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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以女性员工为对象，研究家庭结构和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1）女性员工的婚姻和子女状况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2）在女性员工家庭结构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中，主动性人格具有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网络建构行为领域关于人格特征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性别差异研究，为女性员工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家庭结构；主动性人格
一、引言
构建高质量的网络对职业成功十分重要。郑晓涛等（2006）认为，员工在组织中随时与身边的人保持交流和沟通，并获取知识、信息和帮助。然而，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却常遭遇“玻璃天花板”问题。这是否因为女性在网络建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呢？国内外关于网络建构行为性别差异研究还不多。Forret & Dougherty（2001）讨论了男性和女性的网络建构行为存在差异的可能性。那么，家庭结构是否会对女性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产生影响？人不仅是环境的接受者，当女性员工面临某些不利条件时，也会试图克服环境约束（Bateman & Crant，1993） 。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努力改变环境，更有动机突破局限，争取职业成功。因此，本文研究女性员工的家庭状况是否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影响程度如何？主动性人格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的提出
（一）网络建构行为
网络建构行为概念最初由Luthans等（1985）提出：他们发现，与常人相比较，优秀的经理人在社交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他们认为，这种主动的社交行为，就是网络建构行为。随后，一些学者给出了网络建构行为的定义：为了获得工作或职业的帮助（或潜在帮助），人们努力与拥有相关资源的人建立非正式关系。这一系列关系建立行为，就是网络构建行为（Michael & Yukl，1993；Forret & Dougherty，2001；Wolff & Moser，2006）。因此，网络建构行为具有明确的职业目的性和对象选择性。
（二）主动性人格
多数研究者认为，员工不得不消极被动地适应组织环境。但一些研究者发现，员工经常采取主动行为，影响和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Bateman和Crant（1993）认为，在人的个性品质中，存在着一种主动精神。他把这种主动精神概括为主动性人格：即个体为了影响和改变环境而采取主动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不同的人，拥有强弱程度不同的主动性人格。已有研究证明，主动性人格对职业成功、工作绩效等都有积极影响。
（三）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
有调查发现，在女性教师中，有90.48%的人认为，她们更注重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罗瑾琏，2010）。另一调查显示，在有男朋友和已婚的女性被访者中，有53%的人表示，“与过去的朋友联系比从前少了”，甚至有12.2%的人“几乎不联系了”（杨婕娱，2004）。这表明，大多数女性因为婚姻而减少了社会交往行为。综上，本文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分为三种类型：未婚；已婚但没有子女；已婚且有子女但未成年。根据以上调查和前人的研究基础，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设：H1：未婚女性员工与其他两种类型相比，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2：已婚但没有子女的女性员工，与已婚且有子女但未成年的女性员工相比，会从事更多的网络构建行为。
（四）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家庭结构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女性员工的家庭状况，确实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但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更努力地克服现实障碍，争取改变环境，为获得职业成功创造条件（Bateman，1993；Seibert，1999；Thompson，2005）。这说明，家庭状况可能会阻碍女性员工从事网络建构行为，但是，具有主动性人格女性员工，还是能够克服困难，更积极主动维持和扩展社交网络。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主动性人格的强弱，会调节家庭结构对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实施程度的影响。H3a：同样是未婚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3b：同样是已婚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3c：同样是已婚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黑、吉、辽、京、津、鲁、苏等省市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女性员工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星和纸质问卷两种调查问卷发放形式，共收回了342份有效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总量的86.4%。本文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测量
“网络建构行为”的测量量表，来自Forret 和Dougherty （2001），他们在前人基础上设计了包括33个题项的量表，从“维持关系”、“交际”、“提高内部能见度”、“参加教会或团体”、“从事专业活动”五个方面，来测量网络建构行为。本文根据国情对个别题项做了调整。经信度和效度检验，该量表都达到统计学要求。
“主动性人格”测量量表，最初来自Bateman和Crant（1993），含17个题目。量表题项采用里克特七点计分法，得分较高的个体，具有典型的主动性人格特性。此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开发出几个不同的简略版。其中，Seibert（1999）10个项目的简略版，与Bateman和Crant（1993）的完整版之间，其相关系数很高，达到了0.96；同时，它们的实际应用频率也比较高、测量效果也比较好。商佳音，甘怡群（2009）对此进行了修订，并应用于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的测量，本文采用了他们的量表。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本科和硕士分别为54.7%和24.3%，35岁以下的占83.3%，未婚的占38.9%，已婚但无子女的占29.2%，已婚且有子女的占31.9%。在已婚者中，剔除其子女在读大学及以上的样本后，子女还没上幼儿园的占45.0%，在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占28.4%。
（二）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作为自变量，将家庭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未婚；已婚但没有子女；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将网络建构行为作为因变量。因自变量是分类变量，不能直接做回归分析，需将分类变量转为虚拟变量，转换方式为：用1表示是，0表示否。
