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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执政党回应了这种呼声。在中共十七大上，“生态文明”写进了工作报告。那么什么是“生态文明”？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十七大报告里的这个新名词进行了解读。
十七大报告摘录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
□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将“生态文明”纳入原有的三大文明的理论体系，首提生态文明有何深意？
■金瑞林：最近几年，内地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去那种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数据，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52%。这表明，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些都迫使中央要对现状作出适时的回应。
■杨鹏：生态文明是在党的大会上提出，使我们必须考量执政党的政策动机。国际上，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主流政治的“绿化”大趋势已不可阻挡。今天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不愿站在环保的对立面。环境问题正在被逐渐道德化，环保技术问题在国外已上升到善恶是非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质疑全球变暖已经高度政治化、宗教化。观察近代国内变革，国际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对世界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回应。
■任勇：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条：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几十年之后发现，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所以，当生态环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时，生态文明就成为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
其二，生态文明为我们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当今的环境问题是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它既是经济问题，例如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能孤立地就环境论环境，需要应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综合的办法来解决。
生态文明需要政治文明呼应
□生态文明从纸面落实到实践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金瑞林：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法律制定后，执行打折扣，特别是环保法。在中国立法有很多问题，但法律实施这个环节问题更多。环境法的实施需要各方面的保障，需要技术、司法各方面的支持，如果不配合，就会打折扣。往往我们规定了一些法律明令禁止的事情，到了地方之后不执行，屡禁不止。今后几年，我们一方面要推进那些禁止性的法律条文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要加大法律责任，违法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让其违法的成本要高于获得的利润。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环境法的实施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的，如有的工厂超标排污没法治理，最后决定关闭，但地方的失业工人怎么办？地方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执行困难很大。
■马军：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环保中的权力寻租问题。政府要坚守权力边界，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绿色信贷、生态环境补偿都要纳入到信息公开的框架中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违规企业的信息公开，银行、媒体、公众方面，采取各自不同的举措，对污染企业造成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当违法的机会成本远比风险获得和向权力寻租的代价要高时，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扎实推进了。信息公开，这是面对困境我们能够做的，也是最容易有效果的。
■杨鹏：生态文明虽然是绿色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生态文明”的“绿色”也是分“左”、“中”、“右”的。国内在吸纳绿色思潮时实际上是有思考的，因为绿色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不能进行私人细分的要素，同集体主义、公共要素容易融为一体，有人就认为这跟传统的集体主义有内在的衔接。一般认为，“生态文明”背后需要的是强势政府推进。但如果说要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需要政府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此走向生态文明，那我们就走歪了。
□“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包括“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显然“生态文明”的倡导非一朝一夕可成，也不是环保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那么“生态文明”的落实是不是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金瑞林：过去我们把“生态文明”看成环保部门的职责，一家的事，实际上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一直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建议，应该把环保部门行政职能的定位做出调整，把它的行政主管职能转变为单纯的行政监督职能。因为污染的产生，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层面，工、农、交通等各个方面，让环保部门一家来管，管不了。各个部门在污染，大家却在责备环保部门，这个问题困扰了环保部门多年，一直没得到解决。我还提议，把各级环保行政部门改为垂直领导，现在地方环保局又要为工业保驾护航，又要做环保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工作。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重视环保的行政“一把手”上，这样不行。
市场之手助推生态文明
□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里提到，“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想通过一些非行政化的行为来改进这些方面的问题。
■任勇：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基础，我们可以使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有7类：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机制、排污交易、绿色贸易政策、绿色保险等。
■杨鹏：过去习惯说“生态无国界，更没有省界”，但生态的保护会有受益人群、受害人群。如一条江的保护，上游、江边的人就不能发展对环境有压力的产业，往往用水的人和保水的人不是一个群体。从实践上说，生态保护最好的区域，往往是约束了经济发展的区域，往往是上游在为下游服务，相应有两种补偿办法：一种是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将发达地区收的税，补到欠发达地区去；一种要推动省际间的自发谈判、协调。
但生态补偿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谁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一般是政府为主体，但这些补偿有多少真正给予了那些因为生态破坏而失业、贫穷、受害的人群呢？如何让这笔补偿资金落到最应当补偿的人群中，这个过程的透明度、民间参与性要增强。
■马军：资源税，不是所谓的市场手段，无非增加了资源使用的成本。现在一些部门找各种各样理由从社会寻找更多的资源，结果无非是企业又给政府多交了点税，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拥有资源的民众如何从资源税中获得收益，这也是必须解决的。按我国规定，资源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当地民众，但当地民众看到这样那样的厂把资源拉走，留下一片废墟，他们自己并没有从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获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生态文明与公民社会建设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政府和NGO(“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杨鹏：在西方，环保的主导者是民间力量，民间的推动迫使政府来回应；在我国，是政府在回应西方时，开始引入了环保的理念。环保的民间性、社会性严重不足。我国的环保是自上而下，政府压下来的过程，而西方是自下而上的，自然成长的过程。如果从发育一个更自主的社会，给百姓更自由、自主的空间而言，要想推进环保事业，首先，政府要给各种环保技术创新的企业、组织以良好的法制空间；同时要给民间关注环保的行为予以保障。在西方，许多环保组织享受“扣税”，美国有12万家环保组织享受此类待遇。
■马军：民间组织应该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首先还是政府监管需要加强的问题。严格执法是前提条件，只有严格执法的前提，市场化的手段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政府不要包管一切，要寻找一种最优方案，建立自己的权力边界。还是回到环境数据公开这个问题，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频出严厉的环保政策，但是到了1986年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最广受非议的时候，政府出台的是《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政府包管一切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社会组织、民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才可以做好。
