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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的整容手术台上苏醒后，原本“挺好看”的陈怡丽便再也未能走出阴影，至今已5年。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陈怡丽房间里放着一张整容前的照片，头发齐肩，眼睛又大又圆，脸上带着没心没肺的笑容。“当初男朋友就是看上我漂亮。”她开玩笑说。唯一让她和男友都不满意的就是皮肤不好。
当时，从上小学起就“特别喜欢显摆”的陈怡丽，除了拥有爱情，还和姐姐在深圳拥有两家服装批发店。其中一家专做“韩国货”，陈怡丽一两周就要往返韩国一次。在韩国时，陪同她的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翻译高某。
2010年，陈怡丽已攒下70多万元的积蓄，决定关掉经营了7年的服装店，出国学设计。“觉得自己早早出来做生意，读书太少”。父亲病逝后，她十七八岁就辍学出来开饰品小店。当高某建议她去韩国做“焕肤”手术时，陈怡丽并不排斥。
她回忆，在办出国手续的几个月里，高某在韩国一再打电话来催促，“一个杭州的姐姐做了，脸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26岁的陈怡丽于是决定去韩国做个“皮肤护理”。高某介绍的纤美医院在韩国富人区清潭洞，以名品街、画廊、酒廊等高端场所闻名。
签合同和手术定在第二天，主要调整五官，附赠“肋骨鼻子”，等一个月后恢复好了再做皮肤。
第二天，在韩国工作人员和高某的指导下，她签下全韩文的合同，现金加刷卡共付了16.5万元人民币。
上午10点左右，陈怡丽空着肚子进了手术室，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出来。醒来后，陈怡丽拿起镜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嘴切了，满嘴线头，很粗糙，蜈蚣一样。下巴垫了假体，里外都缝了线；脸色并不是正常整容后的红肿，而是淤青。但医生和高某反复强调，刚手术完就是这样的。”陈怡丽回忆，麻药劲儿还没完全消退，晕晕乎乎自己举着点滴去上完洗手间后，没来得及多问几句，她就在高某的催促下出院了。
回国半个月后，陈怡丽出门见人，所有人都会吓得倒退一步问：“你怎么变成这样？鼻子好假，你去韩国整容了是吧？”
她开始觉得鼻子痒，嘴也有问题，一嘬一口血。打电话给高某，在陈怡丽忍无可忍大骂一通后，高某从此杳无音讯。
回国一个多月后，陈怡丽到韩国讨说法。医院表示恢复的时间还不够，在陈怡丽说明鼻子已经有炎症时，院方直接把她锁在房间内，声称“一分钱也不会退，钱都被高某拿走了，并且已经报警”。年轻的留学生翻译劝她：“他们真的报警了，这次先算了吧。”害怕在韩国留下案底再也不能入境，她的第一次交涉宣告失败。
在医院门口，她遇到一个来讨说法的韩国女孩，同样做鼻子，只花了陈怡丽十分之一的钱，“价格一说，俩人都愣了”。
“十六万五啊，那时在深圳起码是个房子首付，在小城市已能买一套了。”而她同样后悔的是，“当时维权意识太差，连照片都没拍。”
“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陈怡丽在国内找了不少知名医生试图修复面部，由于破坏性太大，没人愿意接手，“人家也不愿意砸了自己牌子”。
但鼻子的炎症不能耽误，她只好托人介绍，花了10万元人民币在韩国另一家医院重新修复鼻子。
这次修复没能让陈怡丽的心情好转，她彻底抑郁了—不敢照镜子，不敢出门，不敢和别人说话，手经常不受控制地抖。
同时完全失控的还有陈怡丽的生活。她最早开饰品小店时，经常凌晨4点起床去广州进货，交完三四千元的租金，一个月能赚5000～8000元，当时的收入是同学的几倍。后来专心做服装，赚得更多。抑郁后没有收入的生活，让她无法忍受。“中国人都是那种没自信的教育嘛，小时候父母骂人都会说‘没用啊’，那些记忆一下子就全都回来了。”陈怡丽说。
有时别人多看她一眼，她就满脸通红，“感觉很羞愧”，怀疑是不是人家不仅觉得自己丑，还是个无业游民。
她手里拿着以前的照片对比，“就这样还是修复过的，修复前根本不能看。”
严重抑郁的那段时间，陈怡丽整日昏睡，又常常被噩梦惊醒，没来由地惶恐、低落，有时觉得“四面八方有鬼在抓”。
有一阵，她和姐姐几乎天天吵架，吵完了哭，两人都长出不少白发。
控制不了手抖的时候，陈怡丽一下明白了为什么抑郁病人都想死，“只有死才能解脱，不然停止不了。”最严重时，她每天要吃11粒药，现在已经好很多，每天也还要吃10粒。
