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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也称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有名的国立大学。日本的许多高层官员，从首相到驻外大使，大多毕业于其法学部。和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剑桥，中国的北大、清华一样，东大闻名于世。
东大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离栖息着中国大熊猫的上野动物园很近。校园内环境优雅，布局合理，樱花树随处可见，樱花开的时候，沿着校内的一个小湖泊缓行，景致真是美不胜收。作为日本明治维新“见证”的安田讲堂就在东大校区内，它也被作为了东大的象征性建筑。工学部、农学部、法学部、医学部等以及华罗庚先生曾经于此演讲过的山上会馆也耸立在那里。好一个学术气氛浓烈的大学堂！
从日本昭和40年到昭和56年，东大一直只接收从台湾去的留学生，而只有从进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昭和59年始，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才得以就学东大。
几年前，我有幸留学东大。
当我在日本友人的带领下，第一次进入东大医学部第二内科医局，终于见到早已通过信件联系，自称爱喝中国白酒的芹泽刚医局长时，心情十分激动。
“东大病院”，就是日本的“协和医院”，在日本民众中声誉极高，日本天皇在此就诊。当时的第二内科即心内科的主任杉本恒明教授是日本108位名医之一，他不仅参加了当年华罗庚先生的心肌梗塞的挽救工作，还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疾病做过诊断。有意思的是，他就出生在中国的大连，故对中国有很深的情谊，对我也非常友好，以至于他离开东大又担任公共学校共济组合关东中央病院院长这么些年，每年都还要给我寄来新年贺卡。
漫步在东大校园，不禁被她的宁静、美丽、神圣和色彩所倾倒。通过到达安田讲堂前的道路，进入讲堂，见到内部教堂风格的教室，不觉想象：日本的维新者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构筑大和民族新的宏图时，曾经的这里是怎样的一派热烈景象啊？！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此干出一番事业来！
很快，研究工作开始了。作为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研究员，我必须能够很好的和日本学者交流，于是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通过了语言关，接着又着手基础研究的实验见习生活，每天乘坐地铁轻轨来往于千叶县文教寮和东大医学部之间。学习之中还发生了一些难忘的小趣事，比如有次在“见学”中，被缚在试验台上作试验用的乱动的狗弄得“狗血淋头”。在这过程中，我从不会到会，逐渐地熟练起来。日本人完成实验准备工作要用三个小时，而我仅用一小时，干得非常漂亮。这使得日本指导教官内田康美医学博士都觉得难以置信，后来还亲自来观看。
接下来，进行中国蛇毒与尿激酶的比较实验研究。
日本人把尿激酶14万单位注入后显示为一条直线，成为无效的“三小时血栓模型”，让中国的蛇毒上，1支，2支每周三一次的实验研究就这样开始了。天气炎热，实验室开足了电扇，我们仍然汗流浃背，然而我无所畏惧，有条不紊的做试验。当注入6支蛇毒后血流计的指针开始出现了抖动。日本人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位有经验的日本实验员马上注入一支肾上腺素，血管很快收缩起来。但是即使如此，血流计的指针还是在抖动，显示出的血流量曲线与开始时对的照还是大得多。这就证明：三小时血栓已经溶解。在中日学术比赛中，尿激酶与蛇毒的比较实验，中国以1：0获胜领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授和指导教官都不敢轻视此项研究了。于是，他们正式签发研究指导计划书，让我把中国蛇毒论文全部翻译出来，在小组会上讨论。日本研究人员了解到了中国蛇毒不仅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而且，它与世界上的链激酶的作用十分相似。
就这样，延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研究继续上马，对蛇毒的心功能进行实验研究。大家清楚，要想使蛇毒从治疗脑血栓进而转入治疗冠心病，其关键就是要看心功能实验的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国际通用认可的模型上进行的。
在那段时间，我常常去东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在东京大学图书楼浩瀚的图书中，竟然有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耳鼻喉科杂志，中华心血管杂志以及中华神经科杂志等等中国最新的顶级医学杂志，十多年前的东大图书馆电脑就能够在全世界医学领域进行查询新工作，这令我十分震憾。
好在令人鼓舞的是，蛇毒的心功能实验尚属世界首例，我更加感到了使命之重大。
就在实验的关键阶段，一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小雨，一手拿伞，一手骑车路过一个弯道时，一辆白色的尼桑轿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刹车已经来不及。一刹那，穿着蓝灰色风雨衣的我，飞上了尼桑轿车。车祸让我5处受伤，鲜血将左膝盖以下的裤子都染红了，右手腕骨折。消息马上传到了东大医学部内田指导教官的耳中，他心急如焚，搭乘出租车，从东大跑了几十公里路程来到了船桥市中央病院。看到我浑身是血，手上缠着绷带，他马上找来了外科医生，命令我立即住院。我被抬进了外宾病房的单间。杉本教授也带着礼物和鲜花来到病房亲自来看望。医院的外科主任查房时，看到是杉本教授送的鲜花非常吃惊！心想，这位中国病人肯定是个“大人物”而格外地照顾我。