（任勇：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马军：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金瑞林：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环境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十七大报告摘录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
□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将“生态文明”纳入原有的三大文明的理论体系，首提生态文明有何深意？
■金瑞林：最近几年，内地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去那种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数据，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52%。这表明，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些都迫使中央要对现状作出适时的回应。
■杨鹏：生态文明是在党的大会上提出，使我们必须考量执政党的政策动机。国际上，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主流政治的“绿化”大趋势已不可阻挡。今天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不愿站在环保的对立面。环境问题正在被逐渐道德化，环保技术问题在国外已上升到善恶是非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质疑全球变暖已经高度政治化、宗教化。观察近代国内变革，国际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对世界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回应。
■任勇：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条：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几十年之后发现，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所以，当生态环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时，生态文明就成为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
其二，生态文明为我们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当今的环境问题是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它既是经济问题，例如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能孤立地就环境论环境，需要应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综合的办法来解决。
生态文明需要政治文明呼应
□生态文明从纸面落实到实践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金瑞林：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法律制定后，执行打折扣，特别是环保法。在中国立法有很多问题，但法律实施这个环节问题更多。环境法的实施需要各方面的保障，需要技术、司法各方面的支持，如果不配合，就会打折扣。往往我们规定了一些法律明令禁止的事情，到了地方之后不执行，屡禁不止。今后几年，我们一方面要推进那些禁止性的法律条文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要加大法律责任，违法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让其违法的成本要高于获得的利润。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环境法的实施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的，如有的工厂超标排污没法治理，最后决定关闭，但地方的失业工人怎么办？地方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执行困难很大。
■马军：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环保中的权力寻租问题。政府要坚守权力边界，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绿色信贷、生态环境补偿都要纳入到信息公开的框架中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违规企业的信息公开，银行、媒体、公众方面，采取各自不同的举措，对污染企业造成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当违法的机会成本远比风险获得和向权力寻租的代价要高时，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扎实推进了。信息公开，这是面对困境我们能够做的，也是最容易有效果的。
■杨鹏：生态文明虽然是绿色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生态文明”的“绿色”也是分“左”、“中”、“右”的。国内在吸纳绿色思潮时实际上是有思考的，因为绿色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不能进行私人细分的要素，同集体主义、公共要素容易融为一体，有人就认为这跟传统的集体主义有内在的衔接。一般认为，“生态文明”背后需要的是强势政府推进。但如果说要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需要政府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此走向生态文明，那我们就走歪了。
□“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包括“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显然“生态文明”的倡导非一朝一夕可成，也不是环保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那么“生态文明”的落实是不是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金瑞林：过去我们把“生态文明”看成环保部门的职责，一家的事，实际上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一直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建议，应该把环保部门行政职能的定位做出调整，把它的行政主管职能转变为单纯的行政监督职能。因为污染的产生，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层面，工、农、交通等各个方面，让环保部门一家来管，管不了。各个部门在污染，大家却在责备环保部门，这个问题困扰了环保部门多年，一直没得到解决。我还提议，把各级环保行政部门改为垂直领导，现在地方环保局又要为工业保驾护航，又要做环保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工作。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重视环保的行政“一把手”上，这样不行。
市场之手助推生态文明
□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里提到，“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想通过一些非行政化的行为来改进这些方面的问题。
■任勇：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基础，我们可以使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有7类：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机制、排污交易、绿色贸易政策、绿色保险等。
■杨鹏：过去习惯说“生态无国界，更没有省界”，但生态的保护会有受益人群、受害人群。如一条江的保护，上游、江边的人就不能发展对环境有压力的产业，往往用水的人和保水的人不是一个群体。从实践上说，生态保护最好的区域，往往是约束了经济发展的区域，往往是上游在为下游服务，相应有两种补偿办法：一种是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将发达地区收的税，补到欠发达地区去；一种要推动省际间的自发谈判、协调。
但生态补偿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谁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一般是政府为主体，但这些补偿有多少真正给予了那些因为生态破坏而失业、贫穷、受害的人群呢？如何让这笔补偿资金落到最应当补偿的人群中，这个过程的透明度、民间参与性要增强。
■马军：资源税，不是所谓的市场手段，无非增加了资源使用的成本。现在一些部门找各种各样理由从社会寻找更多的资源，结果无非是企业又给政府多交了点税，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拥有资源的民众如何从资源税中获得收益，这也是必须解决的。按我国规定，资源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当地民众，但当地民众看到这样那样的厂把资源拉走，留下一片废墟，他们自己并没有从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获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生态文明与公民社会建设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政府和NGO(“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杨鹏：在西方，环保的主导者是民间力量，民间的推动迫使政府来回应；在我国，是政府在回应西方时，开始引入了环保的理念。环保的民间性、社会性严重不足。我国的环保是自上而下，政府压下来的过程，而西方是自下而上的，自然成长的过程。如果从发育一个更自主的社会，给百姓更自由、自主的空间而言，要想推进环保事业，首先，政府要给各种环保技术创新的企业、组织以良好的法制空间；同时要给民间关注环保的行为予以保障。在西方，许多环保组织享受“扣税”，美国有12万家环保组织享受此类待遇。
■马军：民间组织应该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首先还是政府监管需要加强的问题。严格执法是前提条件，只有严格执法的前提，市场化的手段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政府不要包管一切，要寻找一种最优方案，建立自己的权力边界。还是回到环境数据公开这个问题，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频出严厉的环保政策，但是到了1986年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最广受非议的时候，政府出台的是《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政府包管一切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社会组织、民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才可以做好。
（任勇：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马军：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金瑞林：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环境法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