为了验证婚姻状况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将二者数据做回归分析后，得出如下结果：F值为13.720，而且影响显著（Sig<0.05）。这说明，女性员工的婚姻状态，与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并且Sig.=0.000<0.05，Beta值为正的0.251，由此可见，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对其网络建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未婚女性员工，与已婚女性员工相比较，确实从事了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因此，假设H1成立。
为验证子女状况对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本文从总体样本中提取了已婚的样本，并对这部分数据单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证明，F值为4.857，并且影响显著（Sig<0.05）。这说明，已婚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与她们的网络建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线性关系。并且Sig.=0.029<0.05，Beta值为负的0.161。因此，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对网络建构行为有负向影响，而且影响是显著的，即已婚但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与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相比，确实从事了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所有，假设H2成立。
为了考察主动人格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建构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然后，增加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如下：
1.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经过两次回归后，根据R2 和Adj.R2，计算出 △R2 等于0.012， F值等于23.869，并且作用显著（Sig.=0.000<0.001）。也就是，增加了交互项以后，“婚姻状况”作为自变量，对“网络建构行为”这个因变量的解释，增加了1.2%。通过交互项的数据，我们发现：在A1×B中，t值等于2.158，并且作用显著（Sig.=0.032<0.05）。因此，“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与其“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又因为回归方程的系数Beta值等于0.153，大于零，所以，主动性人格在这里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当婚姻状况相同时，那些具有强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相对于弱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2.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经过两次回归后，根据R2 和Adj.R2，计算出 △R2 等于0.017，F值等于11.374，并且影响显著（Sig.=0.000<0.001）。也就是，增加了交互项以后，“子女状况”作为自变量，对“网络建构行为”这个因变量的解释， 增加了1.7%。通过交互项A2×B获得的数据，即“子女状况”和“主动性人格”经过均值中心化处理后的乘积，我们看到：由于其t值等于1.990，并且作用显著（Sig.=0.048<0.05），所以，“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系数Beta值等于0.143，大于零，因此，“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子女状况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具有强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相对于弱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会从事更多网络建构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未婚者与已婚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2）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已婚但无子女者，与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者，有更多的网络构建行为；（3）主动性人格调节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对其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在未婚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在已婚但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在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二） 管理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组织和管理者要为女性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提供必要的职业支持，以减缓其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2）组织和管理者要在招聘和培训中关注主动性人格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晓涛，石金涛，郑兴山.组织好员工社会关系网—谈员工的社会网络管理[J].企业管理，2006（8）.
[2]Forret， M.， & Dougherty， T.. Correlates of networking behavior for managerial and professional employees [J].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1（26）.
[3]Bateman T.S.，Grant J.M. The proactive compon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easure and correlates [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3，14（2）.
[4]Seibert S.E.，Crant J.M.，Kraimer M.L.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career success[J].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9，84（3）. [5]Thompson J A.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90（5）.
[6]Luthans， F.， Rosenkrantz， S. A.， & Hennessey， H. W.What do successful managers really do？ An observation study of managerial activit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85（21）.
[7]Michael， J.， & Yukl， G. Managerial level and subunit function as determinants of networking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1993（18）.
[8]Wolff， H. G.， & Moser， K.Entwicklung und Validierung einer Networkingskal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tworking scale] [J]. Diagnostica，2006（52）.
[9]罗瑾琏，2010年12月同济大学首届女教师论坛调查问卷.
[10]杨婕娱.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再生产[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11]吴静珊，王才康.网络建构行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6）.