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焊死，姐姐“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出国散心是陈怡丽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国外没人认识她，她就半年半年地住，“美国，欧洲，泰国都住过。”
等她从不同的国家散完心回家，手术失败后就收起来再也没用过的化妆品，“好多都过期了”。
“没用了，化不化都是这种鸟样。”她说。但她至今没舍得扔。
“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这样挨到2014年，另外两个在韩国整容失败的女孩联系到她，一起开了维权发布会。
发布会的影响以她未曾料到的速度扩散，一夜之间，她的微博、朋友圈一再被刷屏，几乎所有熟人都知道了她整容失败的事。“说什么话的都有，一下子特别害怕。”除了熟人，还有不少陌生人也来谩骂。
那些人的反应，让她想到了去世多年的父亲。“他又不爱女孩唱，又不爱女孩跳，这种抹煞人家天分的东西他全干。”
初中要穿校服，她就趁周末换一套喜欢的衣服出去玩，有时还用姐姐的化妆品，试着打眼影，涂唇膏，偶尔忘了卸妆被父亲碰到，就会被他用“很厌恶的眼神”盯着。 她至今想不通：“我一个小女孩，十一二岁的，喜欢换一套衣服怎么了？”
那些网友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让她感到不可理喻：“先天靠父母努力，后天靠自己努力，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陈怡丽加入了“整容维权微信群”、“修复微信群”，光维权群里就有300多人。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女孩，因为在韩国整容失败而聚在一起诉苦、安慰，勇敢一些的则商量着站出来维权。 维权记者会上，陈怡丽认识了微微，后来一起参加明洞抗议活动。在微微眼里，陈怡丽“善良，没有私心”。“有些人维权会把别人说得都不严重，就自己严重，陈怡丽不会。去韩国，她会陪每个人到医院交涉。”
因为比群里大多数人维权早，大家更信任陈怡丽，她需要不断地接电话，回复微信。
这样跟外界的交流也有助于她治疗抑郁。姐姐觉得陈怡丽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好”的意思是不怕出门，敢看着人眼睛说话，还敢以真名且露脸的方式上节目维权。“换句话说，能正常生活了。”
群里的姑娘已经一起去过几次韩国，她们规矩地去警局申请街头集体抗议，挨个拿出护照登记，“我们都是守法的中国人，在韩国所有行动都合法。”陈怡丽强调。
翻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劝过她们“算了”，有好心的警察拿出厚厚的档案，“这些全是跟你们一样维权的，没有几个能成功，回去吧。”
去纤美医院讨说法，给陈怡丽做手术的院长穿着花衬衣、暗花西装、尖头皮鞋，陈怡丽差点儿没认出他。他扯过陈怡丽的护照，翻了一遍后扔回来，之后再看见陈怡丽，干脆躲起来让工作人员谎称他已经辞职。
找韩国律师诉诸法律，对方说成功案例很少，截至2010年只有两例。再一问价格，“两千多万韩币，等于又一个手术了，而且打官司起码耗3年。”
因为维权，她能熟练说出韩国有多少整容从业人员，多少主任级别整容医师，“关于韩国这个行业，很多国内医生可能都没有我了解”。
房间角落的袋子是她趁打折在香港买的漂亮内衣，她拿出几件铺在床上，喃喃道：“我还是挺爱美的，是吧。”
陈怡丽依然住在当年开服装店的楼上，阳台上还堆着没处理掉的尾货。当年去韩国进货时，她都是随意跟姐姐打声招呼就走了。但最后一次“随意地”打完招呼回到家里时，站在姐姐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陈怡丽。不久，男友出国，她又丢失了爱情。
以前，陈怡丽为了进货经常往返韩国，关店5年后，她依然时不时地飞韩国，却是为了维权。下一次赴韩的日子在11月初，虽然知道可能得不到什么结果，但她“还是想试一下，想修复好”。
