这个话剧的印象也是不完全的了。（摘自《王蒙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