[12]杨婕娱.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再生产[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13]商佳音，甘怡群.主动性人格对大学毕业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09（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45-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周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翠翠，吉林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家庭结构；主动性人格
一、引言
构建高质量的网络对职业成功十分重要。郑晓涛等（2006）认为，员工在组织中随时与身边的人保持交流和沟通，并获取知识、信息和帮助。然而，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却常遭遇“玻璃天花板”问题。这是否因为女性在网络建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呢？国内外关于网络建构行为性别差异研究还不多。Forret & Dougherty（2001）讨论了男性和女性的网络建构行为存在差异的可能性。那么，家庭结构是否会对女性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产生影响？人不仅是环境的接受者，当女性员工面临某些不利条件时，也会试图克服环境约束（Bateman & Crant，1993） 。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努力改变环境，更有动机突破局限，争取职业成功。因此，本文研究女性员工的家庭状况是否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影响程度如何？主动性人格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的提出
（一）网络建构行为
网络建构行为概念最初由Luthans等（1985）提出：他们发现，与常人相比较，优秀的经理人在社交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他们认为，这种主动的社交行为，就是网络建构行为。随后，一些学者给出了网络建构行为的定义：为了获得工作或职业的帮助（或潜在帮助），人们努力与拥有相关资源的人建立非正式关系。这一系列关系建立行为，就是网络构建行为（Michael & Yukl，1993；Forret & Dougherty，2001；Wolff & Moser，2006）。因此，网络建构行为具有明确的职业目的性和对象选择性。
（二）主动性人格
多数研究者认为，员工不得不消极被动地适应组织环境。但一些研究者发现，员工经常采取主动行为，影响和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Bateman和Crant（1993）认为，在人的个性品质中，存在着一种主动精神。他把这种主动精神概括为主动性人格：即个体为了影响和改变环境而采取主动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不同的人，拥有强弱程度不同的主动性人格。已有研究证明，主动性人格对职业成功、工作绩效等都有积极影响。
（三）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
有调查发现，在女性教师中，有90.48%的人认为，她们更注重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罗瑾琏，2010）。另一调查显示，在有男朋友和已婚的女性被访者中，有53%的人表示，“与过去的朋友联系比从前少了”，甚至有12.2%的人“几乎不联系了”（杨婕娱，2004）。这表明，大多数女性因为婚姻而减少了社会交往行为。综上，本文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分为三种类型：未婚；已婚但没有子女；已婚且有子女但未成年。根据以上调查和前人的研究基础，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设：H1：未婚女性员工与其他两种类型相比，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2：已婚但没有子女的女性员工，与已婚且有子女但未成年的女性员工相比，会从事更多的网络构建行为。
（四）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家庭结构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女性员工的家庭状况，确实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但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更努力地克服现实障碍，争取改变环境，为获得职业成功创造条件（Bateman，1993；Seibert，1999；Thompson，2005）。这说明，家庭状况可能会阻碍女性员工从事网络建构行为，但是，具有主动性人格女性员工，还是能够克服困难，更积极主动维持和扩展社交网络。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主动性人格的强弱，会调节家庭结构对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实施程度的影响。H3a：同样是未婚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3b：同样是已婚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H3c：同样是已婚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主动性人格强的相对于弱的，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黑、吉、辽、京、津、鲁、苏等省市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女性员工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星和纸质问卷两种调查问卷发放形式，共收回了342份有效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总量的86.4%。本文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测量
“网络建构行为”的测量量表，来自Forret 和Dougherty （2001），他们在前人基础上设计了包括33个题项的量表，从“维持关系”、“交际”、“提高内部能见度”、“参加教会或团体”、“从事专业活动”五个方面，来测量网络建构行为。本文根据国情对个别题项做了调整。经信度和效度检验，该量表都达到统计学要求。
“主动性人格”测量量表，最初来自Bateman和Crant（1993），含17个题目。量表题项采用里克特七点计分法，得分较高的个体，具有典型的主动性人格特性。此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开发出几个不同的简略版。其中，Seibert（1999）10个项目的简略版，与Bateman和Crant（1993）的完整版之间，其相关系数很高，达到了0.96；同时，它们的实际应用频率也比较高、测量效果也比较好。商佳音，甘怡群（2009）对此进行了修订，并应用于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的测量，本文采用了他们的量表。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本科和硕士分别为54.7%和24.3%，35岁以下的占83.3%，未婚的占38.9%，已婚但无子女的占29.2%，已婚且有子女的占31.9%。在已婚者中，剔除其子女在读大学及以上的样本后，子女还没上幼儿园的占45.0%，在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占28.4%。
（二）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作为自变量，将家庭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未婚；已婚但没有子女；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将网络建构行为作为因变量。因自变量是分类变量，不能直接做回归分析，需将分类变量转为虚拟变量，转换方式为：用1表示是，0表示否。
为了验证婚姻状况对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将二者数据做回归分析后，得出如下结果：F值为13.720，而且影响显著（Sig<0.05）。这说明，女性员工的婚姻状态，与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并且Sig.=0.000<0.05，Beta值为正的0.251，由此可见，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对其网络建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未婚女性员工，与已婚女性员工相比较，确实从事了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因此，假设H1成立。