她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上午穿着小黄裙子去小学时，被别人夸漂亮，下午她就再换一套，等着街坊的邻居说“漂亮”，再等着学校的同学说“真漂亮”。在被“毁容”的阴影笼罩多年后，这已是她青春里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摘自《博客天下》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陈怡丽房间里放着一张整容前的照片，头发齐肩，眼睛又大又圆，脸上带着没心没肺的笑容。“当初男朋友就是看上我漂亮。”她开玩笑说。唯一让她和男友都不满意的就是皮肤不好。
当时，从上小学起就“特别喜欢显摆”的陈怡丽，除了拥有爱情，还和姐姐在深圳拥有两家服装批发店。其中一家专做“韩国货”，陈怡丽一两周就要往返韩国一次。在韩国时，陪同她的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翻译高某。
2010年，陈怡丽已攒下70多万元的积蓄，决定关掉经营了7年的服装店，出国学设计。“觉得自己早早出来做生意，读书太少”。父亲病逝后，她十七八岁就辍学出来开饰品小店。当高某建议她去韩国做“焕肤”手术时，陈怡丽并不排斥。
她回忆，在办出国手续的几个月里，高某在韩国一再打电话来催促，“一个杭州的姐姐做了，脸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26岁的陈怡丽于是决定去韩国做个“皮肤护理”。高某介绍的纤美医院在韩国富人区清潭洞，以名品街、画廊、酒廊等高端场所闻名。
签合同和手术定在第二天，主要调整五官，附赠“肋骨鼻子”，等一个月后恢复好了再做皮肤。
第二天，在韩国工作人员和高某的指导下，她签下全韩文的合同，现金加刷卡共付了16.5万元人民币。
上午10点左右，陈怡丽空着肚子进了手术室，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出来。醒来后，陈怡丽拿起镜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嘴切了，满嘴线头，很粗糙，蜈蚣一样。下巴垫了假体，里外都缝了线；脸色并不是正常整容后的红肿，而是淤青。但医生和高某反复强调，刚手术完就是这样的。”陈怡丽回忆，麻药劲儿还没完全消退，晕晕乎乎自己举着点滴去上完洗手间后，没来得及多问几句，她就在高某的催促下出院了。
回国半个月后，陈怡丽出门见人，所有人都会吓得倒退一步问：“你怎么变成这样？鼻子好假，你去韩国整容了是吧？”
她开始觉得鼻子痒，嘴也有问题，一嘬一口血。打电话给高某，在陈怡丽忍无可忍大骂一通后，高某从此杳无音讯。
回国一个多月后，陈怡丽到韩国讨说法。医院表示恢复的时间还不够，在陈怡丽说明鼻子已经有炎症时，院方直接把她锁在房间内，声称“一分钱也不会退，钱都被高某拿走了，并且已经报警”。年轻的留学生翻译劝她：“他们真的报警了，这次先算了吧。”害怕在韩国留下案底再也不能入境，她的第一次交涉宣告失败。
在医院门口，她遇到一个来讨说法的韩国女孩，同样做鼻子，只花了陈怡丽十分之一的钱，“价格一说，俩人都愣了”。
“十六万五啊，那时在深圳起码是个房子首付，在小城市已能买一套了。”而她同样后悔的是，“当时维权意识太差，连照片都没拍。”
“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陈怡丽在国内找了不少知名医生试图修复面部，由于破坏性太大，没人愿意接手，“人家也不愿意砸了自己牌子”。
但鼻子的炎症不能耽误，她只好托人介绍，花了10万元人民币在韩国另一家医院重新修复鼻子。
这次修复没能让陈怡丽的心情好转，她彻底抑郁了—不敢照镜子，不敢出门，不敢和别人说话，手经常不受控制地抖。
同时完全失控的还有陈怡丽的生活。她最早开饰品小店时，经常凌晨4点起床去广州进货，交完三四千元的租金，一个月能赚5000～8000元，当时的收入是同学的几倍。后来专心做服装，赚得更多。抑郁后没有收入的生活，让她无法忍受。“中国人都是那种没自信的教育嘛，小时候父母骂人都会说‘没用啊’，那些记忆一下子就全都回来了。”陈怡丽说。
有时别人多看她一眼，她就满脸通红，“感觉很羞愧”，怀疑是不是人家不仅觉得自己丑，还是个无业游民。
她手里拿着以前的照片对比，“就这样还是修复过的，修复前根本不能看。”
严重抑郁的那段时间，陈怡丽整日昏睡，又常常被噩梦惊醒，没来由地惶恐、低落，有时觉得“四面八方有鬼在抓”。
有一阵，她和姐姐几乎天天吵架，吵完了哭，两人都长出不少白发。
控制不了手抖的时候，陈怡丽一下明白了为什么抑郁病人都想死，“只有死才能解脱，不然停止不了。”最严重时，她每天要吃11粒药，现在已经好很多，每天也还要吃10粒。
