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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一月八日，带着钦差大臣关防信印的林则徐出北京新仪门，开始了他南下之旅。奇怪的是，林则徐前一年从武昌到北京只花了一个月，而此次南下广州，他却选择取道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水陆兼程，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于3月10日才被迎进广州城。这与从伦敦到广州的时间差不多，3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
众所周知，林则徐南下的使命是禁烟。禁烟变成销烟，一字之差，一向很少被人关注。我认为，这一字之差，差别重大，正是后来朝廷指责“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的关键。《清史稿》说“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初看“操之过急”四字平淡无奇，其实越看越觉得很到位。
无论是首倡禁烟的黄爵滋还是林则徐提出的六条建议都没有打算要“销烟”，都是重在禁烟以治内。林则徐最大胆的建议是“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物，倍蓰其价”，就是将中国产的茶叶、大黄和湖丝等物，提高五倍价格卖给洋人。
从林则徐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个很认真且政声颇好的地方政务官，但是从他广州禁烟所为来看，可以看出这么几点：第一他背离了禁烟的初衷，重点不是放在国内，而是对外施压。抵粤后他拿出了二副“药”。第一副药是喂给行商们吃，他将广州行商召集至行辕，令他们跪在地上听他长篇训话。之后，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封长信，“明宣定例”，履行他儒家所谓的“不忍不教而诛”这一宗旨，然后他竟然要行商们将“药”端给外国鸦片商们喝。两副“药”喂下去，林则徐便给皇帝送上一剂镇静药，他将洋人在这“从未见过的阵势”面前的张皇失措十分形象地报告给了北京，然而坐等洋人药到病除，洗心革面。第二，他没有真正对吸烟者实施禁烟，而是将重点放在整治“汉奸”上。行至泰和县时他就向广东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命令。第三，他的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时，捉拿英国鸦片商人颠地、勒令英商交出全部鸦片就成了禁烟的重要措施。没想到，这招却将一个本来反感鸦片的英国人义律逼到了对立面。义律被激怒后，就给林则徐设下一个很大的局：同意交出鸦片，然后再行索赔。
于是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上空化成青烟，但接下来，林则徐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烟款索赔上。当然，林则徐销烟并非没有想过补偿。但是，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补偿计划是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英商所得，不及百分之一”，在继任的钦差看来，“此衅之所由来也”。舟山一个清军指挥官甚至抱怨道：“你们应该去打广东人，而不是我们，我们没有伤害过你们”。
禁烟之所以变成销烟，用“操之过急”来形容非常贴切。
第一，林则徐没有认真了解西方，甚至不知道鸦片走私是怎么一回事，就匆促“销烟”，结果授人以口实；第二，林则徐也没有认真了解国内情况，他不知道本国有无实力与人抗衡，甚至对自己也所知不多。他完全弃已之长而取已之短，不知道自己长于内政而短于外交，可是，盲目的自信和对敌人的无知，以及自己声望高涨的冲动，导致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也忘记了自己给皇帝奏折中提出的建议，“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密拏汉奸剳稿》）本应当做好国人禁烟的工作，最好是发动广东百姓，让他们觉悟起来，共同抵制鸦片；最低限度也应当把大半精力放在禁止国内鸦片商人去贩买鸦片：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绝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和洋人的纠结上，卷入了义律设下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第三，他受制于国内舆论而格外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1939年林则徐只不过公开主张禁烟的6位干部之一，属于典型的少数派；南下路上他收到了龚自珍的三条建议，这位在史书上口碑极佳的先生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另外他为民气所鼓舞，民间传说林钦差是出师南下、要对洋人开战而欣喜若狂；因而他刻意维护自己的形象，一是清廉，二是夷夏之防。
清廉使他远离民众，首创“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办法，他利用过鸦片贩子、吸毒人员，这又使他的观念里只有汉奸没有民众，宁可求助道家气功师，也没有想过如何组织民众；夷夏之防使他一开始将西方视为敌人，却不知自己真正的敌人是朝廷中那些等着攻击他的同事。他陶醉在天朝大国的幻想中，陶醉在自己采取的一系列威吓措施和“临以兵威，屡战皆捷”的谎言中，以至于中央并没有把禁烟看得很重，一件更好的差事—两江总督新职早已赏赐给了林则徐。他迫切希望尽快成功，一来完成皇帝交给的差事去履新；二来做给那些反对他的同事看。他根本没有想到，将禁烟置换成销烟后，实质上并没有触动包括吸食鸦片者在内的任何一方利益，因为这跟他们毫无关系，到1930年代末进口中国的鸦片一年中远不止2万多箱，可能是其数倍，销掉这批鸦片，还有源源不断的鸦片运进来。