为验证子女状况对女性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本文从总体样本中提取了已婚的样本，并对这部分数据单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证明，F值为4.857，并且影响显著（Sig<0.05）。这说明，已婚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与她们的网络建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线性关系。并且Sig.=0.029<0.05，Beta值为负的0.161。因此，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对网络建构行为有负向影响，而且影响是显著的，即已婚但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与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相比，确实从事了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所有，假设H2成立。
为了考察主动人格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建构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然后，增加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如下：
1.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经过两次回归后，根据R2 和Adj.R2，计算出 △R2 等于0.012， F值等于23.869，并且作用显著（Sig.=0.000<0.001）。也就是，增加了交互项以后，“婚姻状况”作为自变量，对“网络建构行为”这个因变量的解释，增加了1.2%。通过交互项的数据，我们发现：在A1×B中，t值等于2.158，并且作用显著（Sig.=0.032<0.05）。因此，“主动性人格”在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与其“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又因为回归方程的系数Beta值等于0.153，大于零，所以，主动性人格在这里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当婚姻状况相同时，那些具有强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相对于弱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会从事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2.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经过两次回归后，根据R2 和Adj.R2，计算出 △R2 等于0.017，F值等于11.374，并且影响显著（Sig.=0.000<0.001）。也就是，增加了交互项以后，“子女状况”作为自变量，对“网络建构行为”这个因变量的解释， 增加了1.7%。通过交互项A2×B获得的数据，即“子女状况”和“主动性人格”经过均值中心化处理后的乘积，我们看到：由于其t值等于1.990，并且作用显著（Sig.=0.048<0.05），所以，“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系数Beta值等于0.143，大于零，因此，“主动性人格”在“子女状况”和“网络建构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子女状况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具有强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相对于弱主动性人格的女性员工，会从事更多网络建构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女性员工的婚姻状况，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未婚者与已婚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2）女性员工的子女状况，会影响其网络建构行为：已婚但无子女者，与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者，有更多的网络构建行为；（3）主动性人格调节了女性员工的家庭结构对其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在未婚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在已婚但无子女的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在已婚且有子女但子女未成年的女性员工中，具有强主动性人格者，与弱主动性人格者相比，有更多的网络建构行为。
（二） 管理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组织和管理者要为女性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提供必要的职业支持，以减缓其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2）组织和管理者要在招聘和培训中关注主动性人格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晓涛，石金涛，郑兴山.组织好员工社会关系网—谈员工的社会网络管理[J].企业管理，2006（8）.
[2]Forret， M.， & Dougherty， T.. Correlates of networking behavior for managerial and professional employees [J].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1（26）.
[3]Bateman T.S.，Grant J.M. The proactive compon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easure and correlates [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3，14（2）.
[4]Seibert S.E.，Crant J.M.，Kraimer M.L.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career success[J].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9，84（3）. [5]Thompson J A.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90（5）.
[6]Luthans， F.， Rosenkrantz， S. A.， & Hennessey， H. W.What do successful managers really do？ An observation study of managerial activit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85（21）.
[7]Michael， J.， & Yukl， G. Managerial level and subunit function as determinants of networking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1993（18）.
[8]Wolff， H. G.， & Moser， K.Entwicklung und Validierung einer Networkingskal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tworking scale] [J]. Diagnostica，2006（52）.
[9]罗瑾琏，2010年12月同济大学首届女教师论坛调查问卷.
[10]杨婕娱.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再生产[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11]吴静珊，王才康.网络建构行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6）.
[12]杨婕娱.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再生产[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13]商佳音，甘怡群.主动性人格对大学毕业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09（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45-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周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翠翠，吉林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