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焊死，姐姐“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出国散心是陈怡丽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国外没人认识她，她就半年半年地住，“美国，欧洲，泰国都住过。”
等她从不同的国家散完心回家，手术失败后就收起来再也没用过的化妆品，“好多都过期了”。
“没用了，化不化都是这种鸟样。”她说。但她至今没舍得扔。
“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这样挨到2014年，另外两个在韩国整容失败的女孩联系到她，一起开了维权发布会。
发布会的影响以她未曾料到的速度扩散，一夜之间，她的微博、朋友圈一再被刷屏，几乎所有熟人都知道了她整容失败的事。“说什么话的都有，一下子特别害怕。”除了熟人，还有不少陌生人也来谩骂。
那些人的反应，让她想到了去世多年的父亲。“他又不爱女孩唱，又不爱女孩跳，这种抹煞人家天分的东西他全干。”
初中要穿校服，她就趁周末换一套喜欢的衣服出去玩，有时还用姐姐的化妆品，试着打眼影，涂唇膏，偶尔忘了卸妆被父亲碰到，就会被他用“很厌恶的眼神”盯着。 她至今想不通：“我一个小女孩，十一二岁的，喜欢换一套衣服怎么了？”
那些网友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让她感到不可理喻：“先天靠父母努力，后天靠自己努力，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陈怡丽加入了“整容维权微信群”、“修复微信群”，光维权群里就有300多人。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女孩，因为在韩国整容失败而聚在一起诉苦、安慰，勇敢一些的则商量着站出来维权。 维权记者会上，陈怡丽认识了微微，后来一起参加明洞抗议活动。在微微眼里，陈怡丽“善良，没有私心”。“有些人维权会把别人说得都不严重，就自己严重，陈怡丽不会。去韩国，她会陪每个人到医院交涉。”
因为比群里大多数人维权早，大家更信任陈怡丽，她需要不断地接电话，回复微信。
这样跟外界的交流也有助于她治疗抑郁。姐姐觉得陈怡丽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好”的意思是不怕出门，敢看着人眼睛说话，还敢以真名且露脸的方式上节目维权。“换句话说，能正常生活了。”
群里的姑娘已经一起去过几次韩国，她们规矩地去警局申请街头集体抗议，挨个拿出护照登记，“我们都是守法的中国人，在韩国所有行动都合法。”陈怡丽强调。
翻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劝过她们“算了”，有好心的警察拿出厚厚的档案，“这些全是跟你们一样维权的，没有几个能成功，回去吧。”
去纤美医院讨说法，给陈怡丽做手术的院长穿着花衬衣、暗花西装、尖头皮鞋，陈怡丽差点儿没认出他。他扯过陈怡丽的护照，翻了一遍后扔回来，之后再看见陈怡丽，干脆躲起来让工作人员谎称他已经辞职。
找韩国律师诉诸法律，对方说成功案例很少，截至2010年只有两例。再一问价格，“两千多万韩币，等于又一个手术了，而且打官司起码耗3年。”
因为维权，她能熟练说出韩国有多少整容从业人员，多少主任级别整容医师，“关于韩国这个行业，很多国内医生可能都没有我了解”。
房间角落的袋子是她趁打折在香港买的漂亮内衣，她拿出几件铺在床上，喃喃道：“我还是挺爱美的，是吧。”
陈怡丽依然住在当年开服装店的楼上，阳台上还堆着没处理掉的尾货。当年去韩国进货时，她都是随意跟姐姐打声招呼就走了。但最后一次“随意地”打完招呼回到家里时，站在姐姐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陈怡丽。不久，男友出国，她又丢失了爱情。
以前，陈怡丽为了进货经常往返韩国，关店5年后，她依然时不时地飞韩国，却是为了维权。下一次赴韩的日子在11月初，虽然知道可能得不到什么结果，但她“还是想试一下，想修复好”。
她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上午穿着小黄裙子去小学时，被别人夸漂亮，下午她就再换一套，等着街坊的邻居说“漂亮”，再等着学校的同学说“真漂亮”。在被“毁容”的阴影笼罩多年后，这已是她青春里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