他关注的只是自己的道德形象。被免职以后，林则徐如释重负，在广州制作对联，整理藏书，暗暗地应对他的政敌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他如何与英国擅开边衅的调查。他将战争失败的原因解释为内奸，而头子正是新任的钦差大臣琦善。（刘绪义）
众所周知，林则徐南下的使命是禁烟。禁烟变成销烟，一字之差，一向很少被人关注。我认为，这一字之差，差别重大，正是后来朝廷指责“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的关键。《清史稿》说“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初看“操之过急”四字平淡无奇，其实越看越觉得很到位。
无论是首倡禁烟的黄爵滋还是林则徐提出的六条建议都没有打算要“销烟”，都是重在禁烟以治内。林则徐最大胆的建议是“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物，倍蓰其价”，就是将中国产的茶叶、大黄和湖丝等物，提高五倍价格卖给洋人。
从林则徐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个很认真且政声颇好的地方政务官，但是从他广州禁烟所为来看，可以看出这么几点：第一他背离了禁烟的初衷，重点不是放在国内，而是对外施压。抵粤后他拿出了二副“药”。第一副药是喂给行商们吃，他将广州行商召集至行辕，令他们跪在地上听他长篇训话。之后，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封长信，“明宣定例”，履行他儒家所谓的“不忍不教而诛”这一宗旨，然后他竟然要行商们将“药”端给外国鸦片商们喝。两副“药”喂下去，林则徐便给皇帝送上一剂镇静药，他将洋人在这“从未见过的阵势”面前的张皇失措十分形象地报告给了北京，然而坐等洋人药到病除，洗心革面。第二，他没有真正对吸烟者实施禁烟，而是将重点放在整治“汉奸”上。行至泰和县时他就向广东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命令。第三，他的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时，捉拿英国鸦片商人颠地、勒令英商交出全部鸦片就成了禁烟的重要措施。没想到，这招却将一个本来反感鸦片的英国人义律逼到了对立面。义律被激怒后，就给林则徐设下一个很大的局：同意交出鸦片，然后再行索赔。
于是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上空化成青烟，但接下来，林则徐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烟款索赔上。当然，林则徐销烟并非没有想过补偿。但是，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补偿计划是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英商所得，不及百分之一”，在继任的钦差看来，“此衅之所由来也”。舟山一个清军指挥官甚至抱怨道：“你们应该去打广东人，而不是我们，我们没有伤害过你们”。
禁烟之所以变成销烟，用“操之过急”来形容非常贴切。
第一，林则徐没有认真了解西方，甚至不知道鸦片走私是怎么一回事，就匆促“销烟”，结果授人以口实；第二，林则徐也没有认真了解国内情况，他不知道本国有无实力与人抗衡，甚至对自己也所知不多。他完全弃已之长而取已之短，不知道自己长于内政而短于外交，可是，盲目的自信和对敌人的无知，以及自己声望高涨的冲动，导致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也忘记了自己给皇帝奏折中提出的建议，“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密拏汉奸剳稿》）本应当做好国人禁烟的工作，最好是发动广东百姓，让他们觉悟起来，共同抵制鸦片；最低限度也应当把大半精力放在禁止国内鸦片商人去贩买鸦片：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绝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和洋人的纠结上，卷入了义律设下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第三，他受制于国内舆论而格外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1939年林则徐只不过公开主张禁烟的6位干部之一，属于典型的少数派；南下路上他收到了龚自珍的三条建议，这位在史书上口碑极佳的先生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另外他为民气所鼓舞，民间传说林钦差是出师南下、要对洋人开战而欣喜若狂；因而他刻意维护自己的形象，一是清廉，二是夷夏之防。
清廉使他远离民众，首创“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办法，他利用过鸦片贩子、吸毒人员，这又使他的观念里只有汉奸没有民众，宁可求助道家气功师，也没有想过如何组织民众；夷夏之防使他一开始将西方视为敌人，却不知自己真正的敌人是朝廷中那些等着攻击他的同事。他陶醉在天朝大国的幻想中，陶醉在自己采取的一系列威吓措施和“临以兵威，屡战皆捷”的谎言中，以至于中央并没有把禁烟看得很重，一件更好的差事—两江总督新职早已赏赐给了林则徐。他迫切希望尽快成功，一来完成皇帝交给的差事去履新；二来做给那些反对他的同事看。他根本没有想到，将禁烟置换成销烟后，实质上并没有触动包括吸食鸦片者在内的任何一方利益，因为这跟他们毫无关系，到1930年代末进口中国的鸦片一年中远不止2万多箱，可能是其数倍，销掉这批鸦片，还有源源不断的鸦片运进来。
他关注的只是自己的道德形象。被免职以后，林则徐如释重负，在广州制作对联，整理藏书，暗暗地应对他的政敌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他如何与英国擅开边衅的调查。他将战争失败的原因解释为内奸，而头子正是新任的钦差大臣琦善。（刘绪义）