得知车祸情况的我年迈的老父亲，清晨赶到了外交部领事司约见领导，传真马上发到了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的同志很快地赶到了医院进行看望并联系赔偿事宜。在日本交通事故中，取得赔偿要根据住院的天数、病情的严重程度来定，住院时间越长赔的钱越多。伤筋动骨100天，要有3个月的住院生活，每天都可以无偿地吃住单间病房生活。好好休养，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保险赔偿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实验研究进程不时地牵动着我的心，我时时提醒着自己来日本是干什么来的，为此，我十分着急。
在住院期间，在医院门口的小店买邮票时，我认识了那里的新山政次老板。从交谈中得知他原来在中国保定当过日本卫生兵。当晚，他带了一箱水果罐头来看望我。后来，我出院后，每次从东大回来时，经常要到这个小店休息一下和新山政次老板聊聊再走。一直到我的妹妹来访问日本时，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吃生鱼片。他常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忏悔不已，类似情况，在东京大学和千叶船桥市我都遇到过不少，这些人很多都在从事日中友好工作。
为了使研究早日上个新台阶，我在医院住了仅仅11天后，放弃了100万日元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带伤回到了东大，继续开始了蛇毒最关键的研究工作。每天从实验室出来，吊着用夹板固定着的右臂，左手拎着二三十公斤重的麻醉过的狗从一楼爬上四楼的实验室。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汗水一滴滴地落在台阶上。就这样，我用一只手固定动物、打开仪器，另一只打着夹板的右手就把装有蛇毒的生理盐水的针管插入静脉血管之中，每星期上下午各一次，一周共计6次。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试验，左手肿得像馒头似的时候，试验做完了，论文也终于完成。日本医生都来到电脑旁等待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日本朋友曾经写下这样的几句话：这个实验有意义，如果统计学处理没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实验就没得说了。数据很快进入电脑，整齐的出现在电脑屏上，结果出来了，大家欢喜得都要跳起来了。站在一旁的我，那时却是心潮起伏。
接着，光明日报驻东京的蒋道鼎记者赶到东大研究室进行采访。两天后的晚上10点钟记者又来了电话，再次核对后，马上就可以发回祖国了。这样，消息在光明日报国际版上迅速刊出，在祖国的医学领域引起了震动。
在东京大学医学部第二内科的新年团拜会上，我见到了日本最高内科权威上田英雄教授。此时他站在我们中间，连杉本先生也毕恭毕敬的站到了他的一边低着头聆听教诲。经内田医学博士的介绍我与这位重量级“大人物”认识了。后来他在自己作为日本铁路总医院顾问的办公室内接见了我。他亲自审阅了我的论文后表示：这篇论文是出色的，惊人的！并立即请医院的年轻大夫在楼道里拍下了珍贵的合影。他高兴地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告诉我，他曾经到过的中国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桂林等地方，还把他自己平时看过的日本全国大专院校的教科书“内科学”手书盖章赠送给我。这是对亲密朋友的最高礼遇！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内科学”三个字是用了中国古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此书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内可以见到。
就这样，蛇毒治疗冠心病的创新理论形成了。这个理论是：蛇毒在心肌不受到抑制和回心血量不增加的情况下，能使外周血管明显扩张阻力减少。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蛇毒治疗冠心病的高潮,并在1998年和1999年得到了冠造影/的P.T.C.R直接证明，产生了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研究成功之后，杉本先生首先表示了祝贺，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也表示了祝贺。
之后，我接到了东大医学部打来的电话，要我去一下。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来到了医学部的办公楼，却意外地接到了由医学部部长签发的“再留证明书”，要将我在东大留学的时间再延长一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惯例是从不超过一年，但这次破例了。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我手捧着东大医学部的证书来到了东大校园的湖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挫折与困难，我终于走了过来！心中禁不住溢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健康事业，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再作更多地付出也在所不惜！
多少年来，我的工作和努力一直得到国务院领导、卫生部及北京市有关负责人的关怀。我希望一切有良知的医务人员和科技工作者都能够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振兴中华的医药卫生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报效伟大的祖国。
